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1年的早春，寓居蜀地的流浪诗人杜甫在他的草堂中收到了一封来信，信是王维的密友裴迪所寄，文人之间鱼雁往来，自然免不得附赠一两篇诗文。杜甫将裴诗细读了一通，心有戚戚，想到山河凋敝（彼时正值“安史之乱”），故土难回，亲友难能相聚，不禁百感交集。

　　在异乡料峭的春风里，老杜为裴迪回信并和诗一首，这首诗在他平生所作的无数诗篇中堪称独特：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大约裴迪在诗信中感叹未能亲手折下一枝眼前的早梅寄给杜甫，杜甫于是回信安慰他：您没给我寄就对了，咱千万别学南北朝人陆凯范晔那一套，您若真寄给我一枝梅，我看着它就得更想家，就得更伤神，让我这糟老头如何承受得了！

　　 据《荆州记》载：“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在古代，文士互相遥寄花花草草是一贯的高雅情调和优良传统，有时候一枝花草寄去，寄回来的就是一份无价珍宝。比如宋代，别人寄给苏轼一些野果，苏轼随手就写出大名鼎鼎的《覆盆子帖》；有人给蔡襄寄去几枝山花，蔡襄挥毫便写出美轮美奂的《林檎帖》。裴迪后悔没有为杜甫寄梅，可杜甫无心咏梅的诗篇已被后人推为“咏梅第一”。

　　 杜诗之高超处乃在于不为梅而写梅，所写乃真情实感的尽性流露，他写梅花，其实是想念他的家。或许梅花的清寒比其它花木更容易让人触景生情，对于古代文人而言，见花的想念家，想家的欲见花。前者如老杜，后者如王维：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同样是因了梅花，同样是那份乡愁。所不同者，王维是安静的思念，杜甫的心内已是“乱乡愁”。古代文人对故乡的那份情怀，总要经由人间草木而生发，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大约花草树木有土乃生，而人们也由某一方乡土走出去，不论走到何处永远是故土难离，纵然离开，还要有一草一木作为情感的依靠和寄托。所以，晋代的大司马桓温面对昔日所植柳树已成合围，不禁潸然泪下，发出“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千古感叹。然而桓温所面对的，毕竟是与自己紧密相关的“草木”（比如亲手所植），而杜甫面对的是几乎与其无涉的“草木”（异乡江畔的或者意想中的梅花），二人感伤的情绪却无二致，这大抵表明，在催发桓温落泪的柳和撩乱杜甫乡愁的梅之外，有一种更重要的元素起了作用。也就是说，能让人心生发喜怒哀乐者，终在心内，不必向外物求。

　　 进一步讲，乡愁，至少对于古人来说，并不仅仅出于思念家乡的情感需要，本质上乃在于作为个体的人，面对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时间、有形的故土和无际的空间这两对矛盾因素之不确定性所表现出的恐惧、忧虑和焦灼。

　　 从古至今，“乡愁”都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有关故乡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古代交通通讯远不如现代发达，所以背井离乡的结果往往是一去不复返。但今天，我们的“乡愁”并未因科技和社会的进步而减退和消失，甚至有时会更浓烈，这恰好证明上面所说的那对矛盾不但不曾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更加被强化了。至于被强化的原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到，传统的“礼俗社会”中人和人所熟悉的相处办法在现代社会失效，在社会转型中，“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这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从文化学角度也可以说明这种陌生感和不确定性的增强——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人们礼俗习惯的缺失和混乱，由此造成心灵饥渴；一方面，人们游走于时空间的速度提升和扩大，导致内向空间急速缩小，或如西方学者麦克卢汉所谓的“内爆”，人们的自由度不是增大了，而是变得逼仄。当这些不可控性越来越多，古典的“乡愁”终于再度回归。

　　 古诗里无数的乡愁，并不仅为思乡而生。古人离乡，为的是谋求一官半职，走上仕途的光明大道，到头来才能够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倒也未必是为了炫耀，最起码，人生没有白走一遭。走出去，还是为更好地走回来。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如此的幸运，“独在异乡为异客”，就免不得“享受”异乡人的待遇。这一点还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说得最清楚：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襟。（《和晋陵路丞早春游望》）

　　 云霞、梅柳、黄鸟、绿萍，在异乡的“宦游人”眼底，都足够引发其内心的波澜，在成功与挫折的内外，“归思”须臾不曾离开。这才是桓温落泪、杜甫伤怀、王维问梅的缘由所在。成功的人思乡容易理解，失败的人思乡也情有可原，只不过，真正成功了的，并不真愿锦衣夜行，更不愿解甲归田，从此故乡终老；而还在失败中的，也不甘心就此作罢，灰头土脸回去，那才真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有勇气归乡的，最著名的自然是陶潜，但最潇洒的，还是张翰。张季鹰厌倦了宦游异乡的官场生活，对周围人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弃官而归，而他的借口简单而有力，只不过思念老家的美食：莼菜羹、鲈鱼脍。这个“莼鲈之思”，是最高尚而智慧的乡愁。相形之下，秦朝的李斯就差得远，到得临刑前才想到不如及早归乡“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曾经位高权重的李斯此时想到了昔年在家乡简单安定的生活，可惜悔之晚矣，“简单”不简单，“安定”更不易做到。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又说“余生欲老海南村”，都属不得已的无奈托词。他何尝不想“安”，又几时做得到？求“安”实在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心理基调，也是无数“乡愁”诗的根本渊源。且看孔子的话：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费孝通讲，他在孔子那些解释“孝”的意义的话语里，感觉到乡土社会的特性了。所谓“心安理得”，儒家认为做子女的，面对父母能够达到“心安”，也便是尽了基本的孝道。为了尽孝，不宜远游；为了理想，不能不远游。在矛盾面前，孔子建议：可以游，但是“必有方”。这个方，不管是地方也好，理由也罢，落脚点其实就在于一个“安”字，能够让父母心安，能够让自己心安，这便是远游之道、离乡之理。这个道理也便是《大学》中所讲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正是缘于怀抱着这样的“道”和“理”，历代的士人走出故土，宦游天涯。所以在那些有关“乡愁”的诗句里，有对父母亲人的牵挂，有对抱负难展的苦闷，有对最初诺言的追忆，有对何处心安的期待与彷徨。当这份情感遇到特殊的时令或物象，诗意也就不得不勃发。比如除夕之夜，一个人的旅馆。

　　 当时刚走出家门的年轻的白居易这样写诗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思念：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

　　 诗中没有对前途的焦虑，只是想家。但年迈的高适遭遇类似的除夕已经太多，他下起笔来便是不同：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高适《除夜作》）

　　 高适的乡愁里，更多的是焦灼、悲叹和惶恐，他内心为自己的前途而感到悲戚与不安。诗人的身份和处境不同，外在的时代环境气候不同，诗作里流露出的愁绪就都不一样。比如同样面对月亮，怀想故乡，“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写出了平静的哀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写出来轻健而有力；“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写出来却如话家常。

　　 月亮下的幽思都极美妙，但终归显得惨淡经营，这些佳句依然不敌唐诗压卷之作《黄鹤楼》的气势，因为崔颢在诗里不单写出个人的哀乐愁喜，还写出了时光的流逝和历史的沧桑，当时他登楼，面对的是沉沉落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种况味，大概可以跟古诗对接了。《诗经·采薇》里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屈子《哀郢》中的“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让读者读出一片烟波浩渺、水汽弥漫来，文字湿漉漉、鲜活活，仿佛嗅得到摸得着，意境却无穷大。

　　 境界比较大的“乡愁”词也有不少，比如范仲淹的《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本人的格局足够大，所以他写《岳阳楼记》：“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他能够气可拿云地写出怀乡的忧思，却荡气回肠，毫无脂粉之气。清朝的纳兰，写乡愁，气魄也傲人，著名的那首：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纳兰性德《长相思》）

　　 但与范仲淹比，缺少了匡时救世的士气，没有范的端正恢弘。顶好的诗句，纵是写一乡一土，也兼容百代沧海；纵然写花前月下，也足以气吞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