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
文/陈志明
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赶在二○一七年最后一天即十二月三十日，“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主办方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校史馆以及校档案馆等。临近纪念展开展大约一周，通过多方周折，主办方终于拿到了王东明特意为展览亲笔题字：“独上高楼”落款是：“王东明，二○一七，冬至。一百零六岁。”
二○一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拨通远在台湾的王东明先生电话后，她跟本刊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她的年龄：“你知道，我今年已经一百零六岁了。”温暖的笑声中透出一点小得意。
王东明眼中的王国维
王国维有过两次婚姻，两位夫人共为其养育了六子二女。王东明上面有四个哥哥，是家中长女。大哥潜明去世最早，一九二六年因染上伤寒病故；二哥高明逝于文革；随着五弟慈明二○○九年辞世，如今兄妹八人中，尚在人世的就只有王东明一人了。
她现今住在台北县永和市，有佣人随身照顾，儿子也经常前来探望。台北市海宁同乡会的乡亲是她常常约见的朋友，每周有两次聚会，足以排遣寂寥。前些年，除了聚会，她还喜欢逛艺术街、假日花市，乐华夜市的台湾小吃豆花和萝卜丝蛋饼也是她的最爱。“这几年很少出去，因为已经走不动了。”她说。语气中又带出一丝怅然。
因为觉得自己“无事可记”，她总是不顾在人前谈及自己的家世，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不知道她是王国维的长女。到了二零一二年，将满百岁之时，有一天她“突然想通了”，这才在忘年交李秋月女士的悉心探访、整理下，完成了口述自传《百年追忆》。二零一三年，该书以《王国维家事》为名在内地公开出版，迅速引起学界关注。
在电话里，我问:“您印象中父亲是怎么样的？”
王东明说:“父亲童年颇为孤独，四岁时生母即去世，自幼依赖祖姑母和叔祖母抚养，聊聊养成‘寡言笑’的个性，他七岁入私塾，在祖父的指导下，诗文时艺，皆能成诵，十六岁即考中秀才，与另外三人并称‘海宁四才子’，而以父亲为第一。”
“父亲对待孩子，虽然表面看不出亲热，但实际上是将深厚的感情藏在心底，家里的老佣人说，我出生时父亲最高兴，他不住告诉身边的人，说:‘我们家已有四个男孩儿，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女儿，就像一堆米里捡一粒壳，很难得。’所以我小时候，他抱我最多。”
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启发和帮助
一八九八年，时年二十二岁的王国维随父亲王乃誉赴上海求学。当时梁启超、旺康年等正在上海主办《时务报》，其中有一位职员正好有事请假回家，临时请王国维代理工作。王国维答应一试，就去了《时务报》上班。本来只是替人几天，薪水也不多，却不料从此走上了一条意外的学术研究之路。
到了《时务报》，王国维结识了一生最重要的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的引介下受業于日本大学者藤田丰八。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但自学日文、英文，接触很多西方的哲学、科学，还研究戏曲、诗文、金文、甲骨文、蒙元地理等，终其一生，没有停止过。
我说：“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希望您能从‘五四百年’的角度，谈谈父亲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对近代以来学术文化的影响。”
王东明说：“清末已降到五四时期，欧风东渐，中西学术交汇，名家迭出，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两宋之际理学勃兴之后的又一次学术鼎盛期。父亲一生学问，成就于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并非偶然。父亲在九十年前投湖时，年仅五十一岁。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学界也早有定论。胡适当年就很关注父亲的学术研究，认为旧式学者中，章太炎‘已半僵化’，罗振玉、叶德辉‘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父亲‘最有希望'。当时学界对父亲期待甚高，目录学家伦明曾提到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言国学者靡不曰王静安，几乎言汉学者之尊郑康成，言宋学者之称朱子，'形容父亲的影响之大。”
“父亲的成就，大都得自天赋、毅力以及对学问的狂热追求。他交往的多是饱学之士，互相之间能够切磋激励，产生灵感。当然，机缘也很重要。早年罗振玉的出现，对父亲的启发和帮助也挺大的。”
一九一一年，是王国维学术发展的重要分界线。辛亥革命的爆发后，全国响应。身为清朝官员的罗振玉、王国维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选择关头。在几位日本学者的邀请下，罗振玉计划东渡日本。王国维自入东学文社开始，即受罗振玉提携并成为罗的得力助手。罗既决心赴日，王国维也相应作出了随罗东渡的选择。该年底，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里，他接受罗振玉劝说，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在甲骨研究方面用力尤动，撰写了一系列名重学界的著作。《简版检署考》、《明堂妙廟寝通考》、《秦郡考》、《汉郡考》等，都完成于这一时期。
王国维学术经历分期
通过这些考验性成果，王国维在中国学术界声誉鹊起，影响日深，同时也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注意。这些西方同行们发现，王国维不但成就傲人，而且学术理念与西方学者颇为相合。王国维所具有的近代新史学观念，令这些外国同行们惺惺相惜。王国维的出现，使西方汉学界第一次认识到中国学者的重要性。
“王国维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几个时期？”我问。
王东明说:“近期研究父亲思想的学者，认为他的生活与思想发展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是二十二岁以前的少年时代，是接受传统教育时期。
“二、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从家乡到上海。在这个时期，他学习了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努力将自己学到的新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因此在文学创作特别在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研究文学和美学的时期。
“三、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三年：辛亥革命后，退避日本，全力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尤长于古代史、考古、音韵之争。后期回到上海，在哈同办的学校教书、编杂志，取得学术上的丰收。这是学术上的成熟期。
“四、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从上海到北京，虽然名义上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文学侍从，但主要工作是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当导师。他在清华园的文化氛围中，对学术做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
王国维脑后那条著名的辫子，让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他“遗老”心态的显露和写照。一九二三年，在他人举荐下，王国维应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他由此而贵为帝王之师，末代皇帝溥仪也对他很照顾，还特许他可在紫禁城内骑马。加上他与罗振玉、沈曾植、张尔田、缪荃孙等人的密切交往，让外界更加深了他的这种“遗老”印象。实际上，王国维与这些前清遗老虽然交往密切，但主要集中于学术领域。
王东明说：“父亲平时深居简出，生活简朴，从不主动介入政治圈子。从一九一九年起，他就协助沈曾植编撰《浙江通志》，期间也曾向沈氏借阅藏书，两人在学术上互动切磋，但沈曾植的重大复辟活动并不告诉父亲，父亲并没有参与其政治活动。他和沈曾植、张尔田等人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学术层面。”
对五四有非常冷静的审视和观察
一战之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没能得到应得的权益，反而成为被宰割的对象。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英、美、法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同意，反倒将之转送给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大大激发了国人奋发图强的爱国之心，学界、工商界率先站出来强烈抗议，由此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影响波及全国，最终迫使中国政府拒签《凡尔赛条约》。
五四运动使知识界发生了急剧变化。对巴黎和会本来抱有极大期待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一方面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者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国民运动的蓬勃力量。毕竟由大众运动而成功使得政府让步，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几个月后，孙中山就迫不及待的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易“革命”为“国民”；两年后，陈独秀也创立中国共产党，本来想与政治分开而专注于文化改造的他，由此一转成为激进的政治运动指导者。
在这个思想界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时期，王国维虽然沉潜于书籍，专注于地方志、音韵学、西北史地等研究，但仍能感受到了外部社会汹汹而来的政治热情。他的次子王仲闻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忧心忡忡。给儿子认真规划了“明年春定考邮政”的人生新方向。对于他对政治热情的淡漠，学界一般的理解是:安静、忧郁的性格和长期浸淫在学问中的状态，使得他不愿也无暇他愿。但实际上，王国维其实对五四运动有着非常冷静的审视和观察。
“五四运动”期间，王国维一家住在上海。六月十二日，上海罢市已超过一周，王国维目睹当时情况，给罗振玉写信时说道:“此闻罢市已逾七日，今日有开市之说。此七日中名为罢市，然除南京路大店全闭门外，其余小店往往上排门数扇，小作交易，而食物店除菜馆外均开市如故。小菜场亦有蔬菜可买，故人心尚不至大恐慌。工界有一部分罢工，亦未普及，尚不至滋生大事端。然此七日中亦岌岌矣。”
他一眼就看穿了社会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实质。他说:“此次故有国际竞争，有（国内）政争，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而在表面活动者皆为之利用而不自知，以后利用此举者当接踵而起，则大乱将随之矣……”
王东明说:“几天之后，父亲再次致信罗振玉，对时局变动颇为担忧。他强调‘世界风潮不可不察’‘伦敦工党之所宣言，几欲步罗刹之后，如西洋三岛爆发，则东山岛与我神州必随其后，’对俄国革命的长久影响，以及二战爆发都做出了精准预言。”
“周策从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中，在肯定五四运动历史影响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它的不足:改革者们认为几千年来的缓慢发展给社会进步带来了无穷障碍。为了扫清这些障碍，他们极力攻击整个传统。很明显，这种态度过于策略化和简单化。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精华所在，怎么能被‘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父亲身处文化传统之中，即知世界潮流之不可挡，又知凭一己之身，无法挽救整个文化传统被时代否定之趋势，更知时代潮流之充满变数与未知。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对于五四，虽然没有具体评价，但他的内心是无比清醒的。‘在表面活动者皆为之利用而不自知’，不是特别清醒之人，当举国若狂之时，说不出这样震耳发聩之语。”
自沉昆明湖公案
“这种清醒，在思想上，表现为他对新思潮的不接受；在行为上，表现为他最终的选择自沉。”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有一段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逾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逾甚，’庶几可为父亲之自沉求解。”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百年学术界的一大公案。此前有多种说法，如‘殉清说’、‘悲观厌世说’、‘文化殉节说’、‘罗振玉逼债说’等等。按照您的意思，应该是‘文化殉节说’比较接近。最近网上流传一组文章，对‘罗振玉逼债说’加以强调，认为这是逼死王国维的主因，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您怎么看？”我问。
王东明说:“在学术成就方面，罗振玉与父亲齐名。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系。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而信口开河、加以渲染。父亲与罗振玉是好友，后来大哥娶了他的女儿，两人更是成了儿女亲家。大哥去世后，父亲深受打击，本来就伤心难过；办完丧事后，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天津罗家去了，这当然引起了父亲的不快。我记得他当时很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认为与罗振玉失和，是造成父亲自沉的主要原因。只是后来我觉得，这些不开心在当时虽然很影响情绪，但仍然不能促使父亲投湖自尽。因为父亲学问很高，心胸、境界与常人不同，不会因此而看不开。”
百年前回忆永远清晰
“请谈谈对父亲的印象？”
“我印象中父亲总是在读书。他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研究很深，却从来没有去听过戏。我们在家玩闹，有时声音大了，母亲怕惊扰到父亲，就拿了一把尺子装模作样要把我们赶走。我们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边护着我们满屋子转，一边拿了书继续读。”
“他休息时，我们常围着他，请他吟诗作画。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至于作画，其实他也不会，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但那时我们已经很开心，小心灵里装满了幸福。”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东明记忆力越来特差，很多事情说过去一会儿就忘记。但奇怪的是，隔着一百年的漫长岁月，父亲当年教他读书的情景却在脑海中永远清晰。
“在清华民国时，我曾跟随父亲读《孟子》和《论语》。先读《孟子》，从《孟子见梁惠王》读起。《孟子》里有很多小故事，我虽然年龄小，有时也能体会到它的妙处，感觉很有趣。父亲讲书时从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当天的功课就算结束了。”
读完《孟子》，接着开始读《论语》。天天“子曰”、“子曰”，讲的都是处事为人的大道理，王东明说这些大道理“好像与自己毫无关系” 。有时想和五弟一起去读《左传》，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不敢真的跟父亲说。
虽然功课半懂不懂，但能天天和父亲在一起，享受到深挚、温暖的父爱，“那就是王东明最开心、最值得回味的美好日子”，王东明说。
只是好景不长，正如王东明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那是人间留不住。”一年半以后，王国维就辞世而去了。王东明说，那本只读了一半的《论语》，从此自己再也没有勇气读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