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公报》
2017年5月28日
图文/何雁
一九四五年秋，张元济与孙子张人凤摄于上海上方花园寓所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十九世纪末，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旧式藏书楼纷纷解体，古籍大量散佚，珍本秘笈流失海外。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有云：“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尤为典型的是，一九〇七年，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全数由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购去。
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张元济，闻讯陆氏藏书欲售，进京晋谒军机大臣荣庆，请求清廷拨款收购，以为京师图书馆基础，未获允准。商务创办人夏瑞芳设法截购，终因索价过巨而未果。
皕宋楼以收藏宋元刊本闻名，堪称海内四大藏书楼之一。陆氏藏书悉数东渡，日人称此为日本一大胜利。张元济深感国运日衰，楹书难守，“每一追思，为之心痛”，感叹“事关国脉，士与有责”，投身抢救古籍，力保民族文化免于沦亡。
广搜善本 遍访藏家
早在戊戌变法，张元济已有“维新救时之才”声誉。一九〇二年，应总经理夏瑞芳之邀，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二人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序》云：“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
《涵芬楼书目序》中，张元济言：“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又言：“乞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
张元济出身海盐书香世家，其十世祖张奇龄以“涉园”命名书斋。《海盐张氏涉园丛刻跋》记载：“吾涉园藏书极富，积百数十年，未稍散失。”“但难得之本，若无公家为之保存，将来终归澌灭。”
《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云：“自是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謏闻斋藏书先后散出，余均收得，辟涵芬楼以藏之。”涵芬楼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未几，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亦散，余又各得数十百种。虽未可谓集大成，而图书馆之规模略具矣。”这些珍本古籍，后成为影印《四部丛刊》版本基础。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商务印书馆业务欣欣向荣，发展成为远东最大出版商。一九〇年，资本已达一百万元；一九一四年为二百万元，一九二六年为三百万元。这为古籍影印出版，大肆收购名家珍藏，提供坚实财力保证。
“古籍散亡，印术日精，余恒思择要影印以饷学者。”二十世纪初，新式照相石印技术得到採用。辛亥前后起，商务陆续试印一些古籍。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张元济远赴欧美考察、北上出席中央教育会议期间，与孙毓修多次书信往返，商讨“选印旧书，汇成丛刻”及宋本《韩昌黎集》影印技术问题。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九日，张元济致函傅增湘：“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四部举要》。”此为现存最早关于《四部丛刊》文字资料。
《张元济日记》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记有商务领导层“商印《四部举要》事”，同时定下“先出草目，再借版本，然后再出预约”工作步骤。一九一八年，经高梦旦提议，书名改为《四部丛刊》。
书目先由孙毓修拟出，经张元济审定。《四部丛刊刊成记》云：“《四部丛刊》始于巳末，越今乃溃于成。为书三百二十三部，二十四史不在内，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杀青之期，仅费四年，诚艺林之快事。採用底本，涵芬楼所藏外，尤承海内外同志之助。”
一九一九年，经长沙叶氏观古堂主人叶德辉引荐，张元济与孙毓修赴常熟，拜访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瞿凤起回忆：“老人日记载：岁巳末十月某日，偕孙景如先生驾扁舟造我古里旧居见访。时余仅十二龄幼童，窃随两兄之后，侍先父之座背，微闻贵客下临使命，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求书之难，莫不同感。素仰邺架宝藏丰富，兼多稀世之珍为世所未见者，商请发棠，假以影印，以飨学子。”
“先父以西法印刷较旧付梓费者成速，且复本立成巨额，从此原本得少接触，更利保藏，善莫大焉，欣然诺之。繇是被推为发起者之一员，为同好者创。既协议矣，宾主咸感珍本易地每多顾虑，遂商定选工来村，就地依书摄影，实为妥便。”
瞿氏藏书成为《四部丛刊》第二大书源。初编凡二十五种，内篇幅较多者，有《司马温公文集》及《皇朝文鉴》。初编完成后，继有续编之议。瞿凤起写道：“尽吾家所藏待选所需，俾丛刊更为美备。二编七十五种，取四十种，三编七十种，取十六种，尚有再续目录，亦列有十馀种。垂以抗战军兴，遽告终止。”
刊印流布 嘉惠士林
一九二一年，《四部丛刊》尚在发行之中，孙毓修奉张元济之命，编写一份《续编》目录。这年夏天，胡适应邀考察商务编译所，建议孙毓修“加了几种”。张元济曾将此目邮寄傅增湘，谓：“星如拟此，过于宽滥，务请通加减削。然亦有应加者，亦祈代为酌定。”这大约是《四部丛刊续编》最初草目，可惜现已不存。
今存《四部丛刊续集草目》，商务排印本，约编印于一九三〇前后。此时，孙毓修去世多年。张元济虽已退休，但仍主持古籍印行事，在一封致友人信中说：“《四部续编》与《百衲本二十四史》集于弟之一身，几乎应接不暇。”《草目》无疑出自张元济之手。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张元济致函傅增湘：“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秉烛馀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张元济以一己之力，十年工夫，编校书稿。由于用目过度，两眼经常酸痛，医生叮嘱不能看书，但稍有好转，又立即伏案。日记中，不乏“晨起灯下”写便条，深夜就寝，忽想起一事，“即披衣而起”，为校书“忙冗不可言状”等记录，感人至深。
一九二六年七月，张元济退休，不久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他要求退俸金照普通同人定额裁定，自言：“元济幼习诗书，窃思勉附于辞尊居卑、辞富居贫之列。昔年投身公司，绝迹仕宦，即是此义，至今未改。君子爱人以德，甚望董事会之怜其愚而鉴其诚也，如必相强，有于普通定额之外增加分毫者，元济只可缴还公司。”
至一九二七年，《四部丛刊》发行两次，共销二千四百馀部，收入达一百馀万元，给商务带来巨额收入。这年，商务整体购入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购入之前，张元济对同人说：“鄙意久思再出《四部丛刊》续编，留心访求，已有数年，无如好极不易得。如能将蒋书收入，则《四部丛刊》续编基础已立，再向外补凑若干，便可印行。”
次年十月，张元济赴日访书，历时一个月，访问静嘉堂文库、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处，带回《论语注疏》、《太平御览》、《山谷外集诗注》等，计四十六种罕传珍本摄影底片，其中包括皕宋楼藏书。
一九二九年，《四部丛刊》重印，书名改称《四部丛刊初编》。张元济《刊成记》云：“古籍传世辽远，段简阙文，短篇欠叶，恒所不免；至于序跋，详载镌印源流，言簿录者尤所珍尚。重印每涉一书，必罗致多本，参考互证。”
如《金华黄先生文集》皕宋楼所藏流入东瀛，佚于中土，只能用影写本作为底本。张元济后在常熟瞿氏、上元宗氏处，发现元椠残本三十一卷。所缺十二卷于一九二八年赴日访书，得静嘉堂主人慨允借出摄影，元椠全貌才得以復见。他感慨：“是集缀合不易，札校颇瘁心力”。
张元济精于版本校雠之学，“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椠，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前即捨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又不拘泥于宋元旧本，如明嘉靖、隆庆之前复刻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
瞿氏史部善本《宋大诏令集》是部大书，无著撰人。据前人考为南宋绍兴年间，宋宣献家子孙编撰，与《唐大诏令集》同出宋氏后裔。全书二百四十卷，瞿藏钞本阙四十四卷。“虽已残佚，而北宋典章所存实多，其可据以参校《宋史》者不胜数也。”因此，文献史料价值极高。
《四部丛刊》拟印此书消息传出，立即受到学术界关注。史学家朱希祖致函张元济，希望《宋大诏令》“早日出版”。张元济覆函云：“《宋大诏令》颇多讹字，尚须校勘，承属早出，自当赶办，以答盛意。”
中华文化 民族之魂
张元济于一九三四年，《辑印四部丛刊续编缘起》云：“续编之辑，踵行斯例。摹印之书甫成数百册，而‘一•二八’之难遽作，尽化劫灰。廑有存者，亦断烂飘零，不堪入目。”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日军轰炸机飞临上海闸北上空，向商务总厂投掷下六枚燃烧弹，方圆八十亩内设施，全部中弹起火。二月一日晨，日本浪人又冲进东方图书馆纵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烟火沖天，遥望可见。直至傍晚，五层大厦方焚毁一空。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放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即可恢復。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则永远不能恢復。”一介武夫亦明白，文化是维系民族灵魂之所在。
这年二月十三日，张元济覆函胡适：“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六月二十二日，张元济致函罗家伦：“商务被毁，固属可惜。最可痛者为东方图书馆，五十万本之图书及涵芬楼所藏之古本（原存三万五千馀册，事先取出寄存银行者仅五千三百馀册）。此恐无復兴之望。”
一九三四年一月，商务印行《四部丛刊续编目录》。不久，张元济致函傅增湘：“自《四部续编》发行以来，印行目录附有徵书之语，同声相应。开封、运城、济南、苏州、广州等处均有信来，愿举所藏借我影印。如傅青主手校之《隶释》、成化本初印之《伊雒渊源录》，其较精者也。”
《续编》收书七十七种，一九三四年出版；《三编》收书计七十一种，一九三六年出版。前后三编凡四百六十八种，近两万卷，歷时十七年。张元济称之为“诚可云学海之矩观，书林之创举矣！”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编》第一期书出版，商务又编印《三编》预约样本，该样本刊出“预备续出之书”目录。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张元济致函吴其昌：“去岁奉九月一日手教，于《四部丛刊四编》应採用各书多多指示，不胜感荷。”亦即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之前，他向吴其昌等学者发出徵求意见函。
华北陷于敌手，日寇侵略火焰即将蔓延江南。张元济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致刘承干函称：“《四部丛刊》四编今岁仍当续出，惟发售预约时期，现尚未定。一俟书目编成，即当呈政。”
是年三月六日，致丁英桂信曰：“《衲史》已完，传真遂闲。《丛刊》备用之书，如《契丹国志》、《名臣碑传琬琰集》、《诸儒鸣道集》、《玉堂类稿》、《周益公文集》照存底本可作传真者，乞检出发下一、二种（此外或尚有他书），以便续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一天，张元济指示丁英桂：“《四部丛刊四编》之书如已查齐，乞即发下。”八月十日致函丁英桂，还提到：“所有已製传真之书备《丛刊》四编者，现在不印。其传真清本应如何保存，请与总管理处接洽。”因日军大举进犯，全面抗战爆发，商务总部内迁，《四编》出版计划搁浅。
时隔八十年，二〇年四月，由李致忠担任主编，翁连溪、周心慧、陈红彦、柳和城为编委，《四部丛刊四编》历时一年零六个月付梓，由中国书店出版。张元济之孙、学者张人凤为此撰写长序。此书按张元济原拟目，除少量几种未能找到，《册府元龟》、《国榷》、《明文海》已有影印本行世外，入选书达一百二十二种。
当代学者以民族文化为念，孜孜于出版，既遂先贤未竟之志，亦使《四部丛刊》终获圆满。诚如顾廷龙《涵芬楼烬馀书录后序》所言：“典籍恢宏，先民创造之迹乃得赖以久垂。故家乔木，文献繫焉，令人油然兴爱国之思。” （图片由张人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