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明报》2014.08

文/魏承思

　　老报人金尧如先生去世转眼已经十年了。一直想写点纪念文字，记下我对这位忘年交的印象。

　　一九九一年暑假，我离乡背井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学前，友人孙小兰告诉我，在金尧如先生家不时会举办一个文化沙龙，成员大多是旅居洛杉矶的大陆文化人和留学生，包括作家钟阿城、卢新华（小说《伤痕》作者），电影导演吴天民（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等人。她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参加。此前，我并不认识金老，只知道他曾是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很想见见这位老人家。小兰第一次带我去金家的时候，尽管文化沙龙已经无疾而终了，但那里还是经常高朋满座。从我看到金尧如的第一眼，直到最后一面，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个可爱的小老头。他个子不高，一头银发，满面红光，笑声爽朗，说起话来无遮无拦，嬉笑怒骂，机锋四起，说到高兴时常常会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手舞足蹈，性格极其开朗豪爽，和他在一起总能感觉到一种如沐春风的愉悦。因为都是性情中人，聊起在上海还有许多共同相识的友人，于是第一次见面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是绍兴小同乡，作为独在异乡客的我，能听到熟悉的乡音便格外亲切。此后，我有空就经常去看望金老，和他聊天，陪他喝酒，把他们夫妇俩当成了自己的长辈。尤其是在我搬进西来寺住以后，距离他们的居所只有几个街口，更是成了金家的常客，不时去蹭一顿饭吃，和金老夫妇也越来越亲近。

　　金家住在洛杉矶东北部的哈岗，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宅院。进门就是一间大客厅，宽敞淡雅，墙上挂几幅名人字画。从客厅可以一直走到后院，鲜花满园，还有几棵果树。篱笆上爬满盛开的热杜鹃花，紫的、红的，一片一片。加州的阳光一年四季都是那么明媚，屋里屋外总是沐浴在阳光下。金老非常喜欢他的小宅院，在这里写作；在这里和朋友们聊天；在这里接受传媒采访，侃侃而谈。他自豪地对我说，自己以写稿为生，自力更生用稿酬买下这栋房子，安度晚年。改革开放后，当许多高干及其子弟竞相「先富起来」的时候，金老却始终两袖清风。他曾经为海外工商界到内地投资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例如在深圳引进华侨墓园；介绍国外银行到深圳设立办事处，为特区建设吸引资金等。很多港商外商就此发了财，但金老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的酬谢。他入党当左派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真正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是一个高尚纯粹、正直廉洁的人，因此大家由衷地敬爱他。

　　在金家经常可以遇到一位台湾朋友成荷生。金老要出门访友、吃饭、看病，都是由这位成先生充当义务司机。他话不多，待人很和气。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成先生总是在一旁静静地听。后来才知道，他是金尧如在台北和平中学教书时的学生。金老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左派学生运动领袖，曾先后担任暨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和上海学生反美抗暴联合委员会主席。一九四七年初到达台北，以中学教师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筹建中共台湾工委，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同年十二月因身份暴露，黑夜越窗逃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追捕，到香港担任港澳工委新闻战线的负责人。在和成荷生相别四十多年后，这对师生竟在美国重逢。尽管金尧如只教过成先生不到半年的书，但后者却念念不忘这段师生之情。我想，这应该和金先生一贯爱护和提携年轻人有关。他急人之难，常常帮助别人，因此走到哪里，都会成为朋友们的中心。

　　金老曾主动伸出援手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金老曾主动向我伸出援手。一九九三年夏，我因经济原因暂时休学，到西来寺替星云大师工作。其间做了一次东郭先生，把一个从大陆偷渡出来的「民运教授」高某介绍给星云，留他在庙里画画。不知何故无意中冒犯了这位老兄，他竟向寺院中人告发我曾是中共官员，引起他们对我的猜疑。于是有一天突然收到律师信说，西来寺已和我解约，优厚地赔偿给我两个月工资，令我一个月内搬出寺院宿舍。我不得不给星云写信申诉，却石沉大海。此时，金老看不过眼，约了星云见面，为我仗义执言，说明我的经历和那场政治风波有关。尽管星云表示已无可挽回了，我不得不离开西来寺，离开了美国，但对金老的帮助则始终铭记在心。

　　专栏被停　伤感但大度

　　在我到香港工作后，有一晚，金老从美国给我打长途电话聊了很久。香港某财经报纸的老总原先是他在《文汇报》的下属，当年有意出来自创一份新的报纸。他觉得年轻人想闯一份事业应该鼓励。再说，此举也可以使左派阵营多一个舆论阵地，于是给予他们许多实际的支持。此后，他一直在该报写专栏政论。金尧如的文章一贯率性直言，也许因此触怒了某方人士。于是该报老总突然下令停掉了他的专栏，理由则是版面拥挤。说到这里，一向爱护年轻人，积极提携后进的金伯伯有点伤感，但随即又豁达大度地说：「我想他们也是没办法，顶不住压力。」我只好劝慰他：「忘恩负义的人还是少数。香港新闻界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在怀念你，感激你的。」

　　二〇〇二年夏，我回洛杉矶探亲，照例去看望金老，才知道他患食道癌动了手术。他告诉我说，恢复得不错，要我放心。记得那天在座的还有于浩成和伍凡，午饭时分我请大家一起去餐馆吃饭。以往贪杯的金老从来不会错过和我一起喝酒的机会，这次却推辞了。因此，我心中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二〇〇四年，他老人家因病逝世。此时，我正在外地，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这个消息，也就没法对他表示最后的敬意。这就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但是十年来，我的耳边经常会响起金老爽朗的笑声。

　　（作者是香港资深传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