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4月15日

文/黄宇翔

「李约瑟难题」是科技史上著名的问号，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成就突出，但为何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 英国学者李约瑟以毕生精力推出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展现文明演进仰赖交流，此次香港李约瑟研讨会就探讨了公元三世纪前欧亚大陆文化与科技传播的形态。

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是科技史上著名的问号，中国历史直至清中叶以前在科技方面都有长足的成就，甚至长期领先于西方。但是，中国的科技成就没有孕育出科学的知识论与方法论，科技更在清中叶之后便大幅落后于西方。西方出现「工业革命」之际，中国却落入了科技的停滞。以至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掌握科学的西方文明为中国带来「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历史何以至此？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以毕生精力追寻答案，推出了七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发现中国历史上具有卓越的科技成就。这部书是文明传播史研究的典范，展现文明的演进仰赖于传播与交流，方能促成科技的昌明。因此，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李约瑟科技与文明基金会（前身为东亚科学历史基金会）、李约瑟研究所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共同举办了「李约瑟研讨会——欧亚大陆与中国之间的早期文化与科学传播」，探讨在公元三世纪以前，欧亚大陆之间文化与科技传播的形态。这次研讨会上，也播放了中央电视台为李约瑟制作的纪念短片，可见李约瑟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李约瑟的遗产

研讨会由李约瑟科技与文明基金会主席李励生发起，与会者包括剑桥大学的马丁钟斯（Martin Jones）、东京大学的麦文彪、李约瑟研究所的梅建军、香港中文大学的蒲慕州等，他们对于中国科技史与文明的关系都有长足的研究，报告题目遍及农业、考古学、天文学、宇宙论等，力图展现公元三世纪以前，欧亚文明的早期文明交流全景，也展现了文明的交流除了今日常提到的「一带一路」，也包括了欧亚大草原这条路径。

发起人李励生曾于剑桥大学跟从李约瑟进行研究，认为李约瑟「是常在思考之中，思考科学与世界互动的关系，对世界有敏锐的观察」。李励生亦认为李约瑟的可贵之处在于：「除了发现中国历史上灿烂的技术成就，也注意到文化交流对于科学成就的意义。」同样曾经协助李约瑟研究、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三分册写作的唐立教授（Christian Daniels）则认为：「在中国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这段时间，中国尚没有人能够掌握基础科学的情况下，他就强调了文明与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之付出毕生努力。」会上对于李约瑟在文化交流以及开创研究中国科技史风气之先的成就充分肯定，认为今日中国也需要延续这种欧亚文化交流的开放精神。

李约瑟与中国有特别的缘分，李约瑟始终相信「中国能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对中国未来怀有深切希望。李约瑟在中国得到的荣誉与掌声非常多，唐立教授便提到：「中国人很容易记得他（李约瑟），其他国家的人则不然。」在中国，李约瑟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于二零零九年评选出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的其中一位，与白求恩、萨马兰奇等人齐名。李约瑟在冷战期间亲近中国的表现，为他带来许多荣誉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质疑，李励生认为：「一个人走了，只放个标签给他，是很不公道的。」反对把李约瑟生平化约为亲中、亲共，李励生认为：「李约瑟先生不是这么负面的人物，她是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不应该因为这些政治、思想上的原因，就给予他不公正的评价。」

文明、思想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并称，是中国科学界难以回答，也难以回避的问题。李约瑟难题不单是科技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中国没有「工业革命」的出现，中国古代有科技，而无科学，最为显明的就是没有出现西方的科学哲学，培根（Roger Bacon）主张的孤立实验变项、经验主义，以至现代科学主流所奉的否证主义等，一系列的科学知识论、方法论没有在古代中国出现。要回答李约瑟难题，就必须面对这个思想上的难关。

为了回应李约瑟难题，同为剑桥大学教授的马克·艾雯（Mark Alvin）就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古代出现了「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认为中国出现了可耕地扩大却远落后于人口增速的发展形态，因此广泛存在廉价劳动力，因此中国文明在人口激增的情况下，技术发明难以刺激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需求甚大，堕入了这个人口富足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而中国王朝兴替长期都在恢复生产力后，步进「高水平均衡陷阱」，故中国士大夫对科技贬抑，称之为「奇技淫巧」，因此没有出现科学革命。

工业革命的里程碑是蒸汽机的发明及广为应用，值得留意的是，李约瑟在著作里证明了蒸汽机的技术基础都几近完备了，而且在著作里，李约瑟提出许多具有现代机器雏形的中国古代科技，例如指南车具有自动控制原理，这种雏形与原理的发现在中国科技史上屡见不鲜，但总是无法转化为现代化的关键技术。历史学家金观涛、刘青峰则提出「『大一统』技术结构」的观念，认为中国传统以来的研究，高度重视技术的发展，而轻视理论与实验，而得以普及的技术则往往与大一统国家的存续具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古代的技术传播都是通过大一统国家体系加以传播。与此同时，与大一统国家利益不相符合的技术就难以传播，相异的学术思想、理论发现、实验成果就难以传播，因而中国古代技术失传情况相当严重，辅以中国传统盛行的「直观外推」的推导因果方法，故始终无法进行知识系统化的积累，从量变而至质变，形成工业革命与科学系统的形成。

李约瑟难题无疑依然是中国科学的未解难题，马克·艾雯与金观涛的说法都是一家之言，未必能完全命中李约瑟难题的核心。即便在科技史上得出个较完善的答案，是否就证明中国文明不如西方现代文明，或者文明的优胜劣败呢？这依然是社会科学家们终极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