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肯·佩因著作《海洋与文明》

转载2014年1月6日《参政消息》第12版

　　参考消息网1月6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3日刊文评林肯·佩因所著的《海洋与文明书》。在论述人类与海洋交往的专著中，林肯·佩因开篇写道：“我想改变你们看世界的方式。”

　　文章称，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佩因出色地实现了。大多数人几乎已经忘记海洋，也极少有人需要思考海洋的历史重要性。在西方，几乎没有人选择走水路出行，除非是乘坐游轮来一次仿真的航海。海洋仅仅是供娱乐的场所：大众可以在海滩休闲，富人可以乘游艇出海。以海洋谋生的人甚至更少。北大西洋曾经繁荣一时的捕鱼业如今也日渐衰落，只能从其他地方招募船员。

　　集装箱革命助力全球化

　　文章指出，50年前，码头曾是西方大城市的中心。成批的货物由起重机或码头工人装卸上岸。如今，一些码头已经被废弃，人们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也许还需要亲临印尼群岛——才能再次感受到海洋以其强大的威力控制着沿海所有人的生命、希望和恐惧。

　　但是，正如佩因在其著作《海洋与文明：世界海洋史》中所指出的，人们仍然依赖海洋，而且这种依赖正在加强。今天，约有90%的世界贸易经由海洋运输。佩因在最后一章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集装箱革命做了精彩的描述，这一革命使海运成本降低了超过80%，是当今“全球化”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是谁乘坐渡船或游轮在北欧狭长的内海上航行，都不仅会惊叹于海运的庞大运输量，也会惊叹于成片的大型风力涡轮机以及无处不在的油气钻井平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仅仅处于海底——有待瓜分的巨大的新大陆——开采的初级阶段。海洋争端威胁着东亚和平。

　　文章称，佩因的目的不仅在于提醒人海洋的重要性，还在于强调其作为世界历史支点的作用。重要的世界历史通常由内陆的历史学家撰写。对他们来说，海洋是一个需要穿越的真空；所有真正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陆地上。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西方历史学家一直以为，在欧洲人征服海洋以前，海洋能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而且他们认为征服海洋是欧洲人独有的成就和统治全球的秘密所在。佩因给这些谬论泼了一盆冰冷的海水。

　　人类探索海洋由来已久

　　然而，《海洋与文明》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不是辩论文集。佩因正是通过细致讲述人类与海洋的交往历史、引用大量最新证据来说服我们的。他开篇就讲述了人类对“航海器”最早的一些试验。人类非但没有将海洋作为异类加以排斥，反而从一开始就为旅行、食物和贸易而探索海洋。人类最早在开阔水域航行可以追溯到5万年以前。远离陆地的航行至少有1.3万年的历史。

　　这种早期的探索不仅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欧洲人鲜有涉足的南太平洋。

　　报道指出，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到阿拉伯人的早期航海史、中国的航海史（中国航海家郑和在15世纪早期就抵达了非洲海岸），再到维京人和中世纪的航海史，佩因用几章追溯了人类航海、造船和海上交流的历史，然后用全书最后的三分之一篇幅讲述了公元1500年之后的海洋“全球时代”。佩因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每一章中将对航海历史的细致讲述与相关地区的政治、外交和社会变化的大背景融合在一起。

　　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们，水运在早期文明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考古学证据表明，船帆的发明与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在时间上吻合，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因为统一后的埃及控制着通往尼罗河上游和下游的枢纽。到公元前2500年，埃及在地中海和红海的海上贸易已经完全展开。

　　考古学家还指出，在河流和海洋上的航行对最早的文明出现在现代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公元前2300年，航运沟通了苏美尔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到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最早在地中海建立了海上帝国。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北方和南方有了海上联系，并最终在公元前221年诞生了统一的帝国。中国将（凭借运河和河流）成为像（凭借海洋的）英国一样的海上帝国。如果没有像佩因一样的高超技艺，历史细节的堆砌可能让人难以承受。但佩因的讲述却充满生动的描述。例如，在描述古希腊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时，他写道：“海藻的腥味、货物和船只的臭气、沉重的货物、船桨和帆缆的撞击声，与人类此起彼伏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因此，在全书三分之二的部分很少看到欧洲人的海上活动并非偶然。这些西方人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面对着难以穿越的海洋。与欧亚大陆中部和东部的先进和富裕程度以及君主国家的广阔疆域相比，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非常贫弱。尽管英勇无畏的古代挪威人对北大西洋进行了探索，但几乎是无功而返。所以，欧洲人在15世纪和16世纪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确出人意料。今天，历史学家会比以往更加谨慎地作出欧洲人在15世纪90年代取得伟大“突破”的结论。这个时期非但不是预示着欧洲人征服世界，反而与新兴帝国的政权巩固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的沙法维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和（17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清朝。然而，最晚到18世纪早期，控制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远洋贸易的欧洲人已经涉足中国和日本，甚至在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维持了一条“马尼拉帆船”航线。

　　对于世界海运力量平衡的这一惊人改变，佩因并未以一种原因加以解释，而这无疑是正确的。文章认为，这种改变的根源是14世纪早期以来两套不同航海技术的结合。一种是在地中海的航行，其特点是海面平静、几乎被陆地包围、东西向航行。另一种是在北大西洋的航行，其特点是风大浪急、大陆架高低不平，南北向航行对指南针的使用提出挑战。

　　到哥伦布时代，欧洲航海者发明了一套航海技术和不同的船只和船帆类型，使其多功能的航海技术远远超过其他地区。随着军事化商业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的崛起、远距离殖民地的建立和新增的奴隶劳动力，这些欧洲航海者扩大了领先的距离。这也为欧洲对全球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而工业化的飞越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统治。

　　文章指出，《海洋与文明》一书文笔优美、视角广阔、精准把握了每一个时代对航海技术的要求，应该拥有众多读者。对于内陆的历史学家，该书将有力促使他们亲身接触和了解海洋；对读者而言，该书将提醒他们，“乘船出海”的强烈渴望“塑造了每一个时期世界每一个部分的文明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