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2013年11月27日 A21版《信报》
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与经济学先驱阿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爱丁堡Panmure House终老，这座旧建筑物近年展开修复工程募捐运动，以Buccleuch公爵十世与爱丁堡商学院Keith Lumsden教授为首；其顾问委员会由2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组成，主席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Orley Ashenfelter，可谓人才济济。我于本月14、15日两天，有幸在该运动的晚宴致辞，现收录并为文两篇，于本栏连载。
阿当史密斯出生于苏格兰柯科迪镇（Kirkcaldy），14岁考入格拉斯哥大学，随后亦就读于牛津大学。两校之中他宁取格拉斯哥大学，在他眼中牛津大学的课程设计较古旧，教员亦较疏懒；此因牛津不像格拉斯哥，并不以学生数目来决定教授薪酬。 1751年，他获格拉斯哥大学委任教授一职，但于1763年辞职，转任年轻Buccleuch公爵Henry Scott的私人教师，随后三年与公爵居于法国，并同往瑞士游历。
一语道破 利字当头
在欧洲期间，他有缘结交法国启蒙运动始祖伏尔泰，以及其他大思想家如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魁奈（Francois Quesnay）、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等。1766年，他重返苏格兰柯科迪故乡，随后十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778年获委任为海关专员，于爱丁堡Panmure House定居至终老，终身未娶。
阿当史密斯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着有《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与《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两大杰作，后者更广被视为首本现代经济学巨著，不单为史密斯带来盛誉，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经典著作之一。
一直以来在经济学者眼中，此两大传世之作却似是自相矛盾，因为《道德情操论》强调对别人的同情心，而《国富论》却以个人私利的作用为论说重心。事实上，看似的矛盾只是表面而非实在；在《国富论》中，史密斯为求阐释其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聚焦人性的其中一个特质，以解释市场经济如何在个人私利带动下，有助促进大众利益。相反，在《道德情操论》中，则较全面探讨人性，以期就人类社会如何生息繁衍以建构较全面的经济学理论。
史密斯预见由于现代商业社会日形复杂，日常事务在在须与陌生人打交道。商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并非建基于彼此之间的关爱情谊。现代人即使各不相干，同情心欠奉，倒也无碍于彼此日常事务上的交往。他的以下名言，足可作为这个概念的注脚：
「肉商、酿酒商、面包店所以是大众衣食父母，无非利之所在，而与仁义无关。大众日常生活上一应所需能够获得满足，不因人性厚道，而只是基于商贩的自利动机。社会上只有行乞之辈，才会选择仗赖别人善心度日。」
「分工」动机 增值关键
史密斯对现代市场经济分析的独到之处有三方面：
首先，他开宗明义，指出「财富」要旨在于大众福祉，而非君主私利。他抨击重商主义思想误将国富等同于通过贸易盈余而囤积的巨额黄金储备，因为此等储备只有利于君主发动战争，而非改善国计民生。同时，他直指不应助长当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歪风；他提出的主张在当时可算十分前卫。
其次，他提出「无形之手」的概念，以阐释何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参与者素不相识，而生产商供应竟能够与消费者需求配合得天衣无缝的道理。个人自利的动机，正是促使人际间互通有无的原动力。以现代经济学用语表达，此亦即市场竞争促进社会大众福祉的原理。不过，若要「无形之手」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则必须依靠法治，也就是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论》书中详加阐释的「公义」。
第三，以分工为生产力及收入增长来源，可算是《国富论》首页中提出至为关键的观点。史密斯就此曾提出名言：从脚夫与哲学家之间的分别，可看出分工既是果，也是因。
柏拉图率先在其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指出，任何政体之中的分工，均源于个人技术的分野。可见柏拉图认为分工是个人具备不同技术的果。史密斯更进一步认为，实际上个人之间纵使全无分别，也存在选择分工的动机，因假以时日，熟能生巧，生产力提高，分工成为个人专长，因而从中获益。史密斯视分工为提升生产力及开发不同技术的过程。他认为分工亦是开发不同技能以及增加生产力的因。
不过，分工作用始终有限；以此提升生产力的程度须视乎生产规模而定。若生产供应只限于一个小村庄的范围，根本毋需为分工而大费周章；若供应范围大如全国或整个洲，市场规模如此庞大，则自有仔细分工必要。
史密斯因而提出另一名言：分工受到市场规模所限。换言之，扩展市场规模所得的收获，有助于生产力持续提升。他更以此为据，主张利用自由贸易促进世界经济繁荣。近两个半世纪以来，拜全球化所赐的经济增长，可说早在《国富论》一书预计之中。
慧眼识别 市场潜能
但凡环球市场的参与者，都能体会到自由贸易有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从业员生产力、增加消费者选择的道理。扩展市场规模既可立新，亦能破旧，即经济学上所谓「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但在全球化造福整体经济的同时，不少旧有的行业亦会随之消失。
置身资本主义尚未出现的时代，史密斯已独具慧眼，预见市场对改善民生的巨大潜能。另一方面，他亦忧虑政府出于私利目的，为求助长国营机构垄断而压抑利伯维尔场，以致弱势社群难望改善生计。不过，在史密斯所处时代，各国政府仍缺乏足够权力为社会带来不胜负荷的沉重国债包袱。
及至十九世纪，随着国际间贸易与资金流日趋普及，固然有人因而致富，陷于贫困者亦有之。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先后因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而遭逢浩劫，并且饱受经济大萧条蹂躏。面对就业机会有得有失，繁荣、贫困并存的现象，要有顺畅的调整过程，才可避免使人视之为扩展市场规模所带来无可避免的后果。
若调整过程难免遇到阻滞，备受影响的往往是弱势社群。有时调整过程的节奏未如理想中迅速，可能是由于制度僵化或采用的制度令调整速度放缓，以致自从经济大萧条以来，种种货品及服务的自由贸易，尤其是资金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好处，不时受到质疑会导致市场无法预防、难以补救的经济恶果。
时至今日，虽然市场在创富、减贫两方面威力不凡，有助于改善民生，但其运作畅顺的形象已略打折扣。社会上日渐流行的一套新自由主义观念，反而认为政府应规管市场，并采取措施扶助弱势社群。自从阿当史密斯所处年代以来，政府的社会功能与市场的经济作用此消彼长，彼此拉锯的形势至今持续不断。现代社会对此议题一直有所争抝，众说纷纭。
现代经济 奠基泰斗
阿当史密斯现已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开山祖师。事实上，「资本主义」一词由马克斯（Karl Marx）所创。马克斯著作较史密斯迟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才面世，马克斯尤其着眼于各种大型机器带动现代经济的作用（见「参考文献」）。两人对现代经济的运作原理持极不同观点。
马克斯将机器称为资本，并视之为现代经济中经济生产与阶级关系的关键因素，因而产生「资本主义」一词。相信史密斯对此不会苟同；在他心目中，现代经济学的特点乃分工与市场规模扩展。
据马克斯分析，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成果备受企业家拥有的机器所掠夺，而利润与利息为企业家所兼得。他视机器等同于资本，将其拥有者视为资本家。至于机器本身，则被视为以往劳动力的成果，或资本家所攫取的盈利。
差利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就把马克斯著作中工人饱受剥削的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并突显出机器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电影中的工人在令人透不过气的不友善环境下饱受机器压迫，而资本家则以面目模糊、隐蔽、遥远的资态出现，被塑造成一个阶层，而非个人。
马克斯对机器的偏执观点并未能对现代经济作出可信分析。现代笔记簿型计算机的运算功能，已远胜我40年前留学芝大期间在校内所见置于数千平方米冷气间的大型计算机主机。现在几乎人手一部笔记簿型计算机，已不需依赖非自己拥有的庞大计算机主机。
无论如何，以机器为现代经济核心之说缺乏说服力，马克斯的科学分析已被彻底推翻，至今仍信以为真者少之又少。虽然其学说中遣词造句方面确有动人之处，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仍有追随者，但影响力已每况愈下。
阿当史密斯对社会应有功能的观念，尤其是关于济贫扶弱角色，并未在《国富论》中论及，反而是《道德情操论》书中的要点。虽然《国富论》公认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但相信《道德情操论》才是作者心目中最得意之作。发表《道德情操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人类为何能超越自利本性，而作出道德判断；他在有生之年一再修订此书，共出六版之多。因此，要了解史密斯毕生著作的要义，须从他这第一部著作入手；下周将以此为讨论重点。
参考文献：
Maxine Berg, 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18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