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12月
文/李辉
历史变化之后，我们那一段经历不讲，所以那些八十后、九十后的年轻人不知道，对红卫兵的表现也不知道。于是，红卫兵的忏悔好像也成了很新奇的事情。这恰恰反映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历史没有远去，我们确实还要读巴金的东西，要传承巴金的精神。
时间实在太快，巴金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十周年了。
十年了，远去的巴金还在我们的视野中，记忆里，他依然与读者同在，与历史同在。
我曾做过关于巴金的讲座，题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群体的影响”。借此题目，既表达对他的怀念，同时，重温八十年代的历史景象。
晚年的巴金，主张个人思考，反复强调讲真话。《随想录》有五卷，其中有一卷的书名就叫《讲真话》。讲真话是应该的事情，好像是简单的概念。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八十年代，讲真话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概念。经过文革的都知道，我们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长时间里是不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或者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像大跃进很多都是假的，包括我们要强调大公无私等等，都是在混合骗的基础之上。
巴金反复强调说真话，有多种含义。不要像过去一样人云亦云，过去他就是没有自己个人的思考，上面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应该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而不是简单的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对他的说真话，九十年代初曾有人批评，说“真话不等于真理”。不错，真话真的不等于真理，但是真理一定是在真话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来。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人就认为，讲真话水平太低了，完全是一个小学生的水平。我就不知道怎么会得出这一个结论。其实，讲真话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问题是，现在文学界和作家们很少有人这样做了，现在人情世故太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人太多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再读《随想录》，真是非常有感触的。虽然有的人觉得《随想录》写得太浅，文字太简单，但是要想一想，这是一个八十岁左右这样的一个老人写的。而且巴金他讲过的，“我不是文学家，不是想当文学家的，不是想要写美文的。”他就是把特别想说的话用自己最简单的、最想说的语言，用最简单的方式进入你的心，这也是文学一个很高的境界。
在痛苦中有一种快乐
《随想录》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文章，如《赵丹同志》就很重要。赵丹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去世。去世的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赵丹的谈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赵丹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根据多年的教训，讲了很多具体的意见，说文艺是在大的、宽松的环境下让艺术家自己做，会发展得更好。赵丹的最后讲话就是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其后巴金就写了不止一篇文章，钦佩赵丹讲真话的勇气。
我编过一本《赵丹自述》。赵丹没有回忆录，只有在一九七八年之后给上海电影学院做过讲座，谈他做导演的结果，没有什么自传。但是他在文革期间，关在监狱里写的一系列的交代，有这么厚厚的一摞。后来黄宗英交给我，我就帮她整理了一个《赵丹自述》，这是赵丹在一个非常规状态下写的“交代”性质的回忆录。写三十年代上海怎么拍电影，怎么演戏，四十年代在重庆，后来在新疆，然后怎么在新疆被人抓到监狱里的，最后怎么回到重庆，然后在五十年代拍《李时珍》、《林则徐》等影片的过程。他在监狱里的交代，语言完全是自己骂自己的话，这是赵丹特殊的自述，也是文革的特殊文献记录。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认识了冰心，经常听她谈巴金。有时候我跟冰心谈，说巴金好像看着总是看痛苦的。冰心说，他痛苦，但他在痛苦中有一种快乐。巴金是很忧郁，很痛苦的，但是他是把这痛苦作为动力在进行写作。八十年代，当时我在《北京晚报》工作，一九八六年，文革结束十周年之际，我们“五色土”副刊做了一个征文叫“难忘一事”，七千多篇来稿里面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谈文革的。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我觉得文章太珍贵了，就重新选了一些当年的红小兵的回忆，包括批斗吴晗、去抄田汉的家的回忆，编了一本《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我请冰心写序，冰心在序的第一行就谈到她刚读过巴金的《十年一梦》的文章。
《随想录》的影响
韦君宜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一本回忆录《思痛录》，后来也有人把它和《随想录》比较，认为《思痛录》思考更深，而且更尖锐、更敏感。我想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作品是九十年代写的，而巴金的是八十年代写的。八十年代，当巴金写《随想录》的时候，韦君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一九八二年我毕业之后分到《北京晚报》，一九八四年做一批作家近况的报道，当时我专门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胡风，冰心，艾青、肖乾、聶绀弩、端木蕻良等这样一批人。其中有一篇写胡风，梅志告诉我，胡风正在写《胡风评论集》三卷本的后记，很长，几万字。我就把这个消息发了，发完之后，报社很快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公函，说“我们还没有决定出这本书，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发出来呢？”那时候是韦君宜执政。但是，与此同时，韦君宜开始找到巴金，出版发行《随想录》的单行本。我想八十年代的整个变化，包括巴金对韦君宜，是有直接影响的。她开始写小说《露莎的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又写了《思痛录》。由于时代变化，九十年代的思考，和八十年代的思考肯定不一样。所以韦君宜的思考更有力度我认为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取代《随想录》的重要而不可取代的价值。我觉得，恰恰是《随想录》的出版，对韦君宜这一代人的写作，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屠岸先生当时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是他陪同韦君宜一起去约巴金的《随想录》书稿，他在文章中就明确谈到巴金对韦君宜写作的影响。
为年轻作家的成长付出代价
可以说，整个八九十年代，文化老人的写作进入了一个高潮，比如说杨绛《干校六记》、梅志《往事如烟》、季羡林《牛棚杂忆》、韦君宜《思痛录》、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廖沫沙《瓮中杂俎》、于光远《文革中的我》等，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单。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谈八十年代，不谈那一代老人的创作，都是不完整的。
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一批老人，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在了，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再谈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那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才换来后来文化和思维空间的相对拓展，这时候我们对老一代人那时候做的事情，不能漠视，更不能淡忘。历史不是孤立的，年轻人的成长，和老年人走在前面挡风挡雨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像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水运宪《祸起萧墙》、谌容《人到中年》等年轻作家的文学作品受到批评，或者评奖不能得奖的时候，是巴金写文章为之辩护。当时巴金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实际上用这种方式为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付出很大的代价，做出很多贡献。
巴金一九九九年病重，二〇〇五年去世，这六年时间是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下度过的。前几年插管还能吃，还能睁眼，还能握手，还能说，但实际上不能和人交流了。我有一篇文章就说，巴金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够写文章了，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要把心交给读者。面对脑子还清楚，有话想跟读者说，但是又不能写的情况，这是巴金最大的痛苦。
巴金是一个悲剧的人物。软弱中有自省精神，在痛苦中思考，尽可能自己的语言表述方式，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说出来，他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巴金依旧与我们同在
在八十年代，巴金的影响当然不仅仅限于文化老人群体，他对当时的读者影响也是非常深的。一九八六年我们举办“难忘一事”征文时，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写来的文章，其基调是历史忏悔。近年来，大家对红卫兵的忏悔一下子开始关注起来，甚至成为一个热点。这说明我们的历史叙述脱节了，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那一段事情都不知道。甚至有很多年轻人说文革挺好的，文革可以不上课，想骂谁就骂谁。而且还不相信，那时候会有那么多的人挨斗，不相信那些书堆在那里焚烧。我们现在推崇国学、推崇孔子，我们能想象到文革初期会把孔庙的那些东西都烧掉，砸掉吗？历史变化之后，我们那一段经历不讲，所以那些八十后、九十后的年轻人不知道，对红卫兵的表现也不知道。于是，红卫兵的忏悔好像也成了很新奇的事情。这恰恰反映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历史没有远去，我们确实还要读巴金的东西，要传承巴金的精神。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巴金依旧与我们同在，我们还需要读巴金，读他的《随想录》。三十年前，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作家的勇气，影响八十年代的文化老人群体和读者，三十年后，远去的他，仍与我们同在，仍将继续产生影响。
（作者是内地作家，主要撰写文学传记和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