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香港文汇报 2013年7月4日

■香港文汇报‧人民政协专刊记者 王晓雪、何凡、凯雷

　　“窑洞对”原始版

　　1945年，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王若飞登门拜访黄炎培，并送来刚结束的中共七大的有关文件，尤其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黄方毅说：“当时国共关系处于僵局，父亲拜读后很想再次推动国共和谈，便与几位社会贤达一起拜访蒋介石，请求恢复和谈；另一方面，通过王若飞向中共转达此意，于是促成了延安之行。” 　

　　也就是在这次延安之行中，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黄氏周期率”。黄方毅说，“父亲在延安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然而他担心，将来如何？于是，当毛泽东问父亲感想怎样时，父亲就讲了‘黄氏周期率’”。　

　　1945年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如此记述“窑洞对”：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艰难坎坷痴心不改　

　　土改之中，黄炎培也为一些过火行为上书毛泽东。毛泽东寄给黄炎培土改材料，意在批驳黄炎培意见，并介绍陈丕显与他交谈。反右前，毛泽东要求黄炎培回民盟，接替当时沈钧儒所担任的民盟中央主席职，但黄炎培婉拒了。　

　　黄方毅透露，“反右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利瓦伊汉在‘文革’后回忆，父亲当时对反右运动提出了不同意见，利瓦伊汉得知后十分紧张，顾虑会波及父亲，让孙起孟劝他赶快‘闭嘴’。” 　

　　然而黄家依然受到波及，黄方毅说：“反右期间，我三兄黄万里被打成清华大学大右派，之后四兄黄大能、五兄黄必信、长姐黄路、四姐黄素回及其曾是地下党员的丈夫、二姐黄小同之长子，都陆续戴上‘右’冠，全家七个右派，黄小同则因笃信基督而被内定为反革命。”当年还在读小学的黄方毅因年幼未被波及，但上中学后，有关方面即下令不准他入团入党。

　　用心良苦点到为止　

　　1958年10月，已逐渐淡出现实政治的黄炎培迈进80岁门坎，他决定动笔撰写回忆录，计划写80万字。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该书反反复覆历经周折，最后由黄炎培口述大意，时任民建秘书长的孙晓村等协助，民建李文杰执笔，到1964年完成，成文仅8万字，不公开出版，取名《八十年来》。　

　　黄方毅特别指出，在《八十年来》初版的最后一节中，其父专门提起当年赴延安时毛泽东对他所说的“我们很愿意向老百姓学习”、 “愿意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 “我们自称知识阶级，实则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我们多一点”等三句话，偏偏不提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周期率对话。　

　　黄方毅说：“父亲他确实想到当年的周期率话题，且很想要在即将告别人世之前最后一次提及，但当时整个社会已陷在浓重的阶级斗争潮流与氛围之中，于是来了个只提延安其它对话，不提周期率的委婉曲折办法，以点到为止代替全盘端出，提示毛泽东。” 　

　　提及此，黄方毅感慨万千：“父亲用心良苦，待花甲之年我才渐有所悟。” 　

黄方毅说，父亲给毛泽东寄上《八十年来》，之后由于未收到毛泽东的答复，认真的父亲又寄出一信，即他有生之年给毛泽东的最后一信。连接两封信的毛泽东亲笔写了他十几年来给父亲的60封信中的最后一封：“前后两信，并附着作、报告数种，均已收到，至为感谢。《八十年来》一书尚未卒读，其余均已看过了。高年盛暑，尚望注意保重。” 　

　　然而寄出此信后，毛泽东阅读了该书。黄方毅透露说，据毛泽东晚年身边的图书管理员讲，毛泽东不仅用心读过，而且在《八十年来》上用黑铅笔画了道道。　

　　“1964年，毛泽东当面告诉父亲，已阅读过他的《八十年来》，但未置任何评论。此时的毛泽东以不言对答父亲之不言，以‘已读过’对答父亲之‘盼赐教’，以不置评对答父亲提及当年延安对话却不提周期率内容本身的提示。”

　　历史警钟悠远深沉　

　　然而，在黄炎培去世仅半年后爆发的“文革”中，黄炎培的妻子姚维钧于1968年1月被迫害至死。“母亲以生命的代价，‘验证’了其执笔的周期率！更再次以生命的代价，证实了破解这一周期率之艰！”黄方毅沉痛地说，“‘文革’中我家除母亲被整至死外，我五兄一家三口也死于非命。这都是我家对历史的付出。” 　

　　68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警响愈发悠远而深沉。黄方毅认为，周期率是一面历史大鉴，人民监督是镜照之后的自警自励措施。周期率总是作用于发展大势的顺境之中，这正是难以跳出的原因所在。“周期率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导致人亡政息，亦可以催人自奋。”黄方毅感慨地说，”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人民监督，贯穿其中的就是一种历史忧患意识——只有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才能跳出周期率。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