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之死，令我悲痛，这悲痛压在内心深处，如铅似冰，既沉且冷。其实，近几年来，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难以读书，人已似死去一半，对“生”之留恋已大为淡漠，对“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对亲朋之死，多淡然处之。但此次高华被万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却难以抑制一种巨大的悲痛，因为我们太需要他了——单就正在蜕变成官场和商场的中国大学来说吧，现在多么需要像高华那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者来为失魂的大学招魂啊！

　　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想知道一个国家文化的堕落和衰败，当首看它的大学的精神状态。要想知道大学的精神状态，只要看看大学校长和教授的言论就差不多了。清华的校长发出政治誓言：大学要“精忠报党”，吓得老校友资中筠（一位当代颇有良知的学者！）不敢回母校参加那官味十足的百年庆典。北大校长则拒绝人类普世价值，不敢面对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高调鼓吹文化民族主义。两校的教授中都有为“文革”、“大跃进”唱赞歌，为极左路线叫好者，种种丑态，不一而足。面对如此文化颓败、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缩，大部分知识分子失语，保持着思想奴隶的沉默，这时我们更加渴望着一代知识分子的新觉醒，因此也就更加惋惜高华这样的学者之离我们而去。如果再给他十年八年，他定会有更精彩的史学著作问世，去打垮那些专制主义权势者所御用的“伪史学”。

　　我与高华同在南京大学任教，我在中文系，他在历史系。文史不分家，学问之道是相通的。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在思想、精神上的沟通，多发生在大学受到政治干涉、学术自由受到权势与主流意识形态压迫的时候。“文革”结束以来的三十多年，大学和学术界的处境当然比“文革”前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间要好一些，毕竟是有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高层批准的历史问题决议的允诺嘛，但是，马列教条、“共产主义乌托邦”、极左路线……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化专制主义，形成一种“压迫”力量，束缚着大学教育、学术、文艺等等。当这些东西与不健康的“市场”结合起来时，它们对人的戕害就更加可怕了。我和高华以及他的朋友们，都切身感到了这种“压迫”，每次相遇相谈，必然是各抒所感，内心得到极大的快慰。要知道，近三十多年来，大学的教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有的暴富，有的赤贫；有的雄踞“中心”，洋洋得意，有的被挤压在边缘，苦苦支撑；有的是“体制”所喜欢的“大左派”，有的是“领导”和“官儿们”所忌恨的“右派”；有的在做买卖，只有少数在做学问……这样的情况下，能交到高华这样的朋友，不是一件大幸事吗？

　　高华是建国六十多年来敢于向“伪史学”挑战的第一人，但不是唯一者。大约是在2000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会，去拜访我十分敬佩的李慎之先生。那时李慎之先生正因为《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篇敢于面对历史真实，也就是敢于挑战“伪史学”的光芒四射的雄文而被责难、被“调查”，甚至传闻他已被捕。见面后我急着要知道他的“安危”，他淡淡地说“没事”，却随即把话题转到高华的大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他说：“高华送我的书，被我的一位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借去不还，说还要再读一遍。请你叫高华再送我一本。”据李慎之先生说，那位老战友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亲历者，他说高华书所写都极真实，揭出了许多过去被政治宣传所掩盖、扭曲了的真相。深刻的历史教训便是从这敢于面对历史真情的叙事中产生的。我把这叫做“真历史叙事”，与此相反的是“伪历史叙事”。后者只能制造历史谎言，起到“洗脑”、“愚民”的作用。我觉得，仅就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而言，这种谎言就有很多，直到今天它还受到一些人的辩护。

　　记得在与李慎之先生议论高华大作的过程中，我曾向李老指出：“高华在书的《后记》中说到，延安整风中形成的一些政治运作的思想和手段，直接影响到1949年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有人曾建议高华沿着原有路数，写建国后的一段历史。您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不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续写了高华的书吗？”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一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为长篇历史专著，一为短篇抒情散文，一者出自史学界的新秀，一者出自学术界的老手，共同发起了向“伪历史叙事”的挑战，把御用的“伪历史叙事”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大喜事，大好事。那时，我89“风波”以来的压抑和悲观还沉在心头，李慎之先生鼓励说：“一批新人已经起来了，他们是大有希望的。”记得他讲到学术界的新希望时，提到了秦晖、徐有渔、朱学勤、刘军宁以及高华等等。

　　高华出现在南京大学，亦非偶然。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现代大学的精神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 其实就是一回事。 这就是“五四”时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然而1949年以后，年年庆祝“五四”，我们却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大学成了执政党的政治工具，科学与民主消失，迷信与专制当道。知识分子沦为精神奴隶。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在1958至1967年间自杀者竟有七人之多，而自杀的原因大都是“革命”形势下的思想苦闷。他们只能在日记中偷偷表露对“革命大好形势”的不满。当时被说成是“大逆不道”，今天看来全是大实话。“文革”之后这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奴隶的地位，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驯服了。他们从被“文革”失败所撕开的专制体制的夹缝中看到了自由表达思想的可能性。从1977年开始，真理的生产者不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学里，在学术界。生产真理者也不再是官僚，而是学者、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转折。

　　从1978年到1991年，仅在南京大学就发生过五次“重大思想事件”，每一次都遭到当局的严厉“查处”和批评，但结果却是令官方十分难堪的。事关“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一次，人尽皆知，这里不谈。第二次是80年代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批判，由应学梨（蒋广学）撰文发起，当时遭到胡乔木的下令“查处”，但现在看来，对的是南大，错的是胡乔木。第三次是许志英发文论述1919年为新旧民主主义分界线不准确，也遭到胡乔木的严厉批判，并有不少学界同仁迫于胡的压力而来“围剿”许志英。现在许的观点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常识了。第四次是哲学系学生马丁（宋龙祥）谈市场经济的文章，受到胡乔木的指责和批判，现在马丁之说也已成了常识。第五次是1990-1992年， 南京大学坚决抵制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发动的“清理文科”的政治运动。当时南京大学压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事后看来，这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连教育部的人也不好意思再谈当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高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不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胚胎期吗？

　　病魔只能夺走高华的自然生命，却无法泯灭他的精神生产的成果。 高华参与的对“伪史学”的挑战并未结束。一批新的史学家正在为“真史学”、“新史学”兴起而努力。他们重续古代良史董狐的精神，发扬现代启蒙思想，揭露一切历史谎言，追求历史之真，把历史的真面目交给当代大众。要认清未来的改革之路，必须重新审视近百年的历史。一股挑战“伪史学”、重写百年史的潮流正在涌动。走在这个潮流先头的史学家，如袁伟时、李锐、何方、辛子陵、雷颐、许纪霖、杨天石、章立凡、杨奎松、张鸣、安立志等等，他们都是我所十分敬重的学者，也大都是高华的师与友。他们正在把史学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和腐朽的专制体制下解放出来，他们将以历史之笔从那无形的（文化的）“柏林墙”上挖下一块块的砖。那物质的“柏林墙”已经倒了二十多年了，文化上、精神上的“柏林墙”也正在一天天地解体、坍塌下去，尽管有些人还在为之修补，它总有一天也会不可避免地消失在现代文明清除垃圾的行动中。

　　高华，你在短短的57年中，已经做得很好，就无憾地去吧。到另一个世界，你会见到李慎之、朱厚泽等思想解放的前辈、先导，共论中国的思想、精神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当2001年李慎之先生来南京大学讲学时，你第二次当面送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他老人家笑了笑说：“精神的柏林墙，又被你捅了个大口子。”我永远记得李慎之的笑容和你的笑容，这笑容叫一些人——想在思想上奴役人的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