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锐 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
我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离开北京来到吕梁山区的，在一个叫做邸家河的小山村里当了六年插队知识青年。插队的时候没有想到日后会当作家，更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把一个叫做马悦然的瑞典人带到邸家河来做客。
一九八六年我开始了系列小说《厚土》的创作，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吕梁山印象”。小说陆续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一些反响。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十日我接到一封来自瑞典的信，写信人是陈宁祖女士，她自我介绍她的丈夫马悦然是瑞典汉学家，正在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在不同的刊物上看到《厚土》，说是“很想翻译”。我当时根本不认识马悦然何许人也，当然也更不知道他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教授、瑞典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等等这一系列头衔。只是觉得有人“很想翻译”自己的作品，这让我觉得很高兴。于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情。先是笔墨的，后是感情的，现在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厚土》开始，接下来是《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在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悦然一本一本地翻译了我大部分的小说。一九八八年《厚土》的瑞典文译稿完成，交给布拉别克（Bra Bocker）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初，悦然告诉我，他和宁祖很想到吕梁山来看看，并且他已经和七八位诺贝尔评审院士说好要一起到中国来，到吕梁山来看看我插队的村子。很快，因为发生了“六四”事件这次行程取消了。一九九〇年他们邀请我第一次去瑞典访问，其中有四五天的时间住在瑞典南方他们的别墅旁边，那几天，宁祖天天在家里给我做中餐。一九九三年他们夫妇两人一同来中国到云南、四川游访，在北京见面时我们还在讨论什么时候能一起去吕梁山。
一九九六年宁祖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三个人的约定从此永缺一人。
一九九九年悦然再次提起要来吕梁山的动议。为此我已经打听预定了上山要用的越野车。悦然决定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同来，并且要带他的小儿子陪他一起来。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又因为中国驻瑞典使馆拒绝给悦然入境签证被迫取消了行程。这之后，我又去过两次瑞典。二〇〇一年的诺贝尔百年庆典，我受到特别邀请再赴斯德哥尔摩。但悦然已经不再提起山西的话题。吕梁山就在眼前，每天我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只要抬起眼睛就能看见它，真的是近在咫尺，也真的是遥不可及。所谓物是人非，所谓世事难料，没有想到，我和悦然的约定，竟是如此的曲折艰难。
二〇〇四年春天，我插队时的房东闰月子，带孙女来太原看病。闰月子告诉我，邸家河附近的山上现在发现了一个大煤矿，已经有公司花了上亿的投资，钻探、开发、修建厂房，邸家河说不定很快也会搬迁了。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悦然，我说，悦然你能不能去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要很快回去看看邸家河的。悦然立刻从网上回信，有几分悲壮地宣布说：在死之前，我一定要去邸家河看看！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吕梁山之行的准备。
二〇〇四年八月底我和悦然终于在北京汇合，陪他去了东四史家胡同，看他当年住过的老宅。随后，又和台北来的陈文芬女士汇合。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曲折和等待之后，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夕阳斜照的时分，满车泥浆的我们终于走进邸家河，终于在村口看见了那棵被我说过无数次，也写过无数次的老神树。十五年前的那个约定，终于在这一刻梦想成真。这棵被老君坪的山泉滋养的老杨树，得天独厚，长了足有半间屋子那么粗，四五层楼房那么高，枝繁叶茂，浓荫匝地，苍老的树皮一道一道翻裂开来，像是被犁铧翻耕过的土地，不知把多少岁月沉淀在它苍老的皲纹里，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活了几百几千年。
闰月子早已经为我们专门打扫了一孔窑洞，准备了干净被褥，还特意用蓝色的花格塑胶布围出了一道漂亮的墙裙。我跟乡亲们开玩笑说，咱们邸家河三千年，除了见过日本鬼子之外，这是第一次看见一个洋人。其实，除了老神树而外，小小的一个山村，没有任何可供旅游者“奇观“的风景。空间被村东村西两只石头狮子把守，时间只剩下一块记录重修庙宇的石碑，当年的知青宿舍已经废弃，门窗都是暗影憧憧的黑洞，院子里、屋顶上蒿草恒生……
在来之前，悦然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由他来做东，请邸家河全村的男女老少打牙祭。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悦然从刚刚得到的《另一种乡愁》的版税里拿出三千块，交给闰月子、平安父子俩去操办。买酒，买肉，买菜，炸鱼，炖鸡，蒸馍。从饭店里租来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闰月子依照老规矩，前一晚挨家挨户去问请。村里的女人男人纷纷来帮忙。平安还专门租来一套音响，大唱梆子戏。请来神锁当大厨，开出菜谱，八个凉盘，十个热菜，一道汤。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十五那一天中午，艳阳高照，邸家河全村男女老少，加上南耀村闻讯赶来的乡亲，总共一百来口人，在平安家的小院里办起一场地道的乡村筵席。最后，连霉霉那个又傻又哑的媳妇也正正经经坐到席面上来。满院子的欢声笑语，满院子的举杯相庆。如今邸家河的生活比我们插队的时候强似百倍，通了电，有了电话、电视，甚至每家的院子里还装上了自来水。可是，新的困难也来了，随着煤矿公司的大举推进，他们和一些掌权的干部互相勾结，巧取豪夺，强占土地，黑了心的坑害农民，已经引发了农民集体上访。可这一切，都正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合理化，正在私刑和“政绩”的驱动下加速度。压迫和剥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没顶而来。寂静的山林早已填满了欲望和恐怖。乡亲们世世代代地渴望着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可改变所带来的这一切却又让他们始料不及。看着这满院子熟悉的笑脸，不由人感慨万端：所谓黄了谷子，红了高粱，转眼就是几十年，“历史”这两个大字，常常是和这些普通人无关的。如果不是和这些窑洞里的劳动者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你永远也体会不出在那些憨厚笑脸背后的生命深度。
那天夜里格外晴朗，稀疏的云团之间是柔和明朗的月亮，整个山谷一片迷蒙的银光。睡到凌晨四点的时候起来去厕所，推开窑门来到院子里的一瞬间，我还是被眼前看过了无数遍的景色惊呆了：银盆似的大月亮静静地沉落在西山坳里，天上只剩下几颗疏朗的星星，东边的启明星像一滴闪光的冷泪幽幽地挂在黑黑如渊的天幕上。四野无声，只有我自己轻轻的喘息。
八月三十一日的早晨下了几滴湿地皮的小雨。为了保险起见，早饭之后，闰月子和平安还是开着他们的三轮农用车，带上铁锨，为我们护航送行。一直到翻过豹梁，看见山谷下面河底镇那里的焦炭厂了，闰月子他们才和我们告别。站在半山坡上，地老天荒之中悦然说，来，再抽最后一支烟。很快，烟抽完了。大家拍拍肩膀，各自上车。闰月子和平安一直站在路旁等着我们先走。一转身，眼前只剩下一弯又一弯的山路。
三天很短，一闪而过。
六年很短，一闪而过。
十五年的时间也很短，也一闪而过。
从我插队第一天来到吕梁山至今已经三十五年，还是很短，还是一闪而过。年过半百，才懂得人生苦短。在这一闪而过的时间和人生里，吕梁山却成为永世难忘的记忆。先是我的记忆。后来又成为瑞典人马悦然的记忆。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午夜写，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改于太原，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修订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