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大赢家》
文/郭蓉
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拥有传奇的人生，她12岁到西藏当兵；20岁作为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30岁到美国留学，与美外交官劳伦斯热恋，一度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官劳伦斯其后辞职与她结婚。严歌苓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西班牙等文字，并于多国举办文学研讨会。她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物深切关怀，作品体现出对人性的哲思与批判。
有人曾说，想成为优秀作家的人，都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父亲是作家萧马，前夫是名作家李准的儿子，她有着耳濡目染的生活环境。
初用英文写作常反覆修改
丰富的人生经历，一度是严歌苓写作的宝藏。30岁之前她写部队、写女兵；去了美国之后写失眠者、写移民、写抢劫犯和穷光蛋留学生。对于心思敏感的人，嫁接生涯未尝不是好事，严歌苓也坦诚“自己运气不错”，“付出一分就能有一分收获。很多人付出许多，得到的寥寥无几。”
然而好作家不光是靠上天眷顾在自身经历中提取养分。一如严歌苓，最近几年，眼见身边的写作资源就要用光，她便写起了河南农民、日本遗孤、安徽革命女青年。每次，她都能把那些听来的“遥远事”，讲得格外动听。
用英文写作，绝不是严歌苓为求刺激的一时兴起。十多年前，完成小说《扶桑》后，她就展望：“今后我写小说就用双语，一个中文，一个英文。英语的许多字词很有想象力，跳得厉害。”
展望大胆，实践却异常辛苦。写作《赴宴者》时，严歌苓这个“写稿老手”甚至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拿中文写，基本在脑子里过一遍就落笔，但用英文，我常常反复修改三四次，还吃不准哪句最好。英文写作，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跟自己过不去。”
严歌苓没说错。用英文写故事，的确是她和自己较了一回狠劲。因为，洗练漂亮的中文表达，几乎是她的写作标签。1988年赴美读书前，严歌苓就出版过三个长篇和几个中篇小说。在美国教授和作家班同学眼里，正式出版过三个长篇，已算是成熟作家。读严歌苓的书，常让人感觉，一堆汉字可任她筛选，最后挑出一个动词填进句里，极传神。就如她在《雌性的草地》里所写：女兵的童贞，被男人毫不犹豫地“勾销”了。
正是对中文的精准拿捏，严歌苓拿过多次国际国内文学奖项，多数是以中短篇获胜。她写这些篇幅不长但数量甚众的小说时，身份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课余时间需要干餐馆女侍、保姆、清洁工的活儿赚保命钱。她利用日常生活的边角料进行创作，这也正是当年那些作品篇幅都不长的原因——时间不富裕。
在美国最初的几年，严歌苓常常饭只吃半饱，她的理论是，“这样脑子比较清醒，吃太饱人容易困。”有时“半饱”境界也难达到，“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了两包板蓝根。” 严歌苓曾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了写作生活的清苦与寂寥：一个文学作家班，根本没几个当作家的料，就算有几个有当作家的料，也没有当作家的屁股，不能坐稳了、捱过一本漫长小说的寂寞。
出口转内销红回国内
严歌苓同陈冲是好朋友，两人也同是“好莱坞编剧协会”的成员。多年前，严歌苓的小说《天浴》被陈冲拍成电影，影片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此后，二人又合作过多次著名和非著名电影，严歌苓也终于出口转内销般红回国内。
如今，严歌苓的名字总能和大导演们联系到一起——她为陈凯歌编写《梅兰芳》剧本，小说《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相中。有时，她的新书还未上市，电影公司就把改编权买去捂在手里。于是有人发现，严歌苓的语言风格也有了轻微转变——多年前严歌苓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最高纪录是三十四个通宵不眠不休，她那些又冷又灼人的中短篇就是失眠时代的产物。而在近些年的长篇小说或是剧本创作中，很少能让人再嗅到刺骨的独孤味，如今的她弄起文字又熟又透。
正是进入了中文写作的“自在状态”，严歌苓才感觉自己需要一种写作时的“紧张感、不适感”，于是，也才“逼了自己最后一回”——用英文写作《赴宴者》。在她看来，“做略感吃力的事，才能焕发出精神和身体里的一种凝聚力，才能使生命力达到更高的强度，或说浓烈度。”
这一逼，严歌苓发现自己还是有潜能的。不仅是用英文写作的潜能，还有性格的潜能——幽默。虽然多年来，“有趣”一直是严歌苓写作的“高指标”——她写苦难，很少弄得苦大仇深；她写自由和孤独，绝不自怜自艾、一副全世界都亏欠的委屈样儿；写生命的坚韧与不屈不挠，也不搞得根正苗红咄咄逼人。任何题材，她总要以乐观的人生态度打底，同时混合着一股狡黠的聪明劲儿。
但严歌苓却向来对自己的“幽默感”缺乏自信，尤其是对西方式幽默更显迟钝——她经常搞不懂，丈夫劳伦斯念给她的英文幽默小品，有什么可乐；她也不明白，为何自己在做英文讲演时，自认很幽默的地方，台下听众却毫无反应，而他们大笑时，她却总认为，人家笑的不是地方。
然而《赴宴者》英文版推出后，不少国外读者告诉她，他们如何被她的冷面幽默逗得发笑。这让严歌苓惊叹，“我发现了一个带些美国式粗狂，调侃的严歌苓。”
和很多从大视野、大环境入手的作家不同，严歌苓在写作时更注重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在她看来，不论地域几回流转，朝代多少变迁，“人都是殊途同归那点事儿，写来写去，无非都要正视和承受人间悲苦，挖掘和敬畏生命能量。”
运动和写作通往快乐路径
由于对人性的着迷与偏爱，严歌苓坦言，自己天生抗拒与成功人士交往，“因为成功人士都掐着点儿生活”，她喜欢充满变数的小人物。正是这一偏好直接催生了她笔下的扶桑、王葡萄、田苏菲、多鹤、朱小环、犹太难民，以及《赴宴者》里的蹭饭达人董丹。这些人都故事辗转，际遇传奇，爱恨起来还往往不可思议，但共性也显而易见：贫贱、耐活、好生养、丰满多汁，活得微薄但又劲头十足，受齐了苦也不六神无主。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其实多少有点她自己的影子——有股子坚韧劲。严歌苓一直把坚韧看作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严歌苓的坚韧体现在写作上时，几乎都有点自虐的意味，“我极怕坐到椅子上，极怕拾起笔。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
如今的严歌苓已摆脱失眠症困扰，生活极规律。一早起床，便兴头十足地写作。写累了，就在书桌对面的健身机器上运动，或出门跑步。严歌苓酷爱运动，不仅是为让自己保持秀美身材，按她说法，运动和写作一样，都让她“过足瘾”，是她“通往终极快乐的路径”：“科学家们发现人运动时，身体里分泌出的一种东西能刺激脑细胞，人会本能地觉得快乐。而写作时，可以让我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
2004年严歌苓的丈夫“复职”继续做起了外交官，严歌苓也随他在全世界辗转，两人目前住在德国。走过许多国家后，严歌苓说自己喜欢欧洲的人文环境，“在巴黎的地铁或公园里，常看到不同年龄的人，捧着名著或畅销小说认真阅读。”一个安静读书的剪影，无论何时都让严歌苓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
正是骨子里对“纯文学”的敬畏，在《赴宴者》中文版首发仪式上，当有人向她提起诺贝尔奖、奥斯卡奖的话题时，她那股“我不想听到这些”的意思明确写在脸上。但严歌苓毕竟是大方的、有礼的，她会借《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告诉在座诸位：“有人认为，中国作家和足球运动员是最可悲的两群人，因为他们工作的目的性太强，显得那么功利。想获奖和获了奖常常是有悖论的，越用力就越得不到，何况写作是对精神纯度要求很高的活儿。”
姿势优雅毫不逊影视明星
严歌苓就是这样，有问必答，但不虚伪。正是如此性格，她才会在采访中大方承认，自己爱美爱漂亮，很怕报纸上的她是个不好看的老女人，面对摄影记者的镜头，她摆出的优雅姿势丝毫不逊影视明星；她不怕和人谈起年轻时在部队当文艺兵的“不成功”经历，“当时舞跳得乱七八糟，用了几年工夫证明我根本不适合这个职业”；她不避忌谈自己的父母，她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男女主角不对等的爱情地位，便是取材自父母的感情真相；她说看过韩寒的作品，感觉“挺酷的”；她还会提到自己生性中的不自信，“写完《小姨多鹤》，觉得拿不出手，用铅笔写完后，让打字员录好存在电脑里，7个月的时间没动，希望能改头换面。最终拿出来是因为出版社在催。就连做饭我也不自信，做出来总不停道歉。”
1989年10月，离婚不久的严歌苓踏上赴美求学之路。当时的严歌苓已是国内小有名气的部队专业作家，相继出版了《绿雪》、《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草地》等长篇小说。
为了进入美国一流的大学深造，严歌苓决定先过英语关，遂报考纽约州立大学的预科班。这个班一个学期的学费是3500美元，这对当时没有任何积蓄的她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不得已，严歌苓只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入学后，严歌苓发疯似的把自己置身于英语环境中，整本整本地背考“托福”的资料。
机遇和幸运总是垂青勇于奋斗的人。严歌苓终于拿到了优异的“托福”成绩，美国的三所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亚洲语言系、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英文系和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的小说写作系同时向她发出录取通知书。最后，严歌苓选读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的小说写作系，成为该系百年历史上的第一个东方学生。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丘比特之箭再次向她射来。1990年，也就是她到美国的第二年，一个高大英俊、善良幽默的美国小伙子闯入了她寂寞的世界。
这个比严歌苓大两岁的美国小伙子叫劳伦斯•沃克，是外交官。劳伦斯出生于美国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历史学教授，母亲是心理护理学教授。劳伦斯从小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优越的生活环境中，单纯、善良、正直、坦诚，有着很好的品质和气质。劳伦斯和严歌苓很快成了好朋友。在严歌苓的身旁，劳伦斯总是快乐的、幽默的，像宽厚仁慈的大哥哥，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呵护她。
与外交官相恋被审查
严歌苓认识劳伦斯时，他是脖子上挂着牌子随便进出美国国务院大楼的工作人员。一次，劳伦斯带着严歌苓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突然对严歌苓说：“你最好装做不认识我。”严歌苓不解地问：“为什么?”她自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逊色到令并肩而走的男人尴尬不巳。劳伦斯无奈地说：“美国是不容许外交官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在我们的关系确定之前，我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否则他们会来找你麻烦的。”严歌苓敏感地问：“你难道是CIA(中央情报局)的?”劳伦斯委屈地分辩：“不是的!我只是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50年代初就制定了外交官的纪律，规定有关人员如果与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必须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严歌苓不再逗他了：“那你就别和我建立密切关系。”劳伦斯没有正面答复她，只是坚定地说：“我想辞职。”劳伦斯的话一说出，严歌苓不禁大吃一惊：“辞职?”劳伦斯认真地说：“为了我们的爱情，我宁愿牺牲我的事业。”那一刻，严歌苓被感动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在这寂寞的异国他乡，竟有人这样深爱她，甚至宁愿牺牲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这是多么难得啊!严歌苓不愿意劳伦斯为了她而失去这份待遇优厚的职业，小心翼翼地问：“难道就没有其他可通融的办法吗?”劳伦斯无奈地笑了笑：“我自己辞职，总比让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严歌苓深深地爱着劳伦斯，劳伦斯也给了她极大的帮助。为了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严歌苓的学习、生活变得非常紧张。她每天早晨起来后先去打四小时工，然后才去上课，上课的时候，她全神贯注，一分钟也不敢懈怠。晚上，她伏案至凌晨2点，完成英文写作和中文写作。她透支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力去过每一天。
严歌苓万万没有想到，她和劳伦斯的爱情竟会遭到美国FBI(联邦调查局)的干预。
那天，严歌苓走进教室门发现同学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她感到奇怪：平时大家关注她是因为她是班里惟一的东方人，可今天他们的眼神充满疑惑。
课间休息时，一个男同学问她：“你干了什么?”严歌苓愣了：“我没干什么呀!”“是吗?上课前有个自称是FBI的家伙找过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FBI?他们找我干什么?”严歌苓不由得大吃一惊。
晚上，严歌苓给劳伦斯打电话，先问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劳伦斯说：“我已经收到去罗马任外交官的委任书，意大利语的考试也通过了，不久前，在一次填外交官安全测试表格时我填上了你的名字和背景材料，在两人的关系阐述栏里写了‘趋向婚姻’几个字。”严歌苓松了一口气，说：“只要能帮你保住外交官的饭碗，我不介意被FBI打搅。”劳沦斯吃惊地问：“什么?FBI?他们找你干什么?”严歌苓反问：“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来调查我的吗?”劳伦斯回答说：“不可能! 我填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部发的，FBI绝对没有可能拿到它!即便是FBI，他们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你学校去呀……”
晚上，严歌苓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那个带山东口音的男声说：“我是FBI的调查员。请你明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好吗?”话是客气的，但语气是不容商量的。严歌苓答应了。
第二天，严歌苓如约赶到FBI办公室，等了大约10分钟，才来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他的汉语很标准，语气也很客气。他说：“约你来的那个调查员生病了，由我代替他与你谈话。”说完，把她带进一间很小的、四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那里只有一张木桌和几把木椅子，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用于审讯的，“谈话”开始了，那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表情冷漠，不断地兜着圈子反反复复地提问。严歌苓心里虽然非常抵触，可为了劳伦斯，她还是有问必答。
几天后，两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严歌苓，他们也受到了FBI的调查，谈话的中心内容是核实严歌苓的话是否属实。严歌苓听了非常气愤，开始拒绝与那帮调查员配合。
不久，劳伦斯打来电话，他告诉严歌苓：“我已经收到意大利驻美国使馆的欢迎函了。”他很着急地说：“歌苓，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耐一下、配合一下!”严歌苓又急又气，想到自己最近所受到的委屈和侮辱几乎要哭了：“我是中国人，你们美国要是做得太过分，我宁愿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原还以为你们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度……”劳伦斯有点儿不知所措：“歌苓，请你忍一忍，好吗?”他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自己的女朋友了。过了好长时间，他又恳求道：“歌苓，你一定要忍耐，就算是为了我。好吗?”严歌苓心软了。
半个月时间过去了，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打电话约严歌苓到办公室谈话，为了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尽快结束对劳伦斯的调查，严歌苓如期到达FBI的办公室。
这次，那个带山东口音的矮个子调查员把严歌苓领到那间四面没窗子的小屋中，矮个子调查员问的也是像上次一样的不着边际的话，他十分狡猾，时而用英语，时而又用汉语，一心想让你的思维转不过来，让你跟着他的引导走，以便找出破绽，揭开你的“真相”。半个小时的“审问”，严歌苓觉得像是过了半年。终于矮个子调查员说：“会谈结束了，你的配合十分理想。”严歌苓松了一口气。
哪知严歌苓还没走出房子，矮个子调查员就一边收拾桌子上的东西一边对她说：“还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劳驾你协作。”严歌苓问：“什么事?”这回，他单刀直入了：“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这太意外了!严歌苓用眼睛盯着这个一再找她麻烦的调查员：怎么?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民主的、最讲人权的国家，竟然做如此荒唐的事?见严歌苓神态不友好，矮个子调查员连忙说：“绝对不会占用你太长时间。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面对如此的侮辱，严歌苓真想摔门而去，可一想到劳伦斯期待的目光，想到他的话，她忍住了夺眶而出的泪水，轻轻地点了点头。
为爱情男友仕途终结
晚上，严歌苓打电话给劳伦斯，告诉他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劳伦斯在电话另一端炸了锅：“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的要求?这简直就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这样的要求!”严歌苓既委屈又气恼：“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心甘情愿吗?”劳伦斯冲动地喊了起来：“我要起诉他们!这已经成了迫害，不仅侮辱了你，也是侮辱了我。你不该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呀!”
几天后，一个自称是外交部的陌生人打电话给严歌苓，想跟她谈一次话。双方见面后，严歌苓告诉他，FBI曾无数次找她，并多次提问过她。“FBI?”这个比FBI友善得多的先生大吃一惊，“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是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严歌苓看了看他，不置可否。她已经被这帮子人弄怕了，已无法分辨他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假话，他们是否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星期四，严歌苓上完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带着一种非常屈辱的心情在那张测谎表上签了名。回到家时，心情极坏的她看到电话机上的留言信号灯闪烁，打开录音，马上听见了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l时30分，我接到国务院的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了!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消了!”严歌苓不相信自己耳朵，立即拨通劳伦斯的电话。平日温文尔雅的劳伦斯气昏了头，愤怒地在电话里骂了起来：“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让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
就这样，劳伦斯为了爱情，离开了美国国务院大楼，告别了他钟情的外交官生涯。
1992年的秋天，经过了百般磨难和考验的劳伦斯和严歌苓终于在美国旧金山结婚了。他对爱情的忠贞和执著赢得了妻子的敬重，他们相亲相爱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劳伦斯从美国国务院大楼出来后，凭着语言优势和良好的个人素质，很快就在德国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在丈夫那里，严歌苓可以永远得到赞美和尊重。婚后的生活幸福、宁静、和谐，严歌苓与劳伦斯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