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全   文章转载自香港文汇报2012，10,15C1版

　　晚清中国，并非没有改革的希望。其实，面对海内外一阵阵要求变革的浪潮，清廷也作出了相应的响应——例如，实行新政，废除科举，预备立宪等等。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挽救清朝的命运，尤其是预备立宪之举，弄巧成拙，直接造成了清廷的垮台。可谓「假改革引来真革命」。 　

　　在风起云涌的局势中，知识分子也开始面临着自身的抉择。这是清廷政策的使然，也是时代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作出一个交代与说明。「国破山河在」的岁月中，文人心中固然充满悲苦，然而，若朝廷能够对文人的感悟有所反应——哪怕这种反应是表面的，也不至于将后来的事态扩展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中。

　　经历了「庚子国变」，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维影响的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一种共鸣——无论是以科举功名出身的旧式文人，还是以西学留洋背景为利器的新派学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国家必须改变。这种「改变」，要建立在「近追日本远欧美」的现实国族生存中，也必须是一种新型国家体系构建的想象与努力。因此，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共识。另一个较为紧迫的原因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已然一次又一次发动武装起义，誓将清朝皇帝拉下马。与主张渐进改革的保皇文人相比，革命党则全无「忠君、报国」的包袱，他们毫不讳言——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君主帝王的共和国。既然清廷的主体是满洲亲贵，那么，排满——这一在后世看来颇有些实用色彩的政治主张，也就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登堂入室、大行其道。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甚至曾写下《客帝》一文，以汉族本位的立场，对力主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光绪皇帝大加抨击。这一切，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改革派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理喻。 　

　　照理说，有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清廷应当锐意改革，不断进取。但是，现实的发展却令这些对清廷仍旧寄予一丝希望的书生们大为失望。究其根本，便是清廷在改革过程中，将成果尽数予满洲亲贵所享有，引起知识分子、尤其是地方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在预备立宪与铁路国有两件事中，更是凸显了这样的矛盾。其实，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尤其是在辜鸿铭、张之洞这样的大人物眼中，清廷的满洲亲贵，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当时的中国，满洲人与汉人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分别。伴随着新式陆军的建立，更是不存在象征满族军事实力的八旗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向来看重道统的中原文人而言，只要奉行儒家礼教，便可据天下之位。正是此种思想，才使得康熙年间，吴三桂那种以汉族民族主义动员方式进行的叛乱，未能得到汉人儒生的支持。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清廷却不识时务，依旧以保持满洲亲贵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为首要目标。亲贵集团，已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因此，在预备立宪之后，清廷虽然表面上实行了责任内阁制，但内阁成员多为皇亲贵胄——被坊间戏称为「皇族内阁」，地方文人尤其是立宪派大失所望。与秋瑾齐名的徐锡麟，就是从立宪派转化为革命党的。紧接着，「铁路国有」政策，剥夺了各省地方商人的利益。因为铁路系地方商人高额入股投资建造，可清廷收购价偏低，导致群起而反对。古语云：「国不与民争利」，但当局以改革为名，行掠夺之实。批判、指责之声四起，从地方的各省咨议局蔓延到北京的中央资政院。最终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下，造成湖北兵力空虚，酿成了武昌起义。 　

　　现今来看，选择失望、愤恨与离去的，又岂止是伍廷芳一人呢？清廷为保有既得私利，置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心于不顾，将他们推向了自己的反面。在史学界，有学者倡言「告别革命」之说，认为若无辛亥之举事，国家可渐进转型。然而，这一构想的前提是：清廷愿意改革，而且是真改革。那么，历史的脉络，已经对这一假设，给出了无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