来源：北京卫视、大千世界 2024年7月20日
马三立，坎坷的一生
作者： 李玉霄
前言：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
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
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
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马老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
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然而，一茬接一茬的社会运动，环境变迁带来的生存难题，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时代背景下，马三立为了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不得不逆来顺受。
他自言：“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01 一生总结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
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
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
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
“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一颗催泪弹。”
虽然很不情愿，很少拒绝别人的马三立还是奉命行事，并且一反常态，借机将自己的一生沧桑直白道出：
“我这一生，总是逆境更多于顺境……我不相信宿命论，更不相信我是穷命。
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
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
但是，据老人身边的子女介绍，对于外界赠予的这些称号，对于这些评价，老人一向的态度是，拒而不受。
实际上，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时候，还是位社会活动家：
参加各种各样的慰问演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到敬老院说相声，支持子女办养老院，和大爷大妈一起治安巡逻，帮助交通警察维持秩序，等等。
可以想象，每当这位瘦瘦高高、面目和善的老人一出现，就会出现一种怎样的观者如堵、掌声潮起的场面。
所以，至少从表面看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很热闹，或者说还有一些风光。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长子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
更多的时间里，或者说参加完那些热闹的活动之后，老人更愿意做的，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一言不发。
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枯坐时，会想些什么？
谈起父亲，最为了解老人内心世界的马志明最深的感慨是，“老爷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能经受得住这么多挫折，而且还能迎来晚年的东山再起。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
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
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02 苦难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
迫于生计，他的祖父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这一行；在老北京的闹市、书场和茶园说《水浒》养家糊口，由此结识相声界的老前辈旗人春长隆、恩培等人。
随后，当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9岁时，马德禄又拜春长隆为师，学说相声。
满师后跟随恩培作艺，12岁就在北京的天桥、鼓楼一带卖艺，艺名“小恩子”。
恩培收的徒弟都以“德”字排名，马德禄这一辈的八个师兄弟在清末民初蜚声京津两地，成为相声史上赫赫有名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活儿磁实，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来和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
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不幸的是她体弱多病，在1917年全家迁居天津后病逝。
为了给妻子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财物，带着10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住到相声园子的后台，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弟弟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家长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
丁氏好吃懒做，与丈夫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矛盾。
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
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放学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马德禄原先和“万人迷”搭档在燕乐戏院说相声，收入尚可；1929年，“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好在到老天津的“三不管”地带南市露天“摞地”，收入锐减，家中供不起马三立读书了。
在同样求学不成的哥哥马桂元的说服下，马三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津汇文中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为师。
自此算是正式成为“穷作艺的”的一员，进入吃“开口饭”这一行当。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相声、评书、坠子等“拾样杂耍”的艺人的地位属于“下九流”，名声不如“戏子”，更次于引车卖浆之流。
对于马家而言，自说评书的祖父马诚方起，虽然都是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闯荡江湖；但无一不是迫于要活命、要吃饭而不得不从事这一低贱行当。
马德禄原指望靠自己说相声供养马桂元、马三立两个儿子读书取得功名，出人头地，但这一计划先后落空。
先是马桂元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了相声园子，接着是马三立中学未读完就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费而继操父业。
天津市文化局刘连群先生撰写的《马三立别传》对马三立辍学一事记载详细。
据说，半个多世纪以后，马三立对一位年轻的客人提起当年旧事时，语调深沉，感慨万端：
“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年级的书，多少年的，多少科目，都保存得整整齐齐，象新的一样……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在传统相声老艺人中，被迫从艺是一个终生难解的结。对于马三立，这个情结更为沉重。
03 漂泊江湖
投入师门，意味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品尝贫寒子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人生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
师父周德山温和敦厚，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意义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哥哥，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
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
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害怕，直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时，依然如此。
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写作，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严厉管教似乎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
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必要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看到警察局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
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
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
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
先是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
一连串的打击，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
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
大凡旧社会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家常便饭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潦倒至极连外出也困难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
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
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
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风餐露宿、舟车劳顿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
“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
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
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
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
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
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
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出门在外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
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
不是他生性胆小怕事，而是作为最底层的穷苦艺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是苟且偷生。
他只能在路上背诵“温柔终益己，强暴必有灾
”之类的旧式格言的时候，寻找到一点平衡。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忍辱负重。
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
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
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
为了霸占控制技艺出众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
没想到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此时正是他艺术上渐入佳境、需要更上层楼的当口，
而剧团给他的安排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话剧，反串其中的角色。
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对于这近乎白白浪费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后悔。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3年春节，我家的破烂东西，当卖一空。
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大人却不像过年的样子，勉强买几斤馒头，早早的熄灯睡觉了。
我在这黑暗中，流着眼泪，听着外边的鞭炮声，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
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
04 右派生涯
这之后，马三立很快声誉鹊起。1947年，他登上了被全国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搭档，大受观众追捧；
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他风格独特的马家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原子弹爆炸一样”的轰动；
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也就是在这一年，家里添置齐了桌椅板凳，过年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裳，老伴甄惠敏第一次穿上了皮鞋；
过年了，马三立买来红纸，大门上头一回贴上了春联。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
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
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
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
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
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
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
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
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
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
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
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
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生活时说：
“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
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
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
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
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
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马三立不想回来只会是一时的想法。
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
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
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他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
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
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
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
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
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他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
知道内情的马志明说，老爷子是伤心失去了一个好伙伴，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给他捧哏了。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二十多年前招致祸端的《买猴》，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
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还是在1961年第一次下放结束后，马三立作为摘帽右派重新工作。
上班第一天，领导对他约法三章：
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
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
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
马三立马上明白，自己虽然摘帽了，但还是右派，今非昔比了。
对此，马三立平静地接受了。
用马志明的话说，老爷子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
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在当时特殊环境下，动辄得咎的马三立再一次逆来顺受。
曲艺团里设置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20场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5场，而马三立的指标是每月必须演出60场。
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假，剧场不停电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
更多的情形是在是别人大把领钱时，演出最多的马三立还要被扣钱，对此，老人淡然置之。
他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后，就在传达室旁边呆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
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
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
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
多年以后，旧事重提时，马志明直言不讳：我爸爸第一不懂政治，第二不会钻营。
我爷爷外号是“相声公司”，他傍“万人迷”，“万人迷”盖洋房了，我爷爷什么都没有。
到我爸爸这儿，他把这一点发扬得更厉害。
05 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
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
《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
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被掌声包围，总被前呼后拥， 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也总是保持着距离。
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
“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
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
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
给民进、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
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
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
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
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
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
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
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
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
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
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
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
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
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
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
“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
事事寡言，不闻不问。
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
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千禧年后，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
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