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9月11日
文/卫禹兰
王宝味是第一个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推上祭坛的知识分子，学者魏时煜新着《王宝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从王宝味的悲剧人生探讨知识分子在中共历史上的位置与命运。
今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一类书籍中，《王宝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是非常独特的一本。首先，王宝味本身就有多重意义：他是第一个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推上祭坛的知识分子，一个理想主义文人与革命政治短兵相接的象征符号，一个在党史叙述中前后矛盾又语焉不详的疑点人物。王宝味研究仍留有大量空白需要充实。但是相比有其所关注的人物，本书更加独特之处在于其呈现方式，是一种游走于人物传记、图文记录、口述历史、档案发掘等多种形式之间的历史还原。
作者魏时煜不仅是一位勤勉的学者，更像一位自觉的艺术创作者。她用数年时间，走访众多当事人、已故任务的亲属，与王宝味研究中的重要学者们对话，查找散落于海内外的各类文献，然后用她受过的叙事学训练，将所有材料编织成一个细密的有机体。材料，而非论述和结论，赋予该书最扎实的质地。庞杂的材料经过作者的分拣与编织，如同随意的原始图片经过强大的影像处理，显现出清晰的视角、丰富的细节，并且在前后时空、左右人物的相互映照中，产生了说不尽、道不明的种种关系，叙事的清晰使读者容易进入，细节与现场感使该书极为可读，多重关系使它具有历史应有的厚度和广度。
本书设计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命运史、文学史与报刊媒介和社会运动的关系、国共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延安苏区的干部制度、共产党文艺政策溯源、延安文人艺术家样貌、延安整风运动、边区妇女生活、卷入中国革命的国际左翼人士……对相关问题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从书中收获一二。此外对历史有朦胧兴趣的年轻读者，不妨把它当作一部具有历史真实感并有大量图片佐证的长篇复调小说来读，或者干脆当作任务数不胜数的超长版电影脚本来看。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历史人物所做的注脚也像一部宏大剧本的人物说明部分，叙事中出现的每个人名都会注明完整的来龙去脉，作者没有把人物当成符号，而是作为命运的载体。这样感性的创作、内在的叙事安排，为的是约请新的读者、敦促新的阅读、召唤作者间的互动。
书中由众人的回忆、判断、评价而生成的王宝味形象，大概是所有王宝味著作中最具体、可感的，这和众多视角中加入了可贵的女性视角不无关系。王宝味在开封女中任教时的学生薄平，后来曾在延安与王有过短短一年的婚姻，她的回忆距离可能最近、也最感人。王宝味大薄平十二岁，他在追求她时说：“我想跟你结合，我要培养你，你要有系统地读书，另外你要跟我学英语。你学唱歌，毕竟艺术生命很难说的。”
薄平难忘王宝味的爱
几十年后，九十多岁的薄平对作者说，王宝味对她实行“封闭式的养护”，给她订读书计划，每周要看书写作：“我人生里面，最有尊严的时候就是跟王宝味相处那时候。我一生坎坷，他对我的好，我真是终身难忘……我们分别的时候他三十多岁，我现在九十多岁，写他就像写我的弟弟。我对他的怀念，心里的那种可惜，就是感觉到疼。”薄平的怀念背后是一个女性用一生的经验，经过发酵而重新萃取出来的，“当时只道是寻常”，而今始知是她“作为一个人能够享受到的最好的东西”。
与此相对照的，是延安当时普遍存在的由组织安排的婚姻掩盖下，对女性的性消费和生育压迫。这些也是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韦君宜的《新娜拉们出走后怎样》、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中所弥漫的疑虑与焦虑。像王宝味这般郑重女性、里外一致、言行一致的人，在当时恐怕属异类。
还有很多方面，王宝味在当时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中都属异类。从书中的种种回忆资料来看，这个出身清贫、瘦高体弱、不苟言笑、埋头工作、时而出语尖酸的人并不怎么招人喜欢。王宝味始终坚持“人性论”，爱恨分明，遇见不平之事格外较真，如此行事态度中有心底的至善，有对真理的一丝不苟，也有书生的狂狷意气。曾经参与审讯王宝味“王宝味一进审讯室的门，看见正面墙上悬挂着列宁的像，他就径直走到像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他的举动很有一点戏剧化。”王宝味的举动在别人看是“戏剧化”，而他自己则是真的出于信仰。就性格悲剧来论，王宝味的遭遇，跟一个狷介的传统文人在传统专制社会中因言获罪的遭遇无有不同，而当时急于站队、幸灾乐祸、上蹿下跳、落井下石的文人嘴脸也一点都不陌生。
性格与结构性的悲剧
但是王宝味的悲壮，比性格悲剧这一层面更深刻的，是结构性的悲剧，这是作者在书中始终思考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或政治的关系问题。王宝味的遭遇，机构新地象征了一个传统的自有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变身为红色知识分子之后，自身内在的自由与启蒙意识无法与红色政权的内在规定性之间相调和的宿命。知识分子不妨这样扪心自问，五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品格究竟在延安处于什么位置？离开正被日军侵占的大城市，离开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方式，远赴延安，成为一个红色知识分子，这中间的根本变化究竟是什么？是加入了组织。作为一个阶层，文化精英群体在延安享有干部身份和供给制下的高级生活待遇。社会身份和经济来源的依附性都决定了他们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向来把自己当做超然于社会各阶层之外的自由人，他们不从属于任何阶级或政党，这种独立性赋予他们担当社会良知的职能。奔赴延安加入组织，意味着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身份上已经转变为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和思想家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即与所归属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的、对主流意识形态起建构作用的知识分子。有机，意味着构成所归属阶级的一部分，在立场上要不容商量地与主导阶级保持一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得很直白：“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陈云也有一句名言：“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座谈会讲话的核心，就是要让文艺工作者明白这一“立场”。毛泽东发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认识的呢”，那些认识来不及转弯、尚不够正确和明确的文艺工作者会在接下来数十年的组织生活中不断依照组织生活中不断依照组织生活中不断依照组织性纪律性来矫正自己的认识，即所谓的思想改造。
今天如果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重新回顾本群体自身的历史，是否应该首先反省自身所处的位置？在体制中求独立性，无异于缘木求鱼。反观知识分子史，似乎很多知识分子心中身怀恐惧的，并非丧失自由独立的品格，而是被组织所抛弃。王宝味以身试法，萧军挺身捍卫王宝味说话的权利，丁玲带头批判，话语中每句都在通过站队强调自己的组织归属性：“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因为她已经明白，失去组织的庇护，她就什么都不是了。
本书在叙事格局上，意图构造一部五四以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史（该书是作者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一部），作者在序言中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民主科学的启蒙，通晓外语，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人性和心灵最为开放的一代”。然而就书中所呈现的种种历史现场来看，多数人的表现并没有因为是知识分子而格外高尚一些。在王宝味批判现场能够始终坚守信仰和正义底线的，让人敬佩的唯有萧军。此外书中提到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作者采访过的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修，自言最自豪的是自己一生未整过人。可见历经灾难的多数知识分子都不是无辜的，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共识。
被组织遗忘的尴尬
本书中围绕王宝味的让人感慨的历史细节除了批判现场，还有他的关押和死亡。要点并非狱中折磨和精神失常，而是他被关押的最后几年，几乎已经被组织遗忘了。组织对他的处死也几乎是含糊和潦草的。这说明他对于组织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般重要。知识分子在体制中的位置，除了意识形态机器和统战功能，就只剩下尴尬了。
是以为记。
王宝味小档案
1906年，河南潢川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随共产党军队到延安，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家的著作。由于他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于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捕，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1947年7月1日被中共秘密处死，终年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