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文章转载自《明报月刊》2013年第7期

　　作者“以港为鉴”，对内地大学的行政和人事安排如何影响学术、官场与学术界的纠结、学术论文与奖金的关系等一一深入剖析，由于作者分别在香港和北京讲学，能够亲身感受两地大学对待教授的作风的异同，故不乏一针见血的见解。

——编者 

　　自2004年教育部全面开放香港高校内地招生以来，大陆民众对港大、中大、科技大等香港名校的关注持续升温，赴港求学成了参加高考、出国留学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站在教育部的立场，此举牵涉面很小（去年香港各大学在内地招生1600人左右），没什么了不起；可这“另一种大学”的启示，其实意味深长。我不相信“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薛涌语），但我承认港校招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及前景造成了巨大冲击，起码起到了鲶鱼效应，催逼其反躬自省。

　　晚清以降，中国人的现代大学之路走得不是很顺畅。不说各有宗旨的教会学校，政府筹办或掌控的公立大学，先是借鉴德国（经由日本），很快转为学习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转道苏联，改革开放后又回到了美国。如今正努力“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教育界，谈及大学问题，不是哈佛如何如何，就是耶鲁怎样怎样。我对此深有感触，曾因此撰文称：“改革开放三十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16日）但谁也想象不到，有一天，我们在欧美名校之外，还要讨论香港的大学对于中国大学的启示。香港这座曾被讥为“文化沙漠”的现代都市，除了商业资本以及娱乐文化，居然还能对内地输出“教育经验”，这实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谈论香港教育及名校的魅力，不能单看报考人数或录取成绩；因为，学生的选择更多基于个人利益的计算，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盲目性。所谓“报考港校的十大理由”，如毕业后可留在香港工作，或方便赴美留学等，便不是评判大学的合理尺度。因此，“学生用脚投票”，这只是一个特殊视角，不足以涵盖大学问题的全部。不同于赴港求学的青年学生，也不同于政治立场迥异的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或新闻记者，我之“大学论述”，基本上取“以港为鉴”思路，且更多考虑可操作性。

　　毕竟是“一国两制”，两边的大学制度其实有很大差异。不要说拨款制度、校长遴选、课程开设、权力制衡等，单是一个“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四门“毋庸置疑”的政治课，就不是香港的大学教授所能理解的。可这样严肃的话题，局限在教育领域根本谈不清，也无法在现实层面获得突破；还不如暂时搁置，转而讨论若干眼下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填写出国申请表，对“雇主”一词很抵触。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长期受的教育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以至于不愿意承认大学及其法人代表校长是我的“雇主”。到香港任教后，方才适应了自己是大学的“雇员”，而不是大学的“主人”。有趣的是，我当“主人”时，不时感受到行政力量的强力支配；而当了“雇员”，反而在大学内部获得某种自由。一位也在北大教过书的教授告诉我，他到了中大，才真正体会到当教授的尊严。无论是学校人事处、财务处、后勤部门，还是院系里的各位文书，都以“服务教学与研究”为己任。只要规定可做的事，打个电话就解决了，不劳你费心费力。反过来，若是条例上没有，你再怎么说也没用。常有人抱怨中国大学里行政人员太多，其实不对，应该抱怨的是行政人员的权力太大且定位不准。若承认行政人员的职责是为教学与研究“服务”，而不是颐指气使地进行“管理”，岂不是多多益善？查《香港中文大学概览及统计资料2012》，中大全校教职员工（全职）共6888人，其中教授职级（助理教授以上）978人，副研究员以上的研究人员310人；如此人员结构，比北大的教学与行政对半分，更接近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状态。明明行政人员所占比例不大，为何国人喜欢批评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关键就在于人们对“行政”的理解不同。比起争论“教授治校”是否合理，此类不无深意的辨析，或许更有意义。

　　最近两年，北大募集到大笔资金，出台了特殊政策，高薪聘请欧美著名大学的教授来北大任教。我和一位从大陆出去而在北美教书的教授联系，一开始他很动心，以其专业修养和雄心壮志，在北大可大展宏图；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香港的位子。理由是：去国多年，习惯了国外大学那种直来直去，该做什么能做什么都很清楚的状态，怕回国后无法适应国内大学“复杂的人事关系”。相比之下，香港的大学制度与美国接近，只要认真教书，出好的成果，就一切OK。我想争辩，说欧美以及香港的大学也没那么纯洁，照样有很多不如人意处。可话到嘴边，还是收住了。因为我明白，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只会教书写论文而不会“来事的”，确实吃亏。如果大家都很穷，这问题不大；随着国家教育经费急剧增加，如何切分蛋糕，成了当今中国校园政治的一大亮点。在人事运作尚留有很大空间的局面下，若想博得更多好处，需要学问之外的能力。这个时候，善于揣摩形势及领导意图者，自然容易胜出。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大学教授的工作，确实比内地的大学教授要单纯很多。

　　在香港，你不能想象一个教授或讲座教授摇身一变成了人事处长或财务处长。当然，更不可能反过来。而在中国大学，这种现象很普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提出“又红又专”口号，希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双肩挑”。而眼下之所以这么做，则更多出于实际考虑：处长的权力远比教授大。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景观，中国学者稍为做出点成绩后，便希望得到“提拔”——虚的，当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民主党派副主委；实的，则是做上处长、部长或校长助理。完成此“华丽转身”，而后便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各种项目审查、著作评奖、时事报告、学术交流以及迎来送往的热闹场合，为自己以及自己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人情练达”固然也是“学问”，可有才华的读书人过早走出实验室与图书馆，坠入充满诱惑的万丈红尘，不是好事情。几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专任教授”的骄傲》，有人嘲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去年夏天，四年任期一到，我当即辞去北大中文系主任职务，又被人怀疑“另有所图”。如果是在香港学界，这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无论当教授还是做行政，都值得全力以赴。我曾认真地向有关部门提议：与其奖励优秀学者“职位”，不如奖励他们“时间”。结果呢，人家笑而不答。其实，此建议是具备“可操作性”的。看看香港的大学教授，最令人羡慕的是学术休假制度（带薪），以及申请的科研经费中可包含请人代课的钱。

　　对于香港的大学教授来说，系主任、院长、校长当然是你的上司，若真的“狠狠地得罪了”，还是有很大麻烦的。但相对于内地的大学，港校的人事关系还是比较简单。关键在于，决定你“生死存亡”的学术评鉴，是送到外地的学术机构及个人来完成的。因此，同事之间，没必要拉帮结派，也不一定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学校这么做，有三个前提：第一，确实希望提拔优秀人才，而不是走过场；第二，相信学界的公信力；第三，建立很好的保密制度。而目前内地大学之晋升职称，全都采用名额制——由学校人事部（处）下达指标，比如今年给你们院系一个或两个晋升教授的名额，你们自己“打”，“打”完后送上来。送上来的，偶尔也会被卡；但闯不过院系这一关的，绝对没有希望。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对于中国大学的教员来说，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格外重要。你不能保证院系学术委员全都秉持公心，也不好相信那些统计数字十分合理，这种状态下，本该意气风发的年轻教师，很难不顾及周围的目光而特立独行。我多次向北大校方建议，放弃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名额制，采用欧美以及港台大学的外部评审方式，以便真的“唯才是举”。得到的答复是：“意见很好，但目前实行，条件尚不成熟。”我明白此“小小改革”困难何在，坚信总有一天，北大等名校会迈出这一步。

　　无论欧美、日本、俄罗斯，还是两岸三地，对于所有大学教师来说，获取永久教职以及晋升职称，都是整个学术生涯中的“关键时刻”。过了这些激流险滩，一般来说，书斋生活是比较平静的，不太具有戏剧性。可中国大学有点特殊，进入新世纪，受“大国崛起”以及“文化软实力”的双重刺激，政府加大了教育投入，各种课题及奖励层出不穷，大学校园里欣欣向荣，“分田分地真忙”。好处是硬件设施迅速改善，很多大学的建筑、仪器及教学设施，比起欧美大学都不遑多让。记得1991年初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三个月，那时对此地的教学及科研设施印象极深；二十年后，单就校园建筑而言，能与中大媲美的大陆高校比比皆是。要说双方还存在什么差距，那主要不在硬件，而在软件。

　　所谓大学里的“软件”，是指制度设计、文化精神、教授水准以及校园氛围。香港的大学教授薪水高，在全世界都很有竞争力，故能延揽到不少杰出学者。毫无疑问，这是港大、中大、科技大等在国际大学排名时占优势的重要原因。可除此之外，还有些值得关注的特点。我最大的感觉是，香港各大学校园，比内地诸多著名大学显得安静，更适合于潜心做学问。没有那么多“壮怀激烈”，也就不必过于急功近利。我曾再三提及，眼下中国各大学之急起直追，心意可嘉，但“热火朝天”不是做学问的好状态。在香港教书，也要接受教学及科研评鉴，但只是合格不合格，提醒你该如何改善，不太会影响你的实际收入。内地大学不一样，为了鼓励多出成果，早出成果，出大成果，各校都大手笔地悬赏奖励，不仅名目繁多，而且真金白银。中国的大学教授，薪水太低，奖励太多，如此设计，固然有利于政府的管控，却不利于学术的长期发展。比如，规定发一篇论文奖励多少钱（按刊物级别定价），如此锱铢必较地“提奖学术”，会使得整个学界倾向于数量而不是质量，不仅学术上难有实质性推进，还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从教授的立场谈香港的大学究竟有何魅力，就好像中学生谈为何选择赴港读书一样，都只是一得之见。更何况，为了顾及整体风格，我舍弃了某些特殊性，如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等。其实，不满足于蜻蜓点水，深入剖析某特定大学，兼及其历史与现状、制度与精神、课程与人物，当更有意义。我之所以在《新京报》上开设“大学小言”专栏，“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经历为观察点，左盘右带，上求下索，思考中国的‘大学问题’”，便是基于此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