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日头条

学人小传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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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黄药眠（二排右二）与达德学院学生在一起。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黄药眠（中）、钟敬文（左）等在一起。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大家】

他是诗人，从小沐浴在岭南诗风中，青年时期因诗歌才华崭露头角，得到成仿吾赏识，成为创造社的一员；他是文化战士，他创作的诗歌、小说深度介入“文艺大众化”“文艺民族形式”“文艺主观论”等论战，发出革命者的呐喊；他还是文艺学学科的开拓者，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了第一个高校文学概论教学大纲，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文艺学研究生班。他就是早在抗战时期便被人们尊称为“黄大师”的北京师范大学文科一级教授——黄药眠。

忆及老友，史学家唐振常说：“朋友们都称黄药眠先生为黄大师。我不明白这个称号的由来，大约是赞扬他的博学多才。他也因此而取大师二字的谐音，以达史为笔名之一。的确，黄大师是一位多面手。在文学领域里，早年即以琅琅可诵的漂亮的散文闻名于世，兼写文艺论文，鞭辟入里，富卓识高见。又擅长写作国际国内时事政治论文，常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之覆。还从事新闻工作，为桂林国新社的一员战将，兼办杂志，做编辑。全国解放之后，长期执教大学，培育英才，功在教坛。”

在编撰黄药眠年谱的过程中，爬梳细读各种文献史料，这位“大师”身影如唐先生的素描一样慢慢浮现在我眼前。

创造社里的岭南才子

1903年，黄药眠出生在粤东北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一个偏僻小城。据黄药眠自述，“我的母亲是被人放在草堆里的弃婴”，“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清楚。因为我的母亲等来的‘郎’，是个白痴，后来他就到南洋去了，而且一去就永无消息”。尽管家境贫寒，不识字的母亲却晓得读书的好处，因而时常带他去旁听童生和秀才们说唱“西厢”“聊斋”。后来的一天，他竟自己念起《西厢记》里的词句来，秀才们很是惊讶，向他的母亲建议：“这个孩子可以读书。”于是，黄药眠开始了读书生涯。

自1911年秋至1921年夏，黄药眠先后在梅县县立高等小学和梅州中学求学。那时正值“五四”前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浪潮也吹到了梅州。他除了对楚辞、汉魏乐府、六朝小赋、唐诗等学校里讲授的古诗文兴趣浓厚外，还被泰戈尔、冰心的新诗深深吸引。梅州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更撞击着他的心灵，作为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的秘书长，黄药眠在当地爱国学生活动中扮演着骨干角色。

因家庭经济拮据，中学毕业后，黄药眠考入免收学费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毕业前更名为“广东大学”）继续求学。大学期间，他醉心于伯格森和尼采的生命哲学，还阅读了彭斯、华兹华斯、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名著。在中西浪漫主义文学滋养中，黄药眠开始写诗。继《诗人之梦》后，他接连创作出《海之歌舞》《东山晚步》《赠东堤的歌者》《黄花岗上的秋风暮雨》《小酒家夜饮》《夜半归人》等自然清新又充满诗韵的佳作。这使得黄药眠成为校园里有名的“才子”，还得到其时在广东大学任教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王独清等人的赏识。

1927年夏，王独清从广州重回上海接替郁达夫负责创造社事务不久，便选择发表黄药眠大学期间创作的诗歌《晚风》，并特意加发了“按语”：“我们这次到了广东，毕竟不算空去：因为认识了许多无名的青年作家。只就我个人来说，虽然还是两手空空地折返到上海，但一想到这层，倒真像是发现了宝藏而归，心中感着无限的安慰。黄药眠君也正是能使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个人，他底诗，要算据我所知道的广州青年底作品中最有希望的。我这次到上海来，带了许多广州青年朋友底作品，但在这许多的礼物之中，只有黄君的最为丰富。我将陆续地给他选择发表。现在先借这里郑重地介绍这位诗人，并望黄君继续努力。”（《洪水》半月刊三卷32期）

1927年9月，在大革命失败的浪潮中，黄药眠应成仿吾之邀来到上海，正式加盟创造社。在创造社出版部期间，黄药眠在工作之余重新整理了1923年至1926年间创作的36首诗歌，由此形成其处女诗集——《黄花岗上》。这部诗集于1928年5月出版，影响很大，奠定了黄药眠在诗坛的地位。茅盾称赞这部诗集“既有自由浪漫的现代情怀，又兼具楚辞的古风雅韵”。作家秦牧认为：“梅县是有名的民歌之乡，近代史上，诗人不断涌现。在我看来，自清末以来，最杰出的诗人，除了黄遵宪外，就得算黄药眠了。”

年轻同志的“黄大师”

黄药眠祖屋紧邻黄遵宪故居“人境庐”。黄遵宪这位喊出“诗界革命”的晚清思想家在时代巨变中探寻真理、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同样流淌在客家后人黄药眠的血脉中。

在创造社，黄药眠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烟》、格莱哥里夫人的独幕剧《月之初升》、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工人杰麦》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是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整个世界。”

1938年11月，黄药眠辗转抵达桂林，任国际新闻社总编辑和“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桂林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当时汇集了艾芜、艾青、田汉、夏衍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文艺创作盛况空前。然而，国统区文艺在黄药眠看来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抗战诗歌陷入“革命的空喊”，并在西洋流派影响下“空泛地追求形象，华彩和刺激”，导致诗歌走上歧途；二是文艺思想领域“主观战斗精神论”影响巨大。对此，黄药眠一边组织大量讨论，如“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民间文学问题等等；还组织了文艺讲习班，召集一些青年来培训，请一些老作家来做报告或讲授一些创作经验”，另一边则身体力行地通过著述来进行回应。

1944年出版的《论诗》共收入黄药眠1939年至1942年间撰写的14篇诗论，是他出于“诗人”经验又立于“革命者”的高度对诗歌理论问题的集中把脉。该书对抗战以来诗歌在美学艺术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诊断，较早确立了诗歌的审美标准和诗歌民族形式的发展方向，还为诗歌之主题形式、分段分行、长句短句、音节格律、语言文法、审美习惯等创作技法提供了独具一格的经验法则，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理论操演。

1948年出版的《论约瑟夫的外套》收入1943年至1947年间撰写的7篇论文，是黄药眠对“主观战斗精神论”的系统批评。黄药眠回忆说：“首先要搞明白，这个主观是什么阶级的主观，如果不研究清楚作家的阶级观点是什么，而拼命去提高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这是非阶级论。它不仅抹煞作家的阶级立场，模糊作家的阶级意识，而且助长文学上的个人主义，不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延安传播到国统区，黄药眠更“接受了这些观点，并宣传这些观点”。据此，黄药眠接连发表《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论约瑟夫的外套——读了〈希望〉第一期〈论主观〉以后》《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与客观》等系列文章，对“文艺主观论”进行集中反驳。不仅体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解决文艺问题的自觉，还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这是驳斥舒文的若干论文中间最好的一篇。好在什么地方？好在层层剖析……也就博得了若干共鸣，余音袅袅，至今未绝（特别是因为它穿上了‘约瑟夫的外套’）”。

1944年，桂林沦陷，黄药眠辗转昆明、曲靖、贵阳再由柳州乘船撤退到广州。在尝尽艰辛冷暖后，结合撤退过程中所见所闻，黄药眠在广州创作出被称为“抗战史诗”的《桂林底撤退》。该诗长29章、近1600行，以撤退、疏散、逃难为线索，多方位、全景象刻画出1944年桂林大撤退时的一幕幕场景，真实逼肖，写尽了战争中百姓生死别离的苦难，揭示出社会矛盾。该诗开篇吟道：“我愿意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竖琴/为千万人的悲苦/而抒情！”这一深情呐喊，不仅表达出黄药眠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还将其“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歌”的革命理想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该诗1947年正式发表后，在文艺界引发轰动。

1946年3月，黄药眠离开广州抵达香港。在香港，他出任“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兼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光明报》主编，发表了大量国际国内时事评论文章。为培养革命人才，黄药眠又参与创办香港达德学院并任文哲系主任。据杨济安回忆：“文哲系在达德学院是个小系，但很活跃。系主任黄药眠先生治系有方。他请茅盾、曹禺、夏衍等著名作家来校作报告。有一次他把郭沫若请来，用一天工夫把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史讲了一遍，讲得精彩极了，博得阵阵掌声。他还把留港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如林默涵、臧克家等二三十人请到学校来，与全系师生举行座谈和文艺联欢。”“黄先生当时在香港文化界名气很大，特别在文艺理论方面是颇有权威的，人们尊称他为黄大师”，尽管黄先生非常忙碌，却仍然主讲“文学概论”课，“每周授课三四小时”，“每次讲完课都在学校住上一两天，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辅导，解答问题，还和个别谈话，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和生活情况”。

从桂林到香港，黄药眠的立德、立言、立行，有口皆碑，在青年中威望极高。正如他的老友林焕平所言：“药眠同志是后期创造社的诗人、活动分子，在文坛上，也是青年诗人的前辈。因此，这群广州的青年诗人都称他为‘黄大师’。以后在桂林、香港，年轻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对于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黄药眠在自述中写道：“过去自己一天天苦闷彷徨，对于国家危亡和人民困苦，只是有些同情，只会自己叹息，而无可奈何。所以认识到这些以后，就决心跟共产党走。愤然把那些忧愁、哀叹、彷徨、苦闷都抛到垃圾堆里去，决意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

文艺理论的“拓荒者”

1949年5月，为革命漂泊半生的黄药眠受邀抵京，先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年10月，他在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新中国，黄药眠主动选择投身教育事业，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一级教授、中文系主任。据童庆炳先生回忆：“在他的亲自指导下，1953年北师大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他亲任教研室主任，同年受当时教育部的委托牵头编写高校第一个文学概论教学大纲，1954年主编了当时在全国影响极大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1956年又第一次招收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文艺学研究生班，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又领头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美学问题系列讲座……”这些筚路蓝缕的工作，件件关乎学科大局，尤其是教材建设，在黄药眠看来“是文艺理论上的基本建设，很重要，很有意义”。黄药眠主编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不仅有效调整了苏联文论框架模式，还充分吸纳中外作家、理论家的经典言论，有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与古今中外文艺实际的结合，成为很长时期国内学习文艺理论的必备书籍。

文艺理论教学关乎人才培育，黄药眠因此格外重视这项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将黄药眠的教学理念总结为“重马列、重传统、重实践、重能力”四个方面，这些特质清晰体现在他对学生们的言传身教上。孙子威在《学人楷模一代宗师》中回忆说，“先生教学注重务本，一贯坚持马列”且“注意抓治学的方法”，譬如“不要只读理论，还要多读作品，要读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还要学会创作，懂一点创作的甘苦”。龚兆吉在《缅怀先生两三事》中也提到：“在1957年以前，先生带研究生、进修教师时期，规定每月一次学术交流座谈会，汇报评说报刊上所发表的评论文章、新出版的重要作品和文学动态，文学理论教研室人员必须出席发言……讲课不能只讲我国古代的《诗经》《楚辞》、杜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方的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茅盾、郭沫若固然要讲，现在的作家作品绝不可忽略，尤其对当前有争议的作品必须讲，以防止将学生引向故纸堆中去而忘了现实。”

1956年7月，《文艺报》连载刊出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他成为美学问题争论的“点火者”，拉开了“美学大讨论”的序幕。为响应“双百”方针，同时更好地进行美学问题的争鸣，黄药眠又在北师大中文系举办“美学论坛”，先后邀请“美是客观说”“美是主客观统一说”“美是客观社会统一说”的代表性学者做了7场报告，均由他亲自主持，现场座无虚席，引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媒体报道。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报告讲稿经整理公开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话语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还进一步助推了当时美学讨论的进行。

1957年5月27日和6月3日，作为中文系主任和“美学论坛”主持人，黄药眠也做了两场报告，演讲题目依次是“看佛篇”和“塑佛篇”。在“看佛篇”演讲中，他主要介绍苏联美学研究状况，并对美学论争中诸家观点进行评议。所谓“塑佛”，很明显，黄药眠试图先“破”后“立”，在对“各派”美学批评之后系统阐明自己的美学观点。据此，“塑佛篇”的演讲依次从美是什么、美与美感、形式美、自然的人化、审美能力、审美个性、艺术美七个方面集中阐发了“美是审美评价”的理论构想。遗憾的是，反右运动突发而至，黄药眠还没来得及整理发表讲稿就被错划为“右派”，直至1999年讲稿才由《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研究》陆续刊出。然而，历史的雾霭总会在时光的吹拂下散去。正如近一个甲子后童庆炳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第一学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的，“我们发现50年代的所谓‘四派’实际上都是认识论派，唯有黄药眠的观点——美是‘审美评价’转到价值论来讨论美学问题，不是认识论术语的生搬硬套，而是对认识论美学简单化有所批评”，因而“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开启现代美学的价值论，是前辈学者黄药眠的贡献”。

1978年后，已步入古稀之年的黄药眠，在历尽磨难后身体已经很虚弱，却仍争分夺秒地重新投入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中。他不仅出版了长诗《悼念》（1980）、散文集《面向着生活的海洋》（1981）、小说集《淡紫色之夜》（1986），还陆续推出了《迎新集》（1983）、《黄药眠文艺论文选集》（1985）和《黄药眠美学论集》（1991）等学术著作。

尤其是在筹备“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现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和创办《文艺理论研究》过程中，德高望重的黄药眠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回忆：“药眠先生是文坛前辈，在创造社活动中已崭露锋芒，我在30年代初读大学时已从创造社的出版物中读到他的论文……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也承他厚爱，多得指导。”中间有20年，二人没有往来，直至筹组“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他们又开始一起工作了，徐先生说：“这已是1980年的事情。周扬同志担任研究会的名誉会长，荒煤同志被推为会长，药眠、陈白尘和我被推为副会长，我兼秘书长。《文艺理论研究》出版时，荒煤为主编，药眠、白尘和我为副主编，因为是在上海编辑发行，具体工作我多做些，经常同药眠先生商量，请他指教”“后来他因高龄，旅行不便，就没有再直接参加了，但对会务编务仍很关心。同行们也非常挂念他的健康，常问我：‘黄大师近来身体可好？’”一个社团和一份刊物，从无到有，其难度不言而喻。通过与同行合作，黄药眠的这些拓荒性工作历尽艰辛，利在千秋。

作为国家授予的我国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和首批文艺学博士生导师，黄药眠培育了大批文学理论人才。正如黄先生培养的博士生王一川教授所言：“黄药眠先生完全称得上是新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正是他的开拓和奠基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的文艺学学科得以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新道路，直到他亲手建立起中国第一批文艺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而我等后辈则有幸成为这个学科园地里生长的桃李。”

在散文集《面向着生活的海洋》中，黄药眠写道：“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人梯，让后代的人一个个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有些人可能一直攀登到智慧的峰巅。”黄药眠本人，既是创造者，也甘做人梯，他的一生，革命着、写作着、教育着——面向着文学的海洋。

（作者：李圣传，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