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5年12月27日

　　屠呦呦出生于宁波望族，屠家重视教育，使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她小时患肺结核的经历，启发她对医学的兴趣。她与同乡丈夫李廷钊是互补的结合，屠呦呦不擅于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

　　1930年2月10日的黎明时分，居于宁波市开明街508号的屠家，传来了婴儿“呦呦”出世的声音，迎来了屠家继三个儿子后终日所盼的“千金”。哭声呦呦，犹如鹿鸣。孩子的哭声使父亲屠濂规沉浸在幸福之中。他随口吟诵出《诗经》中著名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女诗经，男楚辞”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取名习惯。于是父亲便给小女取名呦呦，呦呦之声永远地荡漾在父亲的听觉之中，以表示他对于女儿的喜爱、期待和庆贺。父亲吟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又对仗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似乎这才哲理，这才完美。这四句满满童话的诗，使呦呦度过了诗意的童年。尤其是“蒿草青青，报之春晖”，竟使千金呦呦一生就此与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江南的文化氛围

　　整个少年时代，屠呦呦一直生活在开明街——这片地处宁波中心城区的“莲桥第”区域，令屠呦呦从童年起，就浸染于旧时宁波最为精致、也最具江南气息的文化氛围中。与宁波城两大地标比邻而居，无疑让屠呦呦的开明街记忆更加具有宁波味道。开明街二十六号姚宅，是屠呦呦外婆家，承载了屠呦呦另一段少年时代的记忆。这是一幢开明街上当下仅存的民国建筑。由屠呦呦的外公姚咏白兴建。在素有尊师重道之风的宁波，姚咏白曾任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大厦大学教授。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914年，宁波沦陷，屠家在战火中无法居住，屠呦呦随父母被迫卷入姚宅，一直居住到1951年上大学。姚宅的邻居中，曾汇集大批名人故居，包括元代“甬上第一学士”袁桷、宁波帮句子李镜第、一代邮票设计大师孙传哲……堪称文人荟萃、望族云集。在屠呦呦之前，姚宅最出名的，是她的舅舅——著名经济学家姚庆三。

　　生于1911年的姚庆三，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随后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最高政治经济系。归国后，1931年起他开始任职于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投身于中国货币研究。1934年，姚庆三的专著《财政学原论》出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财政学教科书之一。

　　1953年起，姚庆三开始在新华银行香港分行任职，并于1979年调任中国建设财务有限公司（香港）任职至1985年。这两家机构，皆为香港中银集团的前身之一，从四十二岁到七十五岁，姚庆三为祖国海外金融事业的繁荣贡献良多。同时，姚庆三也是屠呦呦父亲进入银行界的引领人。

　　这个出色的舅舅颇受呦呦敬仰，成为她一生的榜样。

　　家学渊源

    　与整个宁波重教之风相应，按照父母的安排，屠呦呦开始了求学之路。女孩也要去读书，这与屠家对子女教育一贯的重视密不可分。

　　1935年，五岁的屠呦呦被父母送入幼儿园，一年后，进入宁波私立崇德小学初小，成为一名小学生。十一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西小学高小，十三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器贞中学初中，十五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甬江女中初中。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一个宁波小娘的样子，这是老辈的家乡人，对屠呦呦青葱岁月的印像。

　　屠呦呦的父亲屠濂规生于1903年，是年为清光绪二十九年，九年之后，清王朝灭亡。因此，在已开风气之先的当地，作为宁波屠家第二十世纪的屠濂规，接受的教育一直颇为西化，从邓孙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又就读于效实中学。对于子女，屠濂规也给予了与自身教育经历相似的安排，屠呦呦的三个哥哥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屠呦呦同样从小就开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只是，屠呦呦的学生生涯，从1946年始中断了两年多。这一年，十六岁的屠呦呦经受了一场灾难的考验——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终止了学业。此时，经历了战乱洗礼的屠家，生活已变得十分拮据。得了肺结核，对着个小女孩的考验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屠呦呦得以好转并继续学业。这段患肺结核的经历，在屠呦呦看来，正是自己对医药学产生兴趣的起源。

“医药的作用很神奇，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治更多人，何乐而不为呢？”

　　一代药学家的原始起点，就是来自于这种“治己救人”的朴素愿望。

　　家庭的熏陶，也让屠呦呦对医药渐生兴趣。父亲屠濂规是银行职员，平时则喜好读书。家中楼顶那个摆满古籍的小阁间，既是父亲的书房，也成为屠呦呦最爱的去处。父亲去看书时，屠呦呦也会坐在一旁，装模作样摆本书看。虽然看不大懂文字部分，但是中医药方面的书，大多配有插图，屠呦呦十分享受那段简单而快乐的读图岁月。

　　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儿，她备受疼爱，曾让许多同学羡慕不己的是：屠呦呦喜食香螺，在繁忙的求学生活中，妈妈总会亲手做好腌香螺，捎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生物成绩优秀

　　1948年，休学两年病情好转后，十八岁的屠呦呦开始进入宁波私立效实中学高中就读，也与父亲屠濂规成为校友。

　　这是一所颇为传奇的学校。创立于1912年2月的效实中学，由中国早期物理学家何育杰以及叶秉良、陈训正、钱保杭等当时著名的科学家，联手宁波实业家李镜第共同创办。学校以“私力之经管，施实川之教育，为民治导先路”为宗旨，创校之初就提出了“教育之事，贵有适性，与人适意志，与地适风尚，与时适际遇”的教育理念。

　　学校办至1917年时，就已声名鹊起。名校上海复旦大学及圣约翰大学皆与效实中学订约，凡效实中学毕业生皆可免试，直接保送入学。

　　1948年2月，当屠呦呦以同等学力的身份，进入效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虽身在名校，高中阶段的屠呦呦，整体课业成绩并不算拔尖。当年，这位在效实中学的学号为A342的女生，高中学籍册和成绩单中清晰地列著——语文平均成绩71.25分；英语平均成绩71.5分；数学平均成绩70分；生物平均成绩85分；化学平均成绩67.5分。

　　生物成绩能如此突出，也源于屠呦呦对生物课的偏爱。每次生物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屠呦呦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老师开玩笑似地说：“如果其他同学都能像屠呦呦一样勤学好问，认真听讲，我即使再辛苦也开心！”

　　屠呦呦自己说，“那时的我很文静、很低调”。同学陈效中回忆：“她很普通，衣服穿得也很朴素，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属于默默无闻型的。”

　　效实中学对于屠呦呦，除了学习，还有另一层渊源——她正是在这里和比她小一岁的李廷钊成为同班同学。当时在班中交流甚少的二人，未曾想到，多年之后会成为夫妻。

　　1950年3月，屠呦呦转学进入宁波中学读高三，这是她在宁波求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屠呦呦就读于宁波中学时的班主任徐季子老师，曾给这名当时并不起眼的女学生写下鼓励的评语：“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

　　1951年的夏天，已是高中毕业生的屠呦呦认定，自己的求学之路还将继续。考上大学，自然成为她的新目标。考前填报志愿时，素来喜欢自己拿主意的屠呦呦大笔一挥，给自己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当时，国内开设药学系的大学尚寥寥无几，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更是其中翘楚。但在并无医学家传的屠家，屠呦呦的选择显得颇有个性。其实，高中时身患肺结核后被治愈的经历，已让少年屠呦呦对医学心向往之。为何要学药？则是因为她觉得，用药正式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

　　按照规定，作为浙江考生，有志北上求学的屠呦呦，需要离开已生活二十多年的老家宁波，前往省会杭州参加考试。三天时间里，尚未满二十一岁的屠呦呦在考点浙江大学校园里，完成了自己的高考征途。当时，华北区高校的录取榜，会登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上，于是，在等待发榜的的日子里，没事儿就去翻翻这几份报纸，也成为屠呦呦那段时间的习惯。

　　当1951年的夏季即将到尾声时，屠呦呦接到了北京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她即将启程，北上入京，开启自己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求学生涯。

　　研究员的爱情

　　与许多专注于科研的学者类似，生活上，屠呦呦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不大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回，她的身份证明找不到了，让同事帮忙找找，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被大家戏称：“能收拾得那么不妥当，完全不像女生。”

　　屠呦呦现在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李廷钊1931年9月出生于宁波，与屠呦呦是同乡，两人还曾是效实中学的同学。1951年，李廷钊从效实中学毕业后赴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他和班上的许多同学纷纷提出要到朝鲜战场。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说：“不要去朝鲜战争，国家急需大量优秀人才，你们应继续学习深造。”李廷钊因此未能到朝鲜，而是到了农大补习班学习。

　　当时他最想报考的学校是北京工业学院和清华大学。1952年，他如愿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在校期间，他表现非常出色，担任了班长。1954年至1960年，他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归国后，李廷钊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满铜厂工作，后又在马鞍山钢铁厂（1961—1964年）、北京钢铁学院（1964—1967年）和冶金部等单位工作。从钢铁实务、科研到管理，他的人生与钢铁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马鞍山钢铁厂期间，李廷钊有个姐姐恰好在北京工作。因为都是同乡，屠呦呦常会同李廷钊的姐姐会面；当李廷钊从马鞍山到北京看望姐姐时，也常会遇到老同学屠呦呦。姐姐看出他们间的意思，主动当起了红娘。一来二往，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到了一起。1963年，他们在北京重逢两年后，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有朋友戏称，李廷钊与屠呦呦的结婚，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

　　大学同学王慕邹的妻子，也与屠呦呦熟识。她说，婚后屠呦呦不擅于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屠呦呦与一般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为了科研扔下孩子

　　虽然在家中角色有所不同，但婚后屠呦呦两口子共同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字——奉献。“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丈夫李廷钊因为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背景的背景已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四岁的大女儿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的印像，已是三岁多。李军在宁波老家待了几年后，屠呦呦才有机会在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小女儿。那天，在外公外婆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小军、小军……”李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小女孩的脑海中，已经没有“母亲”的记忆，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屠呦呦。李军至今也纳闷，母亲那时如何能认出自己。

　　三四年才能有一次的母女相会，一直持续多年。女儿李军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为了事业，就可以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也顾不上照顾？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多年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当初的选择，在现在看来有些不近人情，对于如今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和李廷钊而言，这是情非得已，是那个年代的人都理解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