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语有约 2025年2月6日
编者按：
于敏（1926.8.16——2019.1.16），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理论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理论、设计问题，是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2025年1月16日于敏院士逝世6周年，本文是于敏之子于辛为纪念父亲所作。
我的父亲于敏
文|于辛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他的音容相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每当我迷茫时，总是能感受到父亲对我们的教诲，这可能也是天意吧。
父亲于敏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给家人讲过自己的成就，也从来没有看到他流露出得意、骄傲的情绪。他每天总是将自己融入浩瀚的资料中，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记得2013年我在家中整理留存的旧报纸时，看到1987年5月12日的《工人日报》，上面有一篇当时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发表的署名文章，题目是《学习于敏，为祖国强盛而拼搏》。文章中写道“......于敏以大局为重，留了下来。这不仅给这个似乎要散架的集体起了凝聚的作用，而且使它在学术上也有了主心骨。于敏同志担负起理论设计学术领导的主要责任，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精诚团结，发挥全体同志的才干，在此后的几年，科研上又连续取得了新的突破性的成就，有了质的飞跃。”
1987年5月12日，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发表的署名文章
这上面写的与我当时记忆中的父亲相差甚远，在我脑海里清晰地记得，1987年我下班回家时，看到大院里黑板上写有“向于敏、胡家赣同志学习”的文章后，我高兴地跑回家，对在看书的父亲喊道：“爸爸，外面黑板上有号召向您学习的文章。”父亲放下手中资料，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平淡地说道“这是大家的功劳，工作都是大家做的”，说完就又钻进书本里去了，当时反倒让我觉得自己是否有点大惊小怪了。
从这天起，我就有了想进一步了解父亲的想法。近些年来，我尽可能走访父亲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聆听老一代科学家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回忆与父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查找、阅读有关图书资料，努力体会父辈们那段辉煌而艰辛的历程，感悟他们的精神境界。
我的父亲出生于1926年，青少年时期，面对军阀混战，天津沦陷，日本鬼子在中国领土上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父亲留下惨痛印象。
童年时期的父亲
民族的忧患意识，使父亲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报效祖国，科学救国的志向。父亲自幼喜读中国历史及古典文学，仰慕历代民族英雄，他常讲：“中华文化有5000年历史，虽然几经磨难，但却长盛不衰，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中有一股正气，这就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这股正气）集中体现在民族英雄身上，这是最可贵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父亲喜欢的诗句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远”，这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这对父亲思想品格影响甚大。这也是父亲在科研道路上，不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动力源泉所在。
办公室工作中的父亲
父亲是一个深爱家庭的人
在我的幼年记忆里，时常浮现出深夜熟睡之后，有人抱起我，用他满是胡子拉碴的脸亲我的小脸。睡梦中的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小手去推开这张脸。长大后我明白了这就是父亲对我们爱的一种表达。当时他因为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再加上工作的特殊性，每天都要很晚才能回家，一早就又上班去了，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玩儿。亲一下熟睡中孩子的脸庞，是他舐犊之情的自然流露。父亲从工作以来，几十年时间里，从未间断过给老家寄钱，以补贴家用。改革开放后，因国企改革三叔面临所在厂子裁员下岗，当时三叔两个孩子还小，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感到很迷茫。父亲得知情况后，给三叔写了一封信：“国企改革，事关国家大事，你们厂身处其中，想必震动很大，你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国分忧。”同时与信一起寄去了一笔钱。父亲在出差的时候，总是将母亲的照片随身携带，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有一次去上海出差，看到有卖丝袜的（当时北京没有卖），父亲也会托人买几双带回来送给母亲；给我买的上海大白兔奶糖，更是让我终生难忘。
1971年，我们一家人在北京十三陵留念
父亲是一个勤奋的人
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勤奋的人。在记者采访时，他说：“我不笨，我自己认为我也不聪明，但我很勤奋，（在北大读书时）每年暑假我回不了家，没有路费，常常跑到景山顶上去，拿着课本，拿着习题，乘着景山的凉风，勤奋得很。”
青年时期的父亲（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北大理学院荷花池
父亲从事核武器研究以后，因核武器理论设计具有多学科的工作性质，原来学的知识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为了尽快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他用较短的时间又学习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辐射自由程、状态方程、凝聚态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许多学科，他对学习总是分秒必争。早晨一起床就拿书看，上厕所看，吃饭时也看，晚上为了不影响我们睡觉，他拿着书到走廊里看，甚至开会前的几分钟他也从不放过。出差坐火车那更是学习的好机会，一次去院里开会，他在火车上把一本厚厚的统计物理学读了一半。由于勤奋好学，父亲具有知识面广、思路宽、目光敏锐的特点。
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父亲（二排右起第三）与同事们的合影
父亲是个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的人
父亲1951年从北京大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人搞这门科学。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小波尔访华时，上级安排父亲担任翻译工作，他经常向小波尔请教问题，小波尔说父亲是“出类拔萃的人”。在原子能研究所近十年时间里，父亲发表了论文、译著三十余篇，在核结构和核反应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正如钱三强所长评价的，于敏同志“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工作的空白”。
正当他面临更大突破的时候，国家调他到一个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的高度保密单位工作。从一个学术上取得相当成就、并且有机会扬名四海的岗位转到一个需要隐姓埋名的工作单位，从自己喜爱的理论性较强的原子核物理学变成从事大的系统工程——武器理论设计工作，这对父亲来讲是科学研究道路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然而，父亲想的不是个人，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国家需要，一切从头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核武器设计工作中去。
父亲与同事研讨工作
对于科研中的问题，父亲是走路时想、吃饭时想、甚至睡觉时也在想。他身体不好，母亲给他煎的药、煮的奶，常常是热好了变凉，凉了又热，一次又一次，他常常在深夜两三点钟突然开灯起床，到桌旁去推导公式，写下一些想法，为了父亲的健康，同事们建议母亲在晚饭后拉他出去散散步，可是，父亲身体虽然在漫步向前，而大脑还在围绕科研问题转。
父亲患有胃病、高血压、疝气、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可是只要他人不倒，总是挺着干。一次，父亲带病在外地参加一个专业会议，白天紧张地讨论了一天，外单位提出了一个问题，晚饭后他就拿起计算尺认真地工作起来。同志们看见后，硬是把他手头的东西抢走，强迫他躺下休息，关了灯才放心地走。可是第二天早晨，他拿着一叠纸对一个同志说：“你检查和复算一遍，准备今天到会上发言。”同志们看到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公式和数据，都楞住了，从他那疲惫的面容看得出他彻夜未眠。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感动得同事们说不出话来。
上世纪80年代，父亲听取理论设计汇报
1978年，院里某研究所派人就真空照相技术问题来京向父亲请教，当时，父亲正在患病。然而，为了满足千里迢迢赶来同志的要求，他忍着病痛，由人扶着到教室讲课。大家见他面色不好，说话艰难，请他坐着讲，但父亲说不在黑板上写是讲不清楚的。他就这样忍着病痛讲了一个多小时，全体听课的同志深深为之感动。
1969年，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我们全家搬到了四川梓潼县曹家沟，户口也随之迁到那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因四川不具备理论研究条件，很快就回到北京。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留在了曹家沟。
1971年底，单位为照顾身体每况愈下，而工作又离不开的父亲，特批允许母亲回北京照顾我父亲，从此我和姐姐在北京开始了借读生活，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北漂”吧。因户口不在北京，我们要在北京办理借读，住房也不能解决，看病就更难（挂号需要北京户口本），生活中有很多不方便，特别是1979年我姐姐高考在即，按照当时的规定，她必须回四川去考试。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科院恢复正常科研秩序，开始较大规模的收回和新建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先生多次找到父亲，希望他回到中科院工作，同时对外说，老于是科学院的人，现在应该要归队了。如果回到中科院工作，以上生活困难将迎刃而解，妈妈和我们知道后都非常高兴，希望父亲早日回到中科院，解决因户口不在北京而带来的各种困扰。但70年代中，很多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因为各种原因，相继离开了理论设计单位，而当时我国的核武器还只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离小型化、实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时如果父亲也离开核武器理论研究单位，核武器理论部就没有能够牵头挑起这项重担的带头人，核武器研究很有可能将面临“为山九刃，功亏一篑”的窘境。此时的父亲在我们全家期待的目光中，谢绝了钱先生的邀请，毅然留了下来，带领理论设计的同事们在核武器理论、设计上又取得了多次重大的突破。
父亲是一个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人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科研单位，父亲多次教导我工作中要实事求是，必须老老实实，不能有半点虚假，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在科研问题上，他始终讲老实话，坚持真理，不畏强暴。
1970年至1971年间，核武器研究院实行军管。由于当时军管会的领导倒行逆施，科研工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青海221基地出现了所谓“三炮不出中子”的事件。这本来完全是个纯技术问题，但是军管领导硬要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要抓“反革命”，扬言“要抓‘515’ (当时产品代号),先抓‘516’ (分子)。” 他们点名要刚回家探亲、准备过春节的父亲马上赶回青海221基地，参加学习班，企图用父亲的嘴说出他们要讲的话。面对军管会的威逼利诱，父亲不畏强暴，顶着压力，深入到基层，认真听取大家反映的情况，在逐层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表自己的看法。父亲因此遭到了责难、批判。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响亮地回答：“我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我不能按别人的意志讲，那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如果现在迎合他们的话讲，虽然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但将来会不好过的。我们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啊！”就这样，在“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大帽子随时可能戴在头上的情况下，父亲与当时理论研究所出差同志一起坚决顶住了压力。
父亲参加学术报告
由于受政治上的高压，加上工作的辛劳，他的胃病、疝气病复发了。他每顿饭只能吃一、二两。然而父亲坚强地忍受着，他没有躺倒。他不但在现场调查研究，还给技术人员介绍理论设计原理，回答各种技术问题，仔细分析了全部实验数据，最后和大家一起找出了失败的原因，证明其完全是个技术问题(以后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折磨，父亲的病情变得十分严重，在返京的火车上他开始便血，到了北京突发休克，被送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惦记着下一次实验任务。出院后在家没呆满一个月，他又急匆匆赶到青海221基地去了。事后他的挚友邓稼先先生说：“老于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父亲是一个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人
父亲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他喜欢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在单位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于”。
平时，大家在科研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去求教他时，他总是先仔细地倾听你提出的问题，然后总会给你满意的答复。他解答问题，不是笼统的、原则的，而是详细的、具体的，从路子该怎么走，到公式的推导、参数的处理等细节全替你想到了，有时还会给你指出参考书籍。他身边很多同事都说向老于请教问题有“三不”：一是提问题的时间不受限制，不论是上班、下班，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随时都可以问他；二是提问题的范围不受限制，不论是物理的、力学的、状态方程，还是计算方法，都可以向他提；三是即使提出一个看来有些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也从不会把你训斥一顿或加以讥笑，而是照样耐心又热情地给你讲解，直到你弄懂为止。有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同志，曾经向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父亲仍然很认真地对待，用了很长时间，从基础给他讲起。
事后，这位同志深有感触地说：“一位专家用这么多时间给新同志讲问题，我提的问题是那么简单，他却花了那么多时间，这可真不简单啊！”
父亲一向注意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年轻同志大胆发表意见。跟他讨论问题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的，他鼓励大家开展争论，认为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是必要的。父亲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现场，亲自动手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和大家一起到计算机机房上机、值夜班、拉计算尺、看纸带、抄数据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同志们说“哪里工作有困难，哪里就有于敏同志，他总是战斗在第一线。”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在上海神光装置旁讨论工作
父亲对身边同事的生活也非常关心。清晨，上夜班的同志还未下机，老于为他们买来了早点；刚来的年轻同志举行婚礼，他来庆贺道喜；哪位同志家里来了老人，他携同夫人前去探望；哪位同志缺粮短钱，他慷慨解囊；出差久了，他时常提醒同志们不要忘了给家里写信。在紧张的工余之际，有时他还和大家聊聊《红楼梦》、唱段京戏、打打桥牌。父亲完全生活在群众之中，工作在群众之中。
父亲是一个宁静致远的人
父亲喜欢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淡泊就是不为物欲所惑，这样才能志存高远。宁静就是不为权势所屈，这样才能有骨气，不为利害所移，才能坚持真理。”改革开放后，父亲教导我们：“不要追求奢靡，能满足基本生活就行，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很好。”
80年代以前，我们一家经常会为了省几分钱的公交车票而选择步行。直到1983年我放寒假回家，按惯例从北太平庄下车走两站地回到家时，母亲看到我突然说了一句：“你又走回来的，下次别走了，坐公交回来吧。”
父母的节俭可谓数十年如一日，一张20世纪90年代初的铁床，父亲睡了近30年，一台老旧的电视机，能收到的台太少，安装了个机顶盒，又接着用。每当我想换新的时，父母总对我说，这些东西没有坏，用得很好，我们也习惯了，不要乱花钱，将来孩子上学还要花钱，节省一点吧，父母坚决不让我以旧换新。
父亲在家中翻阅书刊
由于父亲在核武器理论方面的贡献，有些媒体称他为“氢弹之父”。他始终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这样提不符合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的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2014年初，当父亲得知单位准备推荐他参加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时，父亲向单位领导建议：“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已经老了，为了中物院的长远发展，应推荐年轻的同事参加评选，这样能更好的激励年轻人为祖国拼搏。”
结束语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言一行，却是我们做人的标杆，不断影响和指引着我们。正如父亲说的: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在我的身边，有很多和我父亲一样的叔叔、阿姨，他们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克服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他们在理论研究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为我国国防事业不断攻坚克难，奋斗终身，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人间奇迹。我为他们感到自豪，向他们致敬，而我的父亲仅仅是他们中的一员。
2025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