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文汇报》2014.06.25

文/王兆贵

　　古往今来，在我国流传着许多祖传秘方或独门秘籍的故事，有的因传承纠纷还卷起过诡谲的江湖风云，并演绎为情节跌宕的武侠传奇。不过，这里说的秘方则是另一回事。话说宋国有一户以漂洗丝絮为业的人家，善于调制防皴裂的护肤药。有人听说了，就以百金的高价请求收买这个秘方。这户人家聚集起来商量说，我们家世代以漂洗丝絮为生，所得不过数金；如今凭技术一下子就可换得百金，还是把药方卖了吧。那人得了药方，就用它去说服吴王。适逢越国发难，吴王就让他去领兵。冬天里跟越军在水上交战，防皴裂药物派上了用场，大败越军，吴王便赏他一块封地。

　　这是庄子向惠施讲述的一个故事。意在说明，同一件东西，用在不同地方，效用大不相同。如果我们跳出这个故事给定的寓意，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或许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案例了。尽管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这个词汇，但从祖传秘方的传承机制可以看出，我国古人的专利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庄子原文中有“鬻技”一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出卖技艺。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把民间技艺视作无形资产，既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那个肯出高价购买防皴裂技术的人，无疑是看出了这种技术的价值所在。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生成较晚，追溯起来，最早也早不过意大利时代。1474年3月19日，威尼斯元老院通过了首部批准和保护专利的成文法，这是世界第一部接近现代意义的专利制度。不过，这还只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前身，作为智力创造成果的保护，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概念，是在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签订后，才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在我国古代，由于统治阶级对属于私权领域的知识产权毫无兴趣，再加上“轻利重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向没有进入国家立法的视线，也不可能制订完整的法规。因此，那时的国家和政府，是不可能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但是在民间，自发地保护专利权的意识和行为还是存在的。祖传秘方之所以能世代相传而不外泄，其中必有一套严密的保护措施。

　　除了民间技艺的专利权外，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著作权问题，同样存在于古代的文字领域，否则就不会有“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之说。像张怀庆这样的“文抄公”，既非空前亦非绝后，历朝历代都有。1933年5月，胡适悉心考证了《真诰》后发现，该书有多处是从《四十二章经》中抄来的。胡适以为自己侦破了一桩千年剽窃案，陈寅恪通过傅斯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经查，朱熹确有此说。《朱子语录》卷百二六云：“道书中有真诰，末后有道授篇，却是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真诰》系南朝陶弘景编撰，《朱子语录》中提到的“道授篇”，准确的名称应是“甄命授”。在我看来，陶弘景之举还算不上抄袭，因为他是《真诰》的编撰者，而非原始著作人。

　　据《唐摭言》等古籍记载，唐代吴兴人杨衡，工于诗，好古调，有人偷了他的诗文去应试，居然考中了。上朝时，杨衡找到那个人，生气地问他，“一一鹤声飞上天”还在吗？那人赶忙讨好说，我知道仁兄最爱的就是这句诗，所以没敢偷。杨衡这才笑说，若如是想，尚可饶恕。这段轶事，后世多有转述，并引为笑谈。可当你听过因为一句诗的权属问题酿成命案的奇闻后，恐怕就笑不出声来了。

　　唐朝诗人刘希夷，长相帅气，文采斐然，25岁那年便高中进士。刘希夷善长军旅诗和闺阁诗，“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所重”，传世的篇章也不是很多，唯《代悲白头翁》最为有名。感觉上，曹雪芹为林黛玉写下的《葬花吟》与之很相似，当是受到此诗启发而成。这首拟古乐府诗，运用迭句循环的对比手法，将韶华易逝、富贵无常的人生哲理阐发得非常透彻。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尤为其舅宋之问所喜爱。当宋之问得知这首诗尚未公开，就恳求他转让给自己。刘希夷碍于情面当时答应了，过后又反悔，并将这宗私下交易告知别人。这让宋之问恼羞成怒，一气之下，竟支使家奴乘其酒醉，拖到另一间房子里，用装土的袋子活活闷死。仅仅是因为一联诗句的所有权问题，就让这位年轻才俊无辜罹祸，令天下无数心地善良的人唏嘘不已。

　　这件杀人夺诗的传闻，唐代刘肃《大唐新语》以及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等书言之凿凿，辛文房在文后还以「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作模拟，为刘希夷之死发出了悲愤的惋叹。但后世文坛多有不信，考据存疑者也不乏其人。但若以宋之问诗名远在刘希夷之上为由，说他不至于因为一联诗句而致人非命，似乎也说不通。宋之问的人品是比较龌龊的，他曾向武则天自荐面首，给张易之提过尿壶，更有甚者，他还曾出卖友人张仲之。人性的阴暗面，有时是很难用常情来忖度的。隋炀帝嫉贤妒能、扼杀才情的事例，也许能从另一侧面左证这个问题。

　　据《隋唐嘉话》记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应该说，隋炀帝杨广还是懂些翰墨之道的，一生也写了不少诗，多为五言。唐太宗曾对侍臣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隋炀帝杀害薛道衡与王胄，纵然不全是因为诗才竟胜所致，但也与他惟我独尊、蛮横霸道的心性有很大关系。他贵为人主仍有不甘，还想称雄天下文坛，以至行刑前还不忘嘲弄对手，怀恨在心、妒火犹炽、刻薄冷酷的嘴脸尽显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