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12月
文/周立民
巴金的“家”，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由房子和花园等构成的物理空间。第二，是他的家庭和在这个家庭中发生的故事，留下的记忆世界。第三，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就是这个家里的物质文化遗存，从家具到图书、文献资料所组成的文化宝库。它记录了一个家庭，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半个世纪以上的风雨沧桑，堪称一座丰富的博物馆。
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的男孩讲故事，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安静地听着，他的母亲走过来望着他漆黑发亮的眼珠微笑。孩子的十岁的姐姐练好钢琴上楼来了，一进门就亲热地唤“妈妈”。母亲转过身去照料女儿，带着她到浴室去了。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过路的青年男女的快乐的歌声，歌声不高，但是我们在房里听得很清楚。孩子忽然笑了笑，说：“爸爸，明年我要读大班了。真开心啊。”我顺着他的口气说：“对，再过半年你就进幼儿园的大班了。”孩子不作声，仍然睁着眼睛，好像在想什么。后来他又在自言自语：“我睡觉，一百个人都睡觉，全世界都睡觉。”（《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
因为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家》，巴金的家便在人们心中很神秘，然而这种场景也是每个幸福家庭都有的，不过，这倒是我读过的巴金对家庭生活最为温馨的描述。那是一九五六年，他搬到上海武康路一一三号不到半年。这是一座花园洋房，三层小楼，一个花园，各种各样的花草构成了一个祥和的世界。夫妇俩，一儿一女，继母和妹妹，组成了欢乐的大家庭。这所房子，原主人是英国人，前一年夏天，巴金以一百四十四元二角的月租金个人租了下来，从此，他们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直到二〇一一年底，这里成为巴金故居向公众开放。
武康路一一三号，早已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圣地，它多次出现在作家们的记忆里、描述中。巴金在这里完成了《随想录》等众多作品，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文学巨匠的气息。这里发生的故事，足可占半部文学史，出入这个大门，多是名字留在文学史上的高士名人。巴金的“家”，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由房子和花园等构成的物理空间。第二，是他的家庭和在这个家庭中发生的故事，留下的记忆世界。第三，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就是这个家里的物质文化遗存，从家具到图书、文献资料所组成的文化宝库。它记录了一个家庭，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半个世纪以上的风雨沧桑，堪称一座丰富的博物馆。仅以纸制品而言，除了已经捐赠给各大图书馆的四万多册图书外，如今留在巴金故居的藏书仍有四万册，还有众多手稿、书信、各种文献等珍贵文献。从共和国的历史，到作家间的交往，及日常生活的记录，内容全面覆盖，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段历史的立体展陈。
与林风眠的交往
不妨就从客厅中林风眠那副《鸬鹚图》说起吧。有人说这是一九七七年林风眠去海外，临走之前让巴金去选的画，虽然这种说法很有传奇性，但那并非这幅画，虽然这种说法很有传奇性，但那并非这幅画，此画文革之前就挂在了巴金的客厅中。仔细看，画的左上端是有题款的：“巴金先生正画，一九六四年沪。”那正是林风眠鼎盛时期的画作，鸬鹚线条流畅，芦苇若带清风，远处的水和云若隐若现，淡远又有层次，总之，这是一幅以简洁胜繁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杰作。我不知道林风眠最早与巴金结交是什么时候，他们同是留法的学生，一九四九年后，又同属上海文联，可能在文化界的活动中多有接触。两个人虽然名声在外，却都不是那种长袖善舞交际场中人，性格都偏沉默，这或许倒让两个人惺惺相惜一直保持着多年的君子之交。查巴金日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巴金寄林风眠、贺天健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各一册；二月十八日，又覆林风眠信。我不知道这一次来往是不是答谢两位画家向他赠画。接下来，四月二十二日，巴金的日记就写到挂画：“八点左右金焰来，帮忙我们挂上贺天健和林风眠的画。”这幅画经过文革劫难，没有被毁掉，据巴金的家人介绍，是因为文革期间，林风眠的画前装了一副毛泽东诗词手迹，幸运地遮挡过去了。新时期，可查的，巴金与林风眠的一次交往是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他们在锦江饭店十四楼一同陪同韩素音晚宴，并且同车回家，“王一平、杨英、林风眠、沈柔坚、张云骋在那里等候。今天王一平举行晚宴招待韩素音，宴会结束，客人走后，我们又闲谈了一阵。外办派车送我和林回家（林住南昌路，下月即将去巴西探亲）。”在林风眠行前，另有赠画给巴金，现在巴金故居还保存一封巴金写给林风眠信的底稿：
风眠同志：
画收到，十分感谢。另封寄上拙著一册，请查收。这是过时的旧作，请您留作纪念吧。敬祝旅途平安。
此致
敬礼
巴金 十月九日
巴金十月十日的日记，记有“复林风眠信”，寄赠林风眠的书是《巴金文集》第十四卷精装本。自此之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日记中，巴金还记：“林风眠自巴黎寄来画展目录一份。”这说明林风眠在海外，两个人还保持着交往……。一幅画，背后珍藏着多少岁月风霜，也凝聚着两位大师怎样的友谊啊。
女主人萧珊的身影
巴金故居的每一处都珍藏着这样的盛情和“历史的秘密”。走进巴金故居的人，无不在追寻女主人萧珊的身影。这里的家具是她选的，餐厅中钢琴是她用稿费给女儿买的，花园中的花草接受过她的浇水、施肥，然而偏偏她却在文革中过早地撒手人寰。读过巴金《怀念萧珊》的人，无不为这样一位纯洁、善良又富有才华的女性的命运唏嘘不已。文中，巴金提到过萧珊挨打的细节：“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那是一个人身权利被践踏的年代，萧珊企图以自己柔弱的身躯保护巴金，这也是段可歌可泣的情感大戏。时光流逝，当年的波澜归于平静，然而，历史不能无迹可寻。苍天有道，意想不到的是，萧珊次日去医院就诊的记录居然保留了下来，为“红卫兵”的“英勇行为”留下了一个耻辱的见证。这是一份“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门诊病史记录”，正面写着萧珊的基本情况，年龄：四十五岁；籍贯：浙江；工作单位：革命文学工作组。背面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的就诊记录：“昨晚跌跤于地，左眼眶及左侧面颊有肿胀。经查，鞏膜正常，左面颊部破皮、淤血。”看来，萧珊没敢据实说这是被红卫兵打伤的，谎称跌伤的。那是一个多么压抑的时代啊，被打了连声张一张都不能。
这是巴金家中最黑暗的一段岁月，二楼卧室、书房和三楼都被贴上封条，家人都被赶到楼下，存款被查封。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巴金认为是上海文艺节“黑老K”、“反共老手”，一场又一场批斗接连不断，不仅他自己，家人也跟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巴金曾写道：“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受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我苦笑着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怀念萧珊》）她果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如今留下的巴金一份申请看病医疗费的报告，虽然语句平静，却字字都在泣血：
我爱人肖（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烧摄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时超过三十九度，曾到医院挂急诊检查治疗，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但至今尚未查出病源。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一面继续服中药，一面还准备继续进行检查，需要医药费较多，全从生活费中拉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药费一百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
巴金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
巴金建国后没有领过国家工资，一直靠稿费养活自己一家人，但是，在文革中，存款被封存，只发有限的生活费，自己的钱也不能随便花，妻子诊病的费用还要写报告申请，文中细致地描述了萧珊的病况，她的病情发展很快，不到两个月，就不治身亡。萧珊的去世，是文革带给巴金最大的打击，他的头发很快都白了。想到多少年后，他那震耳发聩的呼喊“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那是与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息息相关的。巴金保存了很多文革中的史料，也写了一部厚厚的《随想录》，都是希望这国家总是阳光和暖，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宁静的夜晚。正像前面引述的那篇文章的结尾：夜深了，孩子安睡，“孩子忽然在梦中动了一下手，笑出声来了。他并没有睁开眼睛，我想象不到他梦见了什么快乐的事情。不过我知道他的梦不会跟我的、我们大家的梦差得远，那就是：一个快乐的新年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与普遍的繁荣。”（《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这是六十年前，巴金的心愿。如今，再次走进他的家，在时空交错中，我们每个人何尝也不都怀着同样的心愿？
（作者是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