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世界华人周刊》
文/桑宜川
这篇拙文的写作动因，来源于今年8月初秋时节在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的一次中国文化座谈会。其时中外学者，作家，诗人，社会贤达济济一堂。席间笔者向诗人瘂弦先生请益学问，彼此促膝交谈，分享了许多话题，但多与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有关。瘂弦是知名诗人，早年在台湾出道，曾与洛夫，余光中并称台湾现代诗坛的三驾马车。当他得知笔者近年来偶成的几篇文史习作，遂鼓励我不妨再写写蔡元培，并说蔡先生的墓如今就在香港，早已淹没在一片万人坟场里，无人问津，余光中先生去了多次都找寻不到，无功而返。最后一次终于找到了，但见荒烟蔓草，不胜唏嘘，遂作诗《蔡元培墓前》，写得极为伤感和凄美。
瘂弦先生鼓励我说，如果还有可能，设法去找到它，为蔡先生的在天之灵写点纪念文字，为他的在香江的晚年悲凉人生作点记述，哪怕雪泥鸿爪，片言只语均可，留做纪念，不然的话，这段历史就真真被红尘所淹没了。如今世态炎凉，物欲弥漫，前辈台湾文人竟还有这样超脱世俗的文化情结，历史眼光，令我不由得素然起敬，也让我联想起了如今台湾岛上尚有一群守望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士者”，有如龙应台，白先勇，林青玄，余光中，赖声川，林怀民，蔡登山等。我深知，中国儒家文化的火种还在，迟早还会重新点燃。瘂弦先生对晚生的期盼与勉励，我又岂能拂逆？
置身香江，我心向往之
经过仔细疏理，我终于寻找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墓碑，位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当地人简称香港仔坟场，据说是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辖下的第一所成立的坟场，位于香港岛香港仔与田湾之间一带，总面积约为98,542平方米，车路入口位于香港仔海旁道及石排湾道的东面交界。1911年辛亥革命后，香港较高地位的华人争取有一个专为香港华裔永久性居民下葬的地方，政府便于1913年6月16日在香港仔拨地，再由一群华人自资兴建。坟场于1915年10月17日正式启用。这群华人成立了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以便管理坟场，更获当时的华民政务司出任主席。 据墓园管理处介绍，香港有不少望族先人均葬于此，包括邓肇坚、冯秉芬、傅老榕及周寿臣等。中国着名教育家蔡元培于香港逝世后，因战乱未能安葬于故乡，结果也葬于此坟场“资”字型大小地段。
远远看去，坟场像是一把椅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风水极佳。史料所记载的，由着名词学家，北大校友叶恭绰先生刻书“蔡孑民先生之墓”的珍贵原始墓碑已经不知去向，如今的墓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北大香港校友会筹资重新修葺的，已将小青石墓碑换成台湾花莲出产的青麻片石，即是扫墓者所能看到的这一块，虽显肃穆大气，但毕竟岁月消蚀，日晒雨淋，年久失修。仔细观察发现，墓碑后面已经开裂。墓碑上的文字依然清晰：“昔曾子称仲尼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当今之事惟先生足以当之……”话语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朴素的碑文在墓园的冷清中更彰显着先生一生的言行与追求。
回望历史，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客居九龙，闭门谢客，凡事甚为低调，没有过多的公开活动，但他虽人居陋室，声誉却在外，对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化仍然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1940年3月10日，为蔡元培先生举殡的那天，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志哀，他的灵柩由礼顿道经加路连山道，再经过波斯富街，沿途都有市民列队目送。在南华体育馆公祭时，参加者万余人，是当年港岛上的大事件。
据说香港每年都有纪念蔡元培先生的公众活动，例如浸会大学还将学校一座建筑命名为“蔡元培堂”，并已第三次主办“蔡元培节”。蔡元培先生至今活在港人的心目中，爱戴有加，令我感佩！仅此一点，谁又还能说今天的港岛是一片文化沙漠？其实那是典型的文化误读，绝非娱乐圈里的港姐天王一族所能代言。晚清以降，港岛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南来北往，栖身于此的中国知识学人，学界泰斗名家，何止成千上万？如今港岛上的几所高等学府，更是当代中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校园里有着一大批守望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与西方展开学术对话，不流于世俗，不浮燥，尚能潜下心来治学的知识学人。我想说，中国的学术，良知，道德，公义还在香港，蔡元培先生的人生理想还在香港！
慎终追远，缅怀先贤
回望现代中国的历史，或许仅有两位人物在海峡两岸尚无太多争议，长期取得共识，受到待见，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和蔡元培先生。诚然，蔡元培先生（1868～1940）也是一位为国人十分尊敬而又熟悉的人物。1868年1月11日他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他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所提出的“相容并包”的治学思想，至今仍为学界所称赞，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至今在海峡两岸为人们所怀念
蔡元培先生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们称赞他为“大师”和“完人”，仍是瞎子摸象，偏执一端。其实，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万千国人犹豫不决但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两遭。奉行“道不同而不与之为谋”的先哲教诲，一生多次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因为名望太高而不被允许。1932年底，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参与营救胡也频、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爱国政治犯的事蹟，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一直为国人所敬佩；他料理鲁迅的丧事，刊刻鲁迅的遗集；他主持杨杏佛的葬礼，谴责特务暗杀爱国志士的卑劣行径。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没有无畏的精神，何以如此？
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其风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也令人一赞而三叹之。
著作等身，高山仰止
在我辈读书人的心目中，蔡元培先生首先是一位大学者，受到景仰。蔡先生的治学作风和为人品格是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孙中山先生曾对蔡先生大加赞许。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亦给予蔡先生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也是近代、现代历史上探索救国之路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先驱之一，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奋斗了40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煌煌然，几乎用尽了所有的褒义词。
其实，蔡先生是从旧学走过来的读书人，他出道甚早，清末时期6岁便入私塾读书，青少年时代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几乎读遍了国学文论典籍，其中部分还作了批注。在这期间他学习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义大利文、拉丁文等，并广泛流览各国思想家的书籍，养成了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新旧贯通的治学精神。23岁在浙江乡试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行殿试，任翰林院编修。30岁蔡先生由北京回到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36岁曾被推为光复会会长。41岁前往德国求学，46岁任国民教育总长，任满7个月后辞职到德国再做学生，后又转往法国读书数年。51岁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相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声名赫赫。63岁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这期间，蔡先生被焦作工学院聘为名誉校董，并为“焦工同学录”题词：“好学力行”。从这些个人经历来看，那时的蔡先生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时代担当，承前启后，开启新风的领军“士者”。
客居香江，安享晚年
1937年11月，蔡元培从上海乘船来到香港，开始疏离政治，避难休养，潜心写作。香港相对平静的生活，给蔡元培的精神世界予无穷的慰藉。他与夫人周峻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并与在香港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后任袁世凯、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及徐世昌内阁教育部长的张一鏖等作诗唱和，常有来往。
根据现在可查的资料显示，蔡元培一生虽有较多时间参与政治，但始终是一名儒雅的学人，他饱读经史，砥砺品行，在人们的印象中绝少有政治家的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学者风范。及至晚年，蔡元培在香港仍勤学不辍，读书几乎成了他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由于一生奔走国事，着力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蔡元培以前难有充裕的时间静心着述，因而他在香港休养期间，拟定了一份写作计画：写一本以美育代教育的专着，编一本美学书和比较民族学书，并应胡适的建议编撰《自写年谱》。在年谱中，蔡元培以简洁清丽的白话文，对家世、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及读书、供职北京翰林院、回乡从事教育、在上海的活动、留德4年以及其后旅居法国的生活等，均作了详尽的记述，从中可探视蔡元培的人生轨迹、思想人格的形成环境与过程。而这些无不都是他平生治学的主要兴趣所在，尤其是他对中西学术长期求索而形成的独特见解蕴藏于心，不发不快。
蔡元培先生晚年在港岛，回首往昔，有感世事纷扰，蹉跎岁月，虚掷了许多光阴，唯愿以有生之年力求补偿，不失为中国传统知识份子进取的情愫，为此他应约为一些书籍作序，先后有《鲁迅全集•良序》，肖瑜《居友学说评论•序》，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任鸿隽《古青诗存•跋》等。
或许是因为写作需要心力付出，用功过多，加上抗战非常时期，为民族的命运而焦虑，长期夜不成寐而疲乏，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在寓所起床时，突然头晕目眩，失足倒地，口吐鲜血，家人急召商务印书馆馆主王云五先生特约的西医朱惠康、玛丽医院内科主任淩医生登门会诊。翌日，蔡元培先生被送往跑马地香港养和医院救治。由于大量出血，虽经中外医生悉心救治，但第二天还是与世长辞，享年73岁。
蔡元培病逝的噩耗传出，全国各界为之震惊和痛惜，除了民国政府举行国葬外，中共亦派驻港负责人廖承志为代表慰问其家属。3月7日，蔡元培的遗体在香港理臣山道福寿殡仪馆遗体入殓，有300余人前往参加告别。3月10日出殡，香港各界前往执绋者达万余人。蔡元培的灵柩最终被安葬在港岛南端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京师大学堂校友叶恭绰书“蔡孑民先生之墓”刻石。
北大的蔡元培，蔡元培的北大
如今，香港的各处墓园是许多现代中国南下的文化名人葬身之处，他们的亡灵何以留在那里，原因种种，各不相同，比如说许地山的墓茔，又可引出另一个凄美的故事。比起周边的其他墓地，蔡元培的坟墓已算是比较气派的，因为这是一批北大校友集资重建的结果。曾经有人建议把蔡元培的墓迁回北大，但是听说北大方面却没有接收的意愿。（右图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关于蔡元培先生是否归骨北大，坊间议论纷纷，声音各异，其实已经持续数十年。据香港媒体的朋友介绍，“几年前，蔡元培孙女蔡磊砢赴香港蔡墓拜祭，对媒体表示，蔡元培归骨北大呼声不小，但蔡家人认为蔡先生墓应留在香港。新闻一出，为蔡元培遗迹争论不休的人更添了好奇心，想知道蔡家人的真实想法。”
每年回国探亲，到了北京我都会去北大校园里走走，因为我深信蔡元培先生所宣导的大学精神应该还在那里，在未名湖畔的柳荫下，红楼前的绿茵草地上，我希望还能呼吸到蔡元培先生遗留下的人文气息。文革后的77级，78级校友还捐资建了一个蔡元培的塑像，我为同辈人的理性而激赏，因为我们都是文革后第一拨考上大学的读书人，有着特殊的时代共鸣，那就是共同追怀北大曾经有过的人文传统与大学精神。（上图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礼的合影）
只可惜，如今的北大已不是蔡元培先生的北大，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谢幕，校园里除了附庸风雅的学人与游客，我们已经很难寻找一丝“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北大遗韵，她的人文精神早已式微，她的文化精髓已经不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年来频频更换的北大校长们身上找到见证，发现失望。如今的校长已经没有了民国教育大家的见识，情操与学养，没有了承前启后的道义担当，没有了众望所归的人格魅力，焉能领军士林，开创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校园焉能滋润出新一代学术大师？
如今北大校园里亦如市面上，有的是对物欲的崇拜，缺的是对学问的用功；争夺的是科研经费，遗忘的是大学精神；自慰的是科研论文的排名，丢掉的是文化百年的传统。学者的内心除了浮燥，还是浮燥；学生的内心除了浮燥，也还是浮燥。他们仅是一群没有任何信仰的生灵。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当美国总统克林顿，布希先生先后来访参观，在座无虚席的北大礼堂演讲时，北大培养的几个精英学生站了起来，用最尖酸刻薄的语言质问我们的客人，指责美国的民主自由，批评美国的社会制度，同时颂扬自己的母国，语气中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没想到的是，如今这几位发言的“毛孩子”精英悉数皆去了美国，或嫁西人妇，或当寓公寓婆，在水一方尽情享受着美国的社会福利，为“小我”而生存。这就是我们的应试教育结出的酸果。
在联合国的发言席上，中国代表已经坦承：“我们中国的教育及卫生医疗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正在探索新的路子。”那麽我们的教育怎麽了？我们的课本怎麽了？经典的缺失，人文的缺失，礼仪的缺失，公义的缺失，历史真相的缺失，与时俱进的应试教育已毁了整整以10年为一个单元的几代人！扣问苍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回曾经有过的温良恭俭让？我们还能不能找回曾经有过的礼义廉耻？儒家思想还能不能挽救在中国缺席的信仰与礼仪？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接受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这件事被记在他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诚然，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整个造型结构紧凑、蕴涵丰富、简洁大气，给人现代的感觉。鲁迅的设计图案旋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初又被重新启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由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发展而来。
“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意象。如今，九泉之下的蔡元培先生与鲁迅先生若是知道了北大的人文精神已经式微，不知作和感想？
今年九月份，笔者与北美华文媒体人与作家们有过一次回国采风的经历，人在旅途中也分享了蔡元培先生的晚年人生故事，说起蔡元培的后人有意将流落在香港的墓茔迁回北大的初衷，让老人叶落归根而屡次受到北大校方婉拒的情形，诸君不胜唏嘘！北大的老校长要回家，那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的，北大所提出的任何条件都是对蔡元培先生的亵渎，不恭不敬。如今老校长都回不去了，北大还有什麽更好的托词能够安抚天下读书人的心田？
旅美作家刘荒田先生感叹道：“蔡元培先生留墓在香港也好，能够让他老人的魂灵得一净土而安息”，言之凿凿，说得真好！我亦深有同感，叶落归根虽是中国人的传统，但世态炎凉，人心已不古，物非人亦非，或许叶落归根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倘若蔡元培先生真的回去了，在当下物化的北大校园里，作为校园点缀，在整日的喧嚣中，在成群结队的游客观光氛围里，会让先生的亡灵不安，难过又悲伤，因为那样的场景与先生一生的追求格格不入，会玷污了先生一世的功名。
是啊，蔡元培、胡适、张伯苓、蒋梦麟及其同时代的教育先驱们，以他们的风骨与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后世，早年投身民主自由运动，宣导教育救国，道德救国，提倡“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固然可以见证一个学人的儒家范式，但在细微之处所见的真性情和人格魅力，更让人感念追怀！留得风范示后人，那就是以口为碑，所以蔡先生的事业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所以蔡先生的精神才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所以蔡先生的公德会寿于金石而不朽。无论在朝在野，识与不识，蔡元培先生将永远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