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砺青　图：数据图片 转自2013年11月16日《文汇报》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句饱含讽刺的厌世格言，出自日本颓废文学大师太宰治之口，实在最恰当地反映出这位作家的阴柔和辛辣。太宰治在生活细节里的弃世态度，充分表现在其代表作《人间失格》之中，但读者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太宰治如何厌倦世间的虚伪。文学，大抵就是追求人类语言中指称的“真实”，当作家的笔尖戳破了现实世界的“泡沫”时，我们在作品中看见的“幻灭”便是“真实”。然而，这种真实或许没有理由，就像太宰治在作品中呈现的感受，也同样没法以道德检验。这种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所呈现的就只有作者最尖刻的人生感受和世界观。

　　比如前一阵子出版的散文合集译本《离人》，读上去感觉和半自传式小说《人间失格》差不多，有些作者以强烈个性化的语调而受读者欢迎，太宰治明显就属于这一类，他不会告诉你处世之道，或针砭社会，也不会追随任何唯美主义信条，他就是他，他身上的颓废也彷佛与生俱来。但如果要从他的作品里找出与社会有关的事物，也许那就是活在这社会里的苦闷，他对各种人生道德的厌倦，这些来自任何想当领袖人物的教训和原则，其中，也曲折地反映出当时军国体制下的日本社会心态。

　　颓废不颓废 

　　“我生在乡下所谓的有钱人家……从小衣食无缺，因此养成不懂人情世故异常羞怯的性子。”太宰治如是自述。我们看看他的出生，也许能联系到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出生于津轻郡一地主家庭里，这是一位于本州岛北端、面朝北海道的市镇，而身为么子的他又沉湎于酒、女人和脆弱的自我世界里。尽管曾多次试过与爱伴自杀，最后与山崎富荣投河自杀，在世时曾与口安吾等组织颓废文人团体，我们却从未在他的文字中找到为“颓废而颓废”的印象，只有这个不满于世道、满怀反抗精神的太宰治，他对高唱理想道德的文学尤其深痛恶绝，故书中名篇《如是我闻》就对深受基督教影响的白桦派代表人物志贺直哉多有挖苦谩骂之辞。

　　这篇文章可称之为文学檄文，也有太宰治自辩之辞，然而太宰治与志贺直哉也同样深受基督教影响，在文章里多番引用福音书等圣经段落，然而太宰治不是志贺般的理想主义者，他对后者及其同侪那种高唱理想的文学信条，在艺术鉴赏方面的贫乏能力，甚至指导后辈的那份自信，统统嗤之以鼻。而与之相反的，则是自己直面世道的心境，正是这种深谙现实本质的苦恼，使太宰治与其他耽于“唯美主义”的颓废作家区别过来。在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散文里，太宰治讲述自己在战时社会的听闻和个人经历，例如他在二战空袭中丧失了东京的住宅，低声下气地投奔留在津轻的哥哥；或者从朋友口中听闻某位征召入伍的军人躲回家里，最后被警察发现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点也不颓废，它们只是如实反映一个人在世界的命运中如何委屈地活，然而像太宰治这种脆弱的心灵，甚至不曾打算起来反抗，而是盼望世上不再有强者，正如他在《如是我闻》中说的：“真正的正义，是没有老大，没有手下，自己也很软弱，被哪儿收容的模样才能得到认可。”这虽然是他对文坛大老心态的批判，也可反映出他对社会的愿景。

　　文学的沉思

　　关于文学创作应该怎样，它应该成为教育社会、展现善恶题材的载体，还是应该成为直面自我的一面镜子？人们一直讨论这些老掉牙的问题，然而对于太宰治来说，只有在作品中直现自我及其世界，其他的都是多余。在《诚实笔记》里，太宰治告诉读者，他对于写小说的意图、愿望、苦心，都不欲多谈，更遑论艺术的意义和利益。这些散文也尝试告诉读者，太宰治这个人也和大家（或者普通日本人）一样，没有自信，羞于谈自己的想法，对于创作理念没有兴趣，只任凭自己的感受写作，但对书写这种活动有展示自我的最高要求。太宰治所奉行的文学原则，其实有点令人想起桑塔格在《反对阐释》里阐述的观点，加上太宰治那时代所接受的博格森式直观哲学，令这种笔法显得合情合理，使评论这些作品的意图显得有点“无谓”。

　　基于这种文学观和人生观，世间必然充满市侩气，因而令人讨厌，但太宰治坚持应该享受文学的脱俗世界，则这种文学的坚持并非一种艰苦的坚持，而是一种享乐，也许我们可藉此将太宰治定义为一位高傲的文学享乐主义者，是纪德的同路人。在《诸君的位置》中，作者以席勒的叙事诗告诫诸君，享受成为诗人的特权，即“堂堂正正，飒爽地活”，抛弃世俗的无聊位置，在天上另觅与白云为友的位置。

　　从世间的角度看，这种文学人格又似乎在抗衡世间的集权社会：太宰治这些私小说、散文随笔、杂文等，俱写作于郁闷的昭和战时岁月，他的叙事散文就和小说一样，擅以简洁文笔描写微妙的内心情感变化。释卷沉思，又发现这其实就是一般日本人的内心情结，他们安于世间的一切约束，心里感到烦闷又不想反抗。但太宰治是诚实的，他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他以文字留下一位作家最宝贵的心路历程。 

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已被改编为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