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明月》2015年8月

文/陈平原

　　据说有人向查先生告状，认为把学生送北大一年，是对浙大学术品质的不信任，也是对查先生的不尊重。于是乎，大侠不高兴了。听闻此言，我赶紧打退堂鼓。本意是为查先生补台，怎么会变成拆台的呢？

　　一九九九年五月，新浙江大学成立不久，金庸慨然接受邀请，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二〇〇五年十月，金庸以年事已高及拟前往剑桥大学进修为由提出请辞，学校再三挽留，最终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决定，改聘金庸为名誉院长（《金庸改任浙大人文学院名誉院长》，香港《文汇报》，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在这七八年间，金庸在浙大招收博士生一事，闹得满城风雨。相关报道一般都会提及金庸先在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后在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博士生，“后者则是和在浙大做兼职教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合招的一个博士点”（《金庸辞职的前前后后》，《西安晚报》，二〇〇五年一月六日）。因我从不在媒体面前谈论此话题，因此，既未见“傍大家”的批评，也没有“不作为”的指责。

　　时隔多年，此事早已烟消云散，但我依旧“耿耿于怀”：当初一片热心，只因个人能力有限，加上周边气氛诡异，最终没能帮查先生完成培养优秀博士生的心愿，实在遗憾得很。

　　这事得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日本神奈川大学举办的“历史与文学的境界”研讨会说起。在那个会议上，我发表《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与技术能力》（《中华读书报》，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谈及：“作为小说家，金庸具备丰富的学识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能力，确实难能可贵；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要求并评判查先生。”说这段话，是因为那时查先生在浙大历史系高调招收博士生，引起很大争议。我一方面表彰金庸小说的“大历史观以及灵活驾驭材料的能力”，另一方面指出，“史学既有道的一面，也有技的一面”。文章结尾是：“我真希望查先生改招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而且专门讲授如何自由驰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这既是传统中国小说的精髓，也是查先生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明眼人一听都明白，如此兼及学术传统与个人意愿，是希望为查先生补台。

　　在我这只是一篇小文章，在浙大则认定是好主意，如此一来，可兼及各方的立场及利益。于是，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操作，浙大真的决定在二〇〇三年春夏招收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考虑到我是始倡议者，且本来就是浙大的兼职教授，于是邀我与查先生合作招生。

　　无意中蹚了趟浑水

　　说合作招生，并不是平分秋色，浙大以及我自己的定位都很清晰：以查先生为主，我只负责敲边鼓，打下手。教书是一种职业，带博士生也没什么稀奇，只是有些技术性的关卡必须把握。以我多年在北大教书的经验，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这工作自信还是力所能及的。

　　学生招进来了，媒体也热闹过了，因事先说好一切查先生做主，我只是在第二年，具体说是二〇〇四年六月，专程到杭州讲学时，在人文学院领导的安排下，与三位博士生单独交谈。一个下午下来，我真的是出了一身冷汗。这里有社会各界的猜疑、有学校内部的矛盾、有学科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师生之间沟通不畅，既难为了查先生，也难为了这几个学生。照这样下去，在各种力量的夹缝中艰难挣扎的学生们，不崩溃就不错了，很难指望其很好地完成学业。

　　有感于查先生很忙，每次回杭州又被各种大人物包围，不可能腾出很多时间具体指导学生的学业，我向浙大毛遂自荐：让这些博士生以交换生的身份，到北大跟随我一年半载，一来调整研究思路，二来准备论文，三来摆脱媒体的纠缠。这其实是模仿我在华东师大带博士生的做法，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而且，我没要浙大一分钱，纯属“义务劳动”。

　　浙大最初很开心，觉得这是解决难题的最佳途径（其实他们也都忧心忡忡）。可新学期开学，我从浙大相关领导的支支吾吾中，大略知道事情有变。据说有人向查先生告状，认为把学生送北大一年，是对浙大学术品质的不信任，也是对查先生的不尊重。于是乎，大侠不高兴了。听闻此言，我赶紧打退堂鼓。本意是为查先生补台，怎么会变成拆台的呢？考虑到浙大绝对有能力培养好学生，我撤回相关建议，而且不再过问那三位博士生的论文写作。

　　真的是江湖风波恶，我古道热肠却又糊里胡涂，无意中蹚了趟浑水。事后才知道，关于金庸指导博士生一事，浙大内部吵成一团，很多人摩拳擦掌，更多的则冷眼旁观，我贸然闯进去，不但帮不了忙，还会成为活靶子。幸亏及时觉悟，赶紧煞车，方能全身而退。

　　此后几次见面，查先生没提此事，我当然也不会自讨没趣。只是偶尔想起，还是觉得很遗憾。若不是媒体鼓噪或有心人从中作梗，让我好好花点功夫，帮查先生培养几个专研“历史和文学”的优秀博士，对双方都是功德圆满的大好事。可惜，由于我缺乏大智慧，加上时运不济，这一切都落了空。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四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是中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