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7月1日
文/邓郁
“他启发我们这些进入21世纪的人，和各种各样复杂的、冷冰冰的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倘佯，要惜别樱桃园”。
2015年，童道明在《可爱的契诃夫》新书阅读分享会上 图/朱绛
“心空了。魂儿丢了。”
2019年6月27日上午，翻译家、剧评家和剧作家童道明与世长辞。在戏剧圈和文学圈的集合里，少有讣闻能像这次这样，激起如此大的涟漪，如此深的阵痛。
上世纪80年代，童道明以戏剧翻译和评论立身，鼓励戏剧革新和小剧场；他推介梅耶荷德不遗余力，影响了内地和香港两代戏剧人；花甲之年才开始创作，且产量很高，风格鲜明。
而最广为人知的，还是“最懂契诃夫的那个人”之名。如今国内上演的契诃夫四大戏剧和其他作品，几乎采用的都是童道明的译本。他一辈子的翻译、研究和晚年创作，都是对契诃夫的致敬、消化与传播。
但他身上从无光环之耀。朋友们念起童道明，永远是那个在剧场门口会和你打招呼、笑呵呵的亲切老头儿：带点苏南口音，嗓音如老唱片般微微沙哑，却又清晰耐听。
“他是个真君子，情感细腻、强烈，却总是表现得很温和。”剧评人林克欢、李静和诗人戴潍娜都如是说。“你好像从来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其实那种最柔软的东西，最袭击人。有一天突然就没了，好难接受。”采访时，李静几度说道。
从十年前至今，童道明创作的11部戏剧都在蓬蒿剧场上演。剧场创始人王翔说，童先生至少去了蓬蒿两三百回。“二十天前我们还电话过，谈童老师创作的戏剧《演员于是之》，很快就要上演了。没想到，再也见不到他了！原以为，他至少还能多活十多年啊。心里像被挖了个窟窿……”
童道明说过，他喜欢布尔加科夫小说《白卫军》的那个结尾：“一切都会过去的——磨难，痛苦，鲜血，饥饿和疾病，宝剑也会消失，而星星会长存不灭。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抬起头来看看星星？为什么？”
而今，他也化为了天上的那颗星。
2008年，童道明为刚刚创立的蓬蒿剧场题词赠言
微弱的光亮
在潘家园童道明家书房的墙上，一直并排悬挂着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画像。什么时候挂起的？他曾回忆，是读小说《日瓦戈医生》时，读到主角札记上有这样一句：“我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俄罗斯式的质朴。”他从此对这两人偏爱有加，特别是后者，成为他一生牵挂，并可与之隔空对话的人。
22岁，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读三年级的童道明，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机遇。契诃夫话剧《海鸥》里的心理象征主义手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剧中有两个“海鸥”，女主角妮娜是为了艺术理想而飞翔的海鸥，自杀的特列波列夫是夭折了的海鸥。他以这种象征含义的探索为主题写成了第一篇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论文指导教师拉克申评价该文“独立思考，饶有趣味”，并留下一句赠言：“童，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
他的精神世界于是就此锁定，不再辗转腾挪心有旁骛。
在他之前，少有人会反复、熨帖地从良善的角度去解读契诃夫。“他启发我们这些进入21世纪的人，和各种各样复杂的、冷冰冰的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倘佯，要惜别樱桃园。”成就于19世纪的契诃夫，在童道明眼里，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戏剧制作人袁鸿说，原本契诃夫在国内是丰碑式的大师形象，大家都对排他的戏心怀敬畏，生怕把握不好，不舒服，不如意，不那么好看。但童道明传递出了一个亲切的形象，让人觉得原来没有那么“可怕”。“我也是从童版的《樱桃园》里悟出了契诃夫，学会怎么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去发现）为什么他们是那样的人。”
契诃夫酷爱写信。前苏联出版的30册《契诃夫全集》里，收录了他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十余年前，童道明第一次阅读契诃夫书信，立刻热血沸腾。他重读并翻译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240多封书信，并加上自己的批注，集结成《可爱的契诃夫》一书。
契诃夫谈写作：
简洁是天才的姐妹。
应该这样描写女人，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解掉了领带在写作的。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请把自由交给自己。
谈做人：
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掉。
再没有比世俗的生存竞争更乏味和缺乏诗意的了，它剥夺了生活的快乐，而让灰暗的俗气弥漫开来。
宁做刀下鬼，也不做刽子手。
致阿维洛娃的信：
您说我非常会生活，可能是的，但爱顶撞的牛，上帝不让它长角。我浪迹天涯，简直像个流放犯人。我在豌豆街上行走，但捡不到一粒豌豆。我曾是个自由的人，但不知自由为何物。
一位豆瓣读者感慨，原本觉得自己的生活太简单而无烟火，缺乏一些应对现实的技巧与勇气。契诃夫却有。读了这些信，忍不住想“回到夏天，一个人，坐在大书桌前，去想，去写，一坐就是一整天”。
在李静看来，契诃夫轻柔、敏感，但也有毒舌、冷酷的一面——唯有如此的小说家才能刻画俄罗斯人的灵魂。“但童先生永远强调他的人道主义，奉献，这其实是契诃夫最重要的一面。他所有的冷艳、讽刺、无情的修辞，还是来自于温暖的核能。其实就是爱。”她感叹，中国人对黑暗的体验太熟悉。很多人会觉得，艺术创作和评论里，那些否定性的，丑陋、凶悍的，往往也是深刻的、真实的，更能得到关注和肯定。“而那些微弱的光亮，越来越缺少信念和共鸣。人们不相信它的存在。觉得它次要，或者是假的，好像是懦弱的另一个名词。但童先生用整个的生命和心灵拥抱‘温柔美好善良’这些词语。”
而童道明自己，何尝不是一个至善、至情、至趣之人？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童道明每年大年初三下午两点都会去于是之家拜年。后期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于是之已完全对外界无感。但童道明和《中国戏剧》主编王育生深信，作为一个老朋友，于老是能听到他们说话的。所以，他们就坐在他床前，说一些与戏剧有关的事情，就像三个人在聊天一般。
童道明与于是之 图片提供/姬小琴
2013年，于是之逝世。灵柩运到八宝山火化之前，先在首都剧场门前停留了一会儿，让于是之跟和其艺术生命紧紧相连的剧场作最后的告别。这，也是童道明提出的建议。
童道明写的书长年放在蓬蒿剧场售卖，所得皆捐给剧场。“他自己的剧，他总是说，谁愿意排就排吧。写文章、出书，也从不焦虑东西好不好卖，稿费都不问。”他的忘年交、副刊编辑孙小宁回忆，“他说，有人因为他的书爱上契诃夫，他就很高兴。他乐意做一个通道。”
童道明说过，他喜欢契诃夫由内到外的矜持与羞涩。他认为，知识分子不仅应有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还应该有“矜而不争”的修养。“如果连不好意思都没有，多半是一个傻瓜。”
宁可追求诗意
上世纪80年代，童道明和杜清源、林克欢被称为戏剧评论界的“杜林童”。“我们二人文章和为人风格很不相似，但是外力把我们拉在了一起。”林克欢告诉记者，“杜林童”称谓的由来，本是某些保守力量视他们为对主流意识的叛逆和批判者。事实上，他们的确在那十年间热情地为有创新意识的话剧发声助威，令彼时的戏剧创作者和批评者形成了某种紧密的同盟关系。
像高行健的《绝对信号》问世时引起争议，童道明认为这部作品既有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也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体验艺术，立马写了剧评《<绝对信号>站住了》，对这种创新给予支持。
导演李六乙回忆，自己是读了童道明的《重读〈空的空间〉》后，认识了彼得•布鲁克和现代戏剧，同时了解了中国学者的哲学，和他们对戏剧美学的态度。“还有他的《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有历史，还有那个时代一批艺术家自我的独立思想。”
戏剧导演王晓鹰排《雷雨》，童道明在研讨会上说，“这出《雷雨》的成功，已经超出了戏本身，标志着我们的导演艺术又一个成熟期的来临。”王晓鹰觉得，童是把对于经典剧作内涵的艺术的再解释，视为导演创作的基本立足点。“现在来看，大家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当时，却殊为不易。”
从不说人坏话，剧评也多以肯定为主。这是所有采访对象对童道明的共同印象。
“他是出于天性，希望自己对他人有所帮助，不要伤害任何人——而不是要遮掩自己的真实意见。他深知很多创作者内心的敏感和脆弱。若是批评者看不透创作者的真实意图，借着地位声望对某些作品妄下批评，往往会伤害刚刚起步的作者们。所以他从不会去做那种所谓的酷评、毒评。”李静由此觉得，童道明正是一个拔了刺的契诃夫。
在戏剧评论界共事几十载，林克欢看着童道明如何从年轻时的激昂慢慢转变成后来的平缓、宽容。“我们都曾经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童先生也经历了种种痛苦与不堪，但他如何完成这样的内心转换的，他从来不说，没有人知道。”
他说童道明相信诗意的现实主义，也乐于和长于对现实的歌颂。对后现代的那些荒诞、反讽作品，则接触得很少。“你看他创作的剧本里，也没有恶的形象。包括他平时和我们，从来都是谈契诃夫的作品，谈俄罗斯文学，少言及其他——他宁可追求诗，而不是面对严酷的现实。”
会因此失去深刻和复杂吗？
“那些真善美是人类心灵里头的幻想。我不觉得这是回避。他也早就说过嘛，别人跟我不同。你们不要强人所难。”林克欢答。
更多回应和表达，包含在童道明的作品里。
童道明在剧场演出后和观众交流 图片提供/蓬蒿剧场
酝酿多年，童道明原创的第一部戏《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献给他尊敬和至爱的中国诗人冯至。
剧本起源于1936年，冯至在柏林留学的一段故事。当时他无意中在音乐书店买到一幅面模，下面用法语标注：“19岁的法国少女，因不幸遭遇，在塞纳河投河自尽。”尸体打捞上来，还面含微笑，又有一丝忧愁，好事者把她做成面模，“像是涵盖了人世间所有的笑和愁。”冯至把它买下，回国到西南联大任教，又在北大任西语系主任，直至1960年代，面模被人砸碎。
多年后，在和社科院的时任副院长汝信对话时，冯至曾有深痛的感悟。童道明将冯至当时的话放在了剧本快结尾处，并加入了新词：“再也不批判人道主义了！再也不烧毁青春的书信了！再也不砸碎少女的面模了！”
他的作品被称为“人文戏剧”，其中的知识分子多为孤独而有尊严的理想主义者；台词里充满诗句和原典，像散文诗和文献。这与有些观众的观剧习惯和审美不合，“未免难以领教”。编剧万方却呼吁戏剧舞台需要这样的“阳春白雪”。
在童道明，这种坚持既是他的执念，也是在兑现一份内心的承诺。20多年前，在紫竹院公园的湖边，他最为崇敬的于是之先生与他说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叹“作为一个戏剧人，最大的遗憾，是中国很少有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惊讶又心痛之余，童道明立志要书写知识分子，书写那些“他们自我回归，找回自我之后的生命风光”。
晚年始终笔耕不辍的童道明，如若再继续创作，兴许还会有视角和表达的变化与革新。“从他第一个作品至今，无非十年。然而十分可惜，这段时间太短。我们再也难看到他可能的变化了。”林克欢叹道。
2015年，童道明在《可爱的契诃夫》新书阅读分享会上 图/朱绛
往复
1990年代末，十八九岁的石家庄人顾雷来到北京。那是一段被压抑又有朝气，还会吟诗弄赋的日子。
据北青报报道，学院剧社的社长请他看话剧——首都剧场演出的大导林兆华的《三姊妹•等待戈多》。顾雷蹬着自己最好的一双皮鞋，裹了一身中山装就去看了。
“（眼见）濮存昕和陈建斌演的弗拉季米尔和艾斯特拉冈，踏着水跑过来，看着一棵地上的小树枝，在等待着他们等不到的人。朗读者吴文光把契诃夫的《三姊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两部戏给串起来。他把一块表扔进了水里，就像时间被投掷在水中。水花四溅，地上的水，倒映在舞台的顶部。几个人在这个地方等待着，惆怅着，孤独着，呐喊着。”
那时正是北京的春天三月，坐在公共汽车上，顾雷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化到夜色里面去了，“什么都没了，只有美和那种诗意的、飘飘忽忽的东西……”后来他读到高尔基笔下的契诃夫，“作者的心灵跟秋天的太阳一样，用一种残酷无情的光明照亮了那些热闹的路……”顿时觉得和自己刚来北京的心境差不多：有些阴郁和残酷，但还是有些许的光。
年轻时的顾雷偏爱焦菊隐版的契诃夫剧本，有民国遗风和“戏剧腔调”。到了如今的年纪，方觉还是童道明的版本更符合现代人的视听，适合演出。
那之后不久，顾雷成了林兆华的助理。在北剧场排练林兆华版《樱桃园》，一楼的座位全拆，观众席变成了舞台的景。十几米宽的扁的空间，层层叠叠，全是麻布，乌云压头。几十盏灯往上打，排演时，顾雷都要顾忌着千万别有啥东西掉下来，砸着灯。
“童老师来看戏时，连连感谢我们做了这个戏。我说，这是大导的作品。但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剧场，就很难有这样特别的呈现。”当时北剧场的艺术总监袁鸿感怀。
在袁鸿印象里，轻易不发表否定意见的童道明，也曾表达过，如今舞台效果处理越来越高精尖，但演员表演却有弱化的趋势。“所以他特别赞赏和鼓励像濮存昕这种演员的追求。他和年轻演员提过，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都是知识分子，素养很深。我当时听了想，这些小孩怎么听得懂呢。”
素来含蓄的童道明会赠一些戏剧方面的工具书给演员们。袁鸿很理解童道明的心意：进入契诃夫是很漫长的旅程，一些人从演技、外在形象找支撑，但往往流于表面，很难进入到契诃夫笔下的年代，需要多做功课。于是他也学会了这招，问到地址，就给一些认识的演员递过去。
“有些就收了。有的人（还是成熟演员）反应则是，what？意思是，你还嫌我不懂文化？呵呵。”
孙小宁则是在看了童创作的《我是海鸥》以后，才走近了契诃夫。《我是海鸥》既提到了“潜规则”等现象，也是作者对当下中国戏剧生态和精神的内心表达。
《我是海鸥》
年轻时，孙小宁并不太懂契诃夫。因为供职的《北京晚报》向童道明约稿，她常常去其家中取稿，渐渐便耳濡目染：“在他家楼下的藤架下交接。怕我认不清字，他总要把手写稿读一遍，即兴发挥，再讲点契诃夫的迷人轶事。我由此知道了契诃夫与托尔斯泰、高尔基之间的友谊，也知道他深爱的两个女人：米齐诺娃、克尼碧尔，一个成为《海鸥》中妮娜的原型，一个在舞台上参演了这个剧目……”
看的戏多了，她渐渐看出些门道。而且发现，一个演员接了契诃夫的角色，那角色就好像住进了他的身体。“扮演索尼亚的孔维，排练时的感觉要比舞台上好。或许因为不穿戏服，不打灯光，我始终能感到她那种因为年轻，因为缺乏历练而有的怯生生的劲儿——而这又是很合这个角色的。至于濮存昕饰演的万尼亚舅舅，用一位老观众看完后诙谐的说法，他就是在舞台地板上睡了几觉，然后激烈地朝怨恨的人开了一枪。”
不论是《海鸥》还是《樱桃园》，或是《万尼亚舅舅》，其中总有类似“生命就要过去了，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的台词。虽然这些台词回旋往复，却并不让孙小宁觉得重复、无意义。她渐渐确认，人们和一颗伟大心灵的相遇，并不从知道他、阅读他开始，而是在我们内心也滋长出痛苦的时候。“如此，弥漫在戏中的痛苦才能和我们接通，并让我们体认，这个活在19世纪的人，就是现在代我们说出痛苦的那一个。”
左起：出演过童道明戏剧《爱恋•契诃夫》的演员伊春德、孙小宁与童道明在人艺剧场演出间歇 图片提供/孙小宁
比起孤零零的剧本阅读，孙小宁更愿意在生活中与契诃夫不期而遇。她曾一连几天跑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去看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说不出的喜欢，后来找到原因，在他心底，拍每一部作品都是在向契诃夫致敬。”而她心仪的另一位导演新藤兼人，晚年曾拍过《午后的遗言》，他让两位演过《三姐妹》的老演员重聚，在一起念“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结，我们还要活下去”的台词，这是老年人的励志，但也体现出如童道明所说的，契诃夫式的乐观主义。
和童道明待久了，孙小宁时常感觉自己好像是他的编外学生。渐渐地，她也确和童道明的学生苏玲等人越来越近。他们这群“童粉”好像成了一个亲密小团。这几天，孙小宁在想，当年，童道明也是这样坐在于是之身边吧。有趣的是，在童道明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孙小宁看到，他身边又围拢了一群新的年轻人，一条跨越时空的精神之链就此形成。
童道明《走近契诃夫》手稿 图片提供/姬小琴
典雅
无论人前，亦或照片里，童道明从来腰板挺得笔直。“这仿佛是一个隐喻，他是那种永远挺直腰杆的文人，其实也有他不为人知的痛苦和坚持。”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的诗人戴潍娜说。
实情是，童道明身患强直性脊椎炎多年。每次转身回头，他都需要慢慢地，将整个身子转过去。“但精神强大的人，不会在你面前萎靡。他坐在那儿，坐姿总是好极了。笑得也那么好看。”孙小宁啧啧言道。
因为家隔得不远，很多次看完戏后，孙小宁会用车载着童道明回家。“他身体不好，不能坐副驾室。每次进后座的门，低头也有点费劲，他总是把自己一点点放进去，出来时，又一点点挪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扶他，似乎也不太合适。其实童老师和他的身体处得很好了。他从不把这件事当成让别人特别关注的部分。”
晚年他开的公号“童道明札记”中，有一半的内容是围绕着契诃夫展开的。懂得契诃夫的妙处之后，他下了决心：一定要简短，不超过400字。他一般都用手机写好，交给女儿电脑录入，再由外孙编辑发到公号。这些如珍珠般短小精悍的文字，在今年4月13日之后，再没有更新过。
采访时，孙小宁想起“三八妇女节”那天，在地铁上接到的一通电话。
“童老师打过来说，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祝你节日快乐了。以前每年的这天，他都会祝福他认识的女性朋友快乐。这是他的礼数。我说没关系，您怎么样？他说不太好。我说我去看您。他说不用了。你们来，我虽然高兴，但也会累，还要面对你们。于是我也没想太多，之后没再打扰他。到6月19日，看到楚尘文化公号发的推荐书目里，有童老师翻译的《梅耶荷德谈话录》。很自然地转给他，他还回了，‘高兴’。所以一听说他走了，我真不知是个真消息，还是假消息……”
几年前，看完立陶宛戏剧《海鸥》之后，孙小宁去了龙潭湖，拍了一张书封与湖水的照片，连同《海鸥》演出单，短信发给了童道明。他回得很有意思：“在龙潭湖读《海鸥》是别有一番情趣的。剧中的那个湖就让人产生遐想，记得1991年俄罗斯导演来人艺排《海鸥》，把湖边的那场戏排得特有诗意，在医生说了‘一个天使飞过去了’这句台词后，所有的剧中人物都凝视着观众席，营造了一个长达一分钟的静场。”
孙小宁浮想联翩：“舞台上的《海鸥》，那声枪响绝对让人震颤，但医生却轻轻说：是我的乙醚瓶爆炸了。而在眼前的剧本中，枪响与医生道出这个事实中间，也是隔了几行叙述文字。这令我想到，死亡有时多么骇人，有时又多么不经意。最主要还是，不管它当时带给人多大创伤，活着的人，好像总在想办法，把这余震扛过去。”
与李六乙联系采访时，他短信回复：“这几天实难言说，心绪极坏。”但仍对记者表示，“会切实地做些什么事情。”
王翔告诉记者，除了会组织在蓬蒿剧场演出过童道明作品的演职人员和观众参加追悼会和遗体告别活动，半月后《演员于是之》演出当日，也会举办追思童道明的纪念研讨活动。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心情仍在震荡中。他的新媒体同事们连夜赶制了三篇纪念文章，并附上了柴科夫斯基的《六月船歌》：“童先生是六月离开的，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没有那么凄婉，有种恬淡的忧伤。我们以这首曲子送别童先生，或许他会喜欢的。”
（参考资料：《塞纳河少女的面模》《他的幸福来源于契诃夫》《您走好呀，可爱的童道明先生》《湖上的海鸥》《顾雷：我的风格就是一个石家庄青年来到北京的风格》。感谢所有受访者，及奚牧凉、姬小琴、王翔、丛晓眉等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