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论纵横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白区的工作全面转入地下，自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领导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依然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果断决定转移领导干部，撤离领导机关。

将大多数领导干部顺利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才在1931年9月决定转移，前往中央苏区主持工作。

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当时上海到苏区的几条秘密交通线几乎都被敌人破坏了，只剩下周恩来领导创建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能够途经香港、汕头、大埔等地然后到达中央苏区。

汕头站

1930年，周恩来领导刚刚成立的中央交通局从各省抽调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和交通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建立起来了这条秘密交通线。

对于这条交通线，广东大埔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黄佳清曾说：“没有它，中央苏区历史就可能要重写，它不仅传递往来文件、情报，以及运输物资、带送款项，而且承担了党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

由此可见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当时党中央几百名干部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转移到中央苏区的。

这条线路究竟神奇在哪里？为何能够承担起如此重要的重任呢？

这条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的路线，蜿蜒曲折长达数千里，沿途设有不少交通大站、中站和小站，就如同驿站一样，把要转移的人如接力一样送到中央苏区去。

当然，这条线路上也并非绝对的安全，一路上还有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障碍，想要安全抵达中央苏区并不容易，这里面靠的是线路上交通员的努力。

为了加强交通线的管理，中央交通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其中要求交通员不该了解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未经允许不得传播自己所了解的事。

只有铁打的团队才能铸造钢铁一样的交通线。

在周恩来正式启程前，先是在上海英租界约见了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向他详细了解了交通线沿途情况，在商定了撤退线路后，又安排卢伟良先带两位交通员返回苏区，探探路。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乔装成广东工人的样子，在一位交通员的护送下，提着一只小手提箱，从上海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平安抵达汕头。

汕头自古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水运交通很发达，北上可抵上海、青岛等港口城市，南下可经香港到东南亚一带，而且距离江西较近。

党中央于是利用汕头华洋杂处、易于往来的有利条件，决定在这里开设绝密交通站。

汕头交通站是相当隐蔽的，当时很多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都不知道汕头有这样一个交通站。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汕头站其实并非一个，为安全着想，周恩来在汕头设立了两个站，一个是“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另一个是“华富电料行”。

这两个站虽然都在汕头，但是职责不同、任务不同、互不知情，“中法药房汕头分号”，是中央交通局的黄乔然通过亲戚关系，在镇邦街7号建立了中法西药房，作为中央交通局的直属中转站，主要负责传递情报、转运物资、护送一般干部。

1931年初，周恩来将陈彭年、顾玉良、罗昆贵三名同志派到汕头开展工作，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成为只有周恩来中央交通总局和香港总站中极少的人知道大站，设立这个站的主要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护送党的高级干部。

华富电料行

具体经营“华富电料行”的陈彭年、顾玉良、罗昆贵也都不是普通人，陈彭年是山东济宁人，早年在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又一直在中央特科工作，是久经考验的地下党员。

由于他喝过几年洋墨水，在汕头还是能够吃得开的，当他穿上西服，那派头就像留洋华侨一样，党组织安排他当华富电料行的经理。

据顾玉良在1983年回忆：“陈彭年是山东人，也不懂得当地语言，但他在租界做过长期秘密工作，懂得黑社会的语言和活动方式，如碰到问题他能对付。特别是他个子高，穿上了长袍大褂，活像个资本家，所以把他当作我们的‘老板’。”

顾玉良曾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以前做过生意，对经商这一套很在行，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会计，并且负责和东江特委联系。

顾玉良在1983年回忆：“我是上海郊区人，第一次到汕头，不懂得汕头人讲的潮州话，但做过生意，当过党内交通，所以知道些做生意的道理和党内秘密交通的经验。”

由于陈彭年和顾玉良都不是潮汕人，不懂地方方言，因此又找了罗昆贵负责他们的日常联络和翻译工作。

罗贵昆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广东梅县地区人，能讲当地话，在汕头也有社会关系，是陈彭年和顾玉良在汕头活动的翻译和媒介。

党组织能够选出这三名同志，是经过慎重考验的，周恩来对选取交通员的标准是很严格的，他曾说“宁可放弃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选一个交通员比选县委书记还难。

那么，中央选拔交通员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根据相关资料，党中央当时选拔交通员，除了“枪法准”，“能够胜任长途跋涉”外，其中特别有一点“不能说梦话”。

“枪法准”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交通工作是很危险的，身份暴露就要火拼，为了保护转移同志的安全，交通员枪法准是必要的条件。

“能够胜任长途跋涉”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交通线大多很长，有时候又要走小路，需要经过长途跋涉是必须的。

只不过“不能说梦话”这一点很难让人理解，其实交通员不仅是苦大力，有时还要伪装成各种身份，比如当时有的旅店会睡大通铺，很多人睡在一起，伪装的本领可以通过化妆来完成，但是说梦话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在说梦话的时候泄露了机密，很可能危及到组织的安危。

陈彭年作为交通站站长，对交通员要求也很严格，据顾玉良的回忆介绍：“陈彭年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对化妆有经验，要我们服装也得讲究，才像上海帮商人……”

他们到达汕头后，在南京旅社附近租到了一座楼房，房子有三层，面临马路，但没有铺面，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家，专营批发代销、不做零售的电料公司，还请人制作了一块铜招牌，全称就是“华富电料公司”。

之所以是专营批发而不做零售，目的是可以利用商店名义购买苏区急需的电器材料，他们公开经营二极管、配线圈等电器配件，都是当时市面比较紧俏的商品，可以方便他们向苏区提供急缺的印刷机、电台、制鞋机、缝纫机等器材。

当年正值党组织最困难时期，他们做生意赚钱也很重要，一方面要拿钱疏通关系、打点国民党官员，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给党组织提供部分活动经费。

为了更好地隐藏起来，就必须考虑到细节，在建站之初就采购了大量最时髦、最豪华的家具，就连公司内陈设的落地钟都是当年最顶级的配置。

之所以有这样的考量，其实也是交通局的同志用血泪摸索出的经验，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租了一间房子，但是等到他们入住的时候，房东就要去举报他们。

吴德峰就纳闷，后来通过与房东的交谈才得知，原来之前在这里租房子的两个房客买了跟吴德峰一模一样的家具，最后查出这两个房客是“通共匪嫌疑犯”，房东因此怀疑吴德峰也是共产党。

吴德峰好话说尽，对方才没有报案，此后吴德峰向中央建议，以后秘密工作的同志在购置家具时，要符合隐蔽工作者的身份、职业，买的家具千万不能一样，以免露出破绽。

陈彭年是开大商行的，在汕头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老板，所以他的家具要和其身份能够匹配。

在陈彭年购置了这些豪华的家具时，到这里做生意的达官显贵哪里还会怀疑他们是共产党？

在平时生活上，陈彭年也做好出手阔绰，挥金如土，是名副其实的大老板，以至于在汕头，很多人都要卖他点面子。

正因为如此，“华富电料行”从建立后从未暴露，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是拯救了整条地下交通线。

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对中央交通线进行调整，将顾顺章可能了解到的交通站全部摒弃。

尽管“中法药房汕头分号”仅仅运行半年，依然被停止运行，而正是启用“华富电料行”这个备用交通站。

中央对汕头交通站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并且有两条特殊的规定。

第一条，汕头交通站只能同所在地的党委东江特委书记联系，不能和其他负责人发生联系，这样的单线联系，比多线联系更保险，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不至于影响全局。

第二条，不允许外人住到站里，经过的干部即使到了汕头，也只是带他们到站外休息，当年共产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经过时，住的是外马路上英国人开的旅店。

周恩来启程时，中央交通局给陈彭年发来通知，要他按船期与约定的暗号到码头接“客人”。

陈彭年知道，普通干部到汕头，只要一般的交通员就可以，需要他这个站长亲自出马迎接，肯定是党的重要干部。

因此，他接到通知后，在约定时间早早就到海关等候，等到轮船靠岸时，人群蜂拥而出，陈彭年与交通员肖桂昌接上了头，肖桂昌曾人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对广东一带的路十分熟悉。

因为陈彭年之前在中央特科工作过，是见过周恩来的，当肖桂昌指着远处站着的“客人”时，陈彭年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客人”就是周恩来啊！

陈彭年很快将周恩来一行人带到华富电料行，并详细向周恩来汇报汕头交通站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情况。

周恩来对汕头的情况很了解，这也是为何他当初会选择在这里设立交通站的原因，他之前曾多次到汕头来过，与汕头结下不解之缘。

早在1925年3月，在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就参与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的军事行动，那是他第一次来汕头。

当时汕头的老百姓夹到欢迎东征的军队，工商各界更是主持了欢迎仪式。

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曾留在汕头出任东江各署行政专员，主持汕头附近几个县市的政务。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后不久，在1927年8月，周恩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一个月后，他率领起义军挺进汕头，建立了红色政权。

可以说，汕头这座城市见证了周恩来在革命生涯的跌宕起伏，周恩来对这座城市也是有着一定情感的。

当晚，周恩来以商人的身份，被陈彭年等人安排住进当地最大的一家旅社叫“金陵旅社”。

在一切安顿停当后，周恩来与陈彭年走下楼来，观察一下四周的情况，以备在发生突发情况时，能够从容转移。

可是，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周恩来决定立刻转移的事情。

当他们刚下楼走到楼梯的拐角时，发现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太熟悉，那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其中的C位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尽管已经过去六年，1931年的周恩来比1925年的周恩来看起来更加沧桑，周恩来又进行了一定的化妆，但是他那器宇轩昂的特质，还是能够让人一眼就辨认出来。

在当时白色恐怖时期，这张照片无异于一张带肖像的“通缉令”，周恩来当即认为，住在这里不够安全，要进行转移。

由于事发紧急，想要在短时间内再找一个住处已经很困难了，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大多数旅店都会进行搜查。

机智如陈彭年立即利用社会关系，将周恩来转移到棉安街的另一家旅店内，难道这个旅店就不会被人搜查了吗？

这家旅店虽然从外面看来十分普通，但是背景却不普通，这是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开的。

张瑞贵可不是什么好人，而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大反派，就是他负责对潮汕各地区革命志士的镇压行动。

当时汕头也被管理得很严格，在市区不定时清查户口，马路也经常连夜宵禁，只要是有嫌疑的人，都被抓走调查。

唯独这家旅店，他从来不去查，他认为自己这样凶神恶煞，共产党趋之若鹜，哪有不开眼的共产党人会住进他的旅店。

这个旅店，不但国民党当局不查，就连地痞、流氓都不敢来骚扰，说起来还是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就这样周恩来就住到了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这一夜，总算是有惊无险。

汕头老照片

第二天一早，陈彭年就将周恩来等人送到汕头火车站，离开汕头，不久之后，周恩来顺利进入苏区。

从1930年到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这条线始终没有被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过这条线护送到中央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干部约200多人。

顾玉良在汕头工作了不到半年，便调回上海工作，接替他工作的正是曾护送周恩来去中央苏区的肖桂昌。

解放后，顾玉良到北京去开会，遇见了肖桂昌，他给顾玉良介绍了汕头后来的交通情况，他说：交通站继续担任护送任务，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为苏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34年红军长征前，圆满完成护送使命的汕头大站奉命撤离，所属人员全部进入中央苏区，而设在“中法西药房”的交通站仍然在使用。

陈彭年被调到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具体工作内容是负责保卫交通工作，期间，多次从中央苏区携带黄金秘密护送至上海，为党中央及后来的临时中央、上海局提供大批工作经费。

党中央会利用这些经费采购一些电子通讯设备或者医疗器械等设备，再让陈彭年带回到中央苏区，解决了中央苏区战略物资紧缺的问题。

因为党组织的信任，在长征开始后，党中央就把保管军费的重任落到了陈彭年的身上，陈彭年担心丢失黄金，就把黄金捆绑在自己的身上。

1934年8月下旬开始，红军自四川毛儿盖出发，开始过草地，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红军主力最终胜利通过，但是陈彭年却在过草地时陷入沼泽当中，因为身上捆绑携带的黄金导致他的身体加速沉降，自此长眠在大草地之中。

由于当时正处于红军最低谷时期，很多牺牲同志的家人大多生活在白区，为了保护他们的家人，很多秘密战线的工作者都是隐姓埋名的，因此在陈彭年牺牲后，他的家人并不知道。

在那个年代，只要跟共产党沾点边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打听过，只知道陈彭年为党工作。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却迟迟没有等到陈彭年的消息，在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他的女儿陈德芳等人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询问当年“华富电料行”的老板的下落，在信中亲人写道：“全国解放已经三年了，家里人十多年没有他的音信，故呈函查询下落，以免家人盼望。”

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收到信后回复，陈德芳才知道：“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深入大草地中，陈彭年与其他两位同志，失足陷入沼潭中，没了顶，葬身草地，壮烈牺牲……”

这个消息，他们等了十几年。

1984年，顾玉良专程回到汕头缅怀地下斗争时期的战友，从撤离这里，他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来这里了，曾经并肩作战的革命战友已经阴阳两隔。

尽管相隔年代久远，但是他对这里依然很熟悉，曾在多少个日夜里，他的脑海里全是这里的画面，在顾玉良的帮助下，辨认出了当年“华富电料行”的旧址。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并没有忘记这里，自2017年相关部门对这里进行了修缮，并于2019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当年的旧址被极大程度上还原了当时店面的原貌，一楼复原当时的店面情景，二楼复原当时站长办公室及工作场所的情景；三楼则模仿当时地下工作者开展地下工作的场景。

除此之外，还将相邻的两座楼开辟为陈列馆，将当时红色交通线的一些历史介绍给大家，让后来人能够通过身临其境感受当时革命工作者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