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

文/王三义

　　读《顾准和他的时代》，了解那么多历史细节之后，更感到我们真的愧对顾准。首先，人才自由发展的环境还没形成；其次，顾准的精神境界和气概在当下中国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细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的说法）的即兴表演，我们的学术走向何方，让人忧虑。 

　　王晓林新著《顾准和他的时代》二〇一五年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前，这部书的打印稿我阅读过，印象很深。在佩服王晓林的毅力和见识之余，也让我认识到，以前对顾准思想的了解，既不深也不细。王晓林退休后才读顾准遗作，历经六年写成这部书时，已年过六旬，一非作家，二非学者，到了该享受安闲的年龄，名利于她已如浮云，辛辛苦苦图个什么呢？无非是被顾准思想的魅力所打动，欲罢不能，顺着自己的思路写出来，呈现给喜欢顾准的读者。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成书由来，王晓林在自序中有交代。她在准备写《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一书时，才知道有顾准这个人。她阅读顾准的文字后受到震动，找来顾准所有文章、日记和“自述”深入阅读。这一读就放不下，顺藤摸瓜，把顾准提到的著作也找来阅读，读不懂的向别人请教，长时间沉浸在对顾准的探究中。当她弄明白了顾准这个人和他的思想时，顾准也改变了她。按她的说法：“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读过顾准和未读顾准，你可能会感觉到是不一样的。”

        王晓林和顾准意外“邂逅”，阅读中有精神享受，也有困扰。因为顾准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任何一个想要把握顾准思想的人都会感到自己知识库储存不足。王晓林工科出身，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问题在于，读懂了顾准（至少自认为读懂了），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一部好书来。我身在高校，知道专家学者们的文章和著作是如何“炼”成的。王晓林要写顾准，如何做到不炒冷饭，取决于她认识顾准其人其事的深浅程度。

　　我拿到《顾准和他的时代》，带着挑剔的眼光，先寻找作者对顾准的基本判断。王晓林说：“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你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渡众生的传道士，而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辨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在罪恶面前十分警醒和桀骜并苦苦追问着人性的悲悯者。”（《顾准和他的时代》自序）。从这个判断看，王晓林至少对顾准本人和顾准思想能达到“了解之同情”。而且，王晓林细读顾准后发现：“顾准立志要做‘独行侠’的想法并非出于无奈而更像是有意识地要远离一种什么东西。假如不是‘独行’，这个东西就会如影相随，它会妨碍、阻拦直到毁掉他读史、研史、解史，前瞻的进程计划。”（《顾准和他的时代》，页一八一）。这个判断，很到位，也有深度。没有长时间的思索，她是说不出来的。

　　可见王晓林要探究的是：顾准为什么会有“一个独特、自由和成熟的心灵”?顾准的精神未被非人的环境摧残的根源是什么？顾准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王晓林的着眼点与其他人不同，第一，她注重思想层面，凡是涉及影响顾准思想变化的因素都经过仔细收集。第二，她关注“世情”和“人情”层面的分析。为了弄清楚顾准交往过的人，她又不惜用时用力寻找资料，深入访谈。在王晓林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是不是有趣，要看他一生中身边出现过的人是不是有趣”。在《顾准和他的时代》中，重点写了顾准的小姑母陈庆志、校长潘序伦，上级领导林里夫、刘长胜、挚友孙冶方、妻子汪壁、弟弟陈敏之、同事张纯音、小辈吴敏琏、赵人伟等。

　　王晓林还有一个看法，她觉得顾准的精神世界与众不同，一个重要的源头是基督教的影响。在书中，她花费较多笔墨写顾准最早什么时候接触基督教，什么时候读《圣经》，在困厄中，顾准为什么把《圣经》带在身边，尤其是，顾准收藏了好几个版本。就我所知，其他的顾准传，都没有把顾准读《圣经》一事提到一定高度来谈。仔细一想，顾准的容忍气度、顾准的悲悯情怀，若是归因于基督教思想对他的影响，一点也不牵强。这说明，王晓林不仅努力要（走进）顾准，还尝试（走近）顾准的世界。

　　王晓林并不把她的书定位为“顾准传”或者“顾准评传”，而是定位为“解读顾准”。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定位。

　　仔细阅读就发现，作者除了要写顾准的人生轨迹、经历的重大事件，还有一个目标：探索顾准精神层面的丰富性，考查顾准思想走向成熟的维度。也就是说，作者要从时代、个人、精神三个维度完整地解析顾准的一生。

　　提出顾准“潜主政治”的论述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这种对顾准的立体式解析。

　　全书分四部。含二十二章。第一部题为“人的命运”，即从一九一五年顾准出生到一九五二年被免职；第二部题为“受判之徒”，写了顾准被判为（另类）、（异端）的十年艰难历程（一九五二—一九六二）；第三部题为“天才之为责任”，从顾准一九六二年重返中科院经济所，到一九七二年结束“五七”干校生活；第四部题为“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专写顾准最后也是思想最终成熟的两年(一九七二—一九七四)。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四部中，每一部各有侧重。第一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但有“跳跃性”，把顾准三十七岁之前的经历，连同人物、事件，根据需要做了取舍。比如，“家国时代”一章；大跨度地交代了顾准求学，供职、成名等经历；“浪漫与革命”和“革命远不是浪漫”两章，突出重点人和事，也写了顾准内心变化。第二部和第三部包含的信息量大，探究问题多，融入作者的情感和见解，夹述夹议，内容丰富、厚重。第四部涵盖的时间只有两年(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内容详细。单从全书各章节的标题看，有的突出趣味，有的画龙点睛，有的意蕴深长。可见作者独具匠心，倾注情感，对顾准的个人生活、时代特征、思想变化等素材烂熟于心，为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费思虑，细斟酌。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作者勇于触碰顾准笔下那些敏感的话题，言他人所未言。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是顾准对恩格斯的质疑和批评，二是顾准关于“僭主”的论述。

　　《顾准和他的时代》第十九章，有三篇题为“西奈山的上帝”，分上、中、下。如果只看题目，还以为是在讨论基督教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阐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和评价。顾准推崇马克思，尤其推崇他的《资本论》的第一卷，把他当做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来对话、请教、探讨。当涉及具体的争议时他甚至常为马克思开脱。但这并没有妨碍顾准对马克思某些观点的质疑。而顾准对恩格斯的质疑则要多得多也厉害得多，尤其是《反杜林论》提倡的暴力论，《自然辨证法》对黑格尔批判之后又回到黑格尔等等。顾准对恩格斯的批评毫不留情。

　　第二十一章题为“希腊心灵的形式”，不是探讨希腊文化与宗教，而是探讨雅典的政治制度。在原稿中，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是合在一起的，出版时做了调整，“希腊的心灵形式”共四篇单独成章。前三篇分别探索了“自由与奴役”、“契约精神”、“僣政与民主”。顾准对希腊制度的研究，包括对“自由”、“契约”、“民主”的认识，其他顾准研究者早已评论过了，但顾准对“僭主”和“僭主政治”的认识和评论，从没有人拿出来谈，也不敢“碰”。王晓林大胆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把顾准的观点展示出来，在顾准研究中还是第一次。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评论“希腊僭主”，而是把它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看。顾准发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也类似希腊“僭主政体”，中国历史上那些“奉天承运”的开国帝王，实际上是不同年代的僭主。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僭主”概念，是因为那些史官和圣贤们为僭主写赞颂歌，编制谎言，吧消灭对手后获取地位的君主们都装扮得完美无比。

　　第三个特色，是《顾准和他的时代》中对顾准生活的时代，对顾准思想形成，有许多新见解，全书好在“洞见”，好在细节。例子太多，没办法一一列举，读者可以慢慢品读。

　　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顾准吗？

　　读完《顾准和他的时代》，忍不住会问，顾准的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王晓林分四个阶段写顾准的时代，我认为其实只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荡的时代”(一九一五—一九四九），第二阶段是“新社会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动荡的年代”人才辈出，“新社会新时代”(尤其一九五七—一九七四年)则把动荡时代至成长起来的无数人才摧残殆尽。在那个年月里也许还有人像顾准一样思考过，但没有写下了；或者写下来了，但被毁掉了，没有留下来；或者留下来一些，但没有得到重视、介绍和流布，默默不为世人所知。顾准的遭遇是不幸的，但顾准思想被留下来却是万分庆幸的事，尤其是他的文字赶上了文化饥渴年代，《顾准文集》才会一版再版（即便有些关键的删割）。按照一般规律，如果没有时代呼应，思想家即使产生，也等于和没有产生一样（易中天的话）。

　　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顾准吗？王晓林撰写《顾准和他的时代》耗时费力，出版又费尽周折，以至于忍不住发问：我写这样一部书意义何在？还有人愿意阅读吗？

　　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九五年就有几位学者（高增德、谢永、丁东、赵诚、贾秀文）讨论过，其中贾秀文指出：“在今天的环境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能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保持健全的人格，都是严峻的课题。在这方面，顾准永远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面镜子。”（《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一书，收于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一书，作家出版社，一九九八，页七一）

　　中国又走过了二十一年，“学术成果”从数量上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但知识界产生了多少新的思想呢？第一，谁敢说，今天中国的思想界不再贫乏了？只要顾准思考的问题没有解答，顾准就不会过时。第二，顾准思考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顾准的思想火花中，在某些人看来“犯忌”的不少，比如关于“多党制”，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存在问题，关于“大一统”的迷信，关于多元主义等。第三，独立思考是学术研究者的基本品格。顾准的人格和品质，是知识界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中国现阶段的学术条件进步了，但我们恰恰缺了顾准这样的东西——“必须死心塌地钻下去的精神”。

　　贾秀文那句话说得好：顾准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面镜子！

　　我们愧对顾准

　　这面镜子，照出人的怪态和丑态。且不说顾准那个时代的施暴者，极左权威的追随者不愿听到顾准的名字，不敢直面这面镜子，即使那些当年的受害者，许多人也变得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畏首畏尾，在顾准这面镜子面前显得黯淡猥琐。即使今天学界的许多所谓成功人士，读书和做学问的环境比顾准的时代好得多，但被商品时代的虚浮风气裹夹，通过垄断学术资源名利双收，但心里清楚自己的学问有多大含金量，又有几人敢站到这面镜子面前？朱学勤曾说中国知识界“愧对顾准”。读《顾准和他的时代》，了解那么多历史细节之后，更感到我们真的愧对顾准。首先，人才自由发展的环境还没形成；其次，顾准的精神境界和气概在当下中国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薛的说法）的即兴表演，我们学术走向何方，让人忧虑。

　　用邵燕祥的话说：“满城争说顾准未必是好事”，“沉思的顾准，需要习尽沉思、甘于沉思的人的理解，也只有好学深虑并勇于探索的人能够接近他，同他对话。”（邵燕祥《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原载《天涯》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今天满城不说顾准了，正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一下《顾准和他的时代》

　　读《顾准和他的时代》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本书的整体结构显得松散。其次，不应该出现“人称”的转换。如，全文大部分是第三人称，但第十一章“饥饿大地”为了叙述方便，改用了第一人称，这一章结束后又回归第三人称。作者的意图大约是希望大幅度呈现顾准的原话，但终究显得比较突兀。其三，语言表达方面，主题部分是冷静、凝练、平和的语气，但某一些篇章和段落，“笔锋带感情”，修辞手法变换，像抒情散文，显得格调不一致。

　　关键是，本书的写作手法有点率性。把读者假想为全部读过《顾准文集》、《顾准自述》、《顾准日记》的人。作者随手摘引顾准的文章、日记、自述，某个具体问题还没收尾，却引出另一个问题，不能回到原来的思路。在作者那里，对笔下的题材信手沾来，挥洒自如，但读者未阅读顾准的文集、日记和自述，会跟不上作者的思路，至少感觉读起来吃力。作者并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位退休的通信工程师，能驾驭这样的题材已不简单。对《顾准和他的时代》的不同看法，可以和王晓林进一步交流。我写读后感，是出于对这本书的欣赏。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并阅读《顾准和他的时代》。

　　（作者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