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明报2012.1.15  作者：安徒　　

　　近日中国知名作家韩寒，在网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既谈革命，又说民主，再论自由。文章洋洋洒洒，引起争论甚大，韩粉留言讨论数以万计，也触发国内外左派右派大辩论。
自由派和同情维权人士，认为在〈谈革命〉一文中的韩寒拒绝革命，只谈改革，观点保守，结论是韩寒已经变质、投诚，被建制收编，对此他们大表失望。不过，认为韩寒依然是往往那个韩寒的，多半更喜欢韩寒在〈要自由〉一文中，要求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的立场表白，并谓如果情况一直没有改善，自己会每年去文联、作协的大会抗议。
平情而论，如果以思想水平来评价，韩寒这种反对激进革命，只求从个人切身的问题出发，争取一点一滴改革空间的改良主义，并无任何惊天动地的创见。再以内地严苛的审查制度来说，韩寒的言论更好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擦边球」写作，以反对危害政权的激烈革命那种（若真似假）的姿态，换取可以畅论争取自由价值的安全空间，甚至轻轻发出鼓励行动的呼召。
能够引起这番激烈争论的，端在于韩寒独有的青年领袖、文化明星的地位。
过去韩寒的杂文针砭时弊，呼应青年反叛情绪，以调皮、机智而又不失言之有物的姿态，广受欢迎。不单声誉日隆，更具高度市场价值。及至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风云人物，人们不但寄望于他领导青年思想，更有不少对中国国情隔膜者，想透过韩寒来了解中国青年的思想感情动态。于是，韩寒的一举一动都受注目。
中国特有文化名星
显然，韩寒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超级明星」现象，并非个人的事情，而是在中国当代特有国情下方可出现。这些条件一方面包括言论审查制度，另一方面是综合的「新文化工业」。
所以，今日与其探究韩寒本人的信念价值转变，不若以一个「文化明星」需要周期形象刷新，来考察他新的姿态，再而探讨这些转变的意义。
在韩寒冒起的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尤为受惠，普及文化随之快速发展。虽然在传统印刷和影视媒体，政治言论审查仍然严格，但互联网的普及，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言论空间。韩寒作为一个冒起迅速的文坛新秀及赛车手，既象征时尚生活方式、成功人士，又象征着青年反叛，以及披带了某种异见思想家的形象。这是一个同时结合了消费文化、青少年次文化和网络空间文化的中国特有现象。直至后来内地及国际媒体进一步提升、「炒作」，韩寒遂变成一种既能赚钱，又能帮助国人抒发政治郁闷的「文化明星」。
可是，「文化明星」归根究柢都是「明星」，这和知识分子有根本的差异，也和异见分子并非同一类人。虽然过去十年间，过去曾占思想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衰落，内地却将「知识地位」附带的「文化资本」纳入一套消费体系当中，以「文化明星」取代「知识分子」，也让这些「文化明星」承载「知识分子」过去负担的批判功能。
过去，知识分子负起批判责任，除了自家著书立说，也会开立门派，延衍学术。可是，文化明星最关心的，却非开拓学术研究，而是打造品牌，找寻自身的市场定位。学术竞争在乎思想创新，但文化明星却不嫌大量借取、复制、循环再造学术资源，关键在于营销及包装，宣传与形象。
西方消费社会兴起的历史表明，文化消费市场既有滥造「大众文化」平庸浅薄，窒碍批判思考的一面，也有推广文化，让批判文化乘商品自由流通，打破专权的文化建制垄断的一面。60 年代西方青年运动滋生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在运动高潮期间借力于文化商品化。运动趋向低潮后，文化工业亦大量吸纳「反文化」的余絮。摇滚乐、牛仔裤等带反叛意味的商品例子多不胜数。中国韩寒现象的「进步」，亦正在于文化工业捕捉了某种「青年反叛」的需求，韩寒则充当一种保证销售额的消费品牌：偏锋、捣蛋而又确保安全。韩寒品牌提供的满足，既属于入世未深的年轻人，也符合一大批在理想年代苦过、活过，今天却又与体制无奈合谋，位居中产的中年受众。
迎合自由也是表演
在一个除了消费之外，一切都无从发展真正思想自由的国度，明星制度产制下的受控反叛，被误认为一种替代的「异见」。可是，真正未经改装整理的「异见」，从来都不是文化工业的那杯茶。所谓「擦边球」的写作，本来是指新闻工作者突破审查禁忌的方法，但后来也慢慢变成一种偏锋型文化商品的包装方法。
韩寒在3 篇文章引起争议之后，在另一篇〈我的2011〉的文章中，交代他这几年写一些批判政府的文章的心路历程。起初他批评政府，归咎制度，都是发自内心。后来这些文章获得赞誉，于是他主动迎合，慢慢使自己纳入一种「有罪推定」和「变种八股」的公式： 「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他今天说，这些批评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民众欢迎，但后果是支持者两极化，没有协商和妥协的余地。于是，他开始觉得需要改变。
这段属于自白类型的文字，当然可以阅作一种「作者」的深度反思。但了解影视明星制度的人，很容易又会看出，这种带有「深度」的文字，其实也是构作「明星」之为「明星」的表演的一个部分。韩寒满有距离回顾他过去的写作，既指出一种文化工业下「八股式」写作的异化性质，也批评了读者那种「民粹式」阅读。过去曾经热捧韩寒的部分非常认真的读者，也许觉得不快，原来韩寒过去只是应酬他们。但在明星制下的「追星族」其实不是「读者」而是「粉丝」。那一篇深情独白虽然好像否定过去，但那并不会证明韩寒的虚伪，或「文化明星」写作的做作与不可信，反而是韩寒更「型」更「酷」的表现，那就好像影视明星不时都会说要改变形象，作更新尝试。粉丝不会因此介意他否定过去，因为他们早而接受了，一切都是表演而已。追星族的读者，更会对穿上新装的韩寒充满好奇与期待。
韩寒接着又在上文说： 「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杀戮群众。」再而，韩寒又解说他从原来的一个「坚决革命者」，到醒觉今是而昨非：原来革命是有代价的。「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原来在质量上未必相反，他们只是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
如果我是韩寒过分认真的读者，会为这两段说话而气死，更可能会起而提笔批判。然而，正因为这些非韩粉的批判，韩粉会更喜欢韩寒。不但因为他用辞「酷毙」（什么时候韩寒主张过「坚决革命」？）更因为他「诚意地」分享了一份「认真你就输」的犬儒主义。过去（所谓激进期）的韩寒，事实上也潜存着这种犬儒主义。（没有这种隐而不露的犬儒主义，反讽式的激进，又岂能令读韩寒既安全又过瘾？）今日坦白承认这种犬儒主义，只是在普及文化所组织的犬儒主义国度上更上一层楼而已。
韩寒从鲁迅学世故
韩寒，的确比从前世故多了。但在一个既只能「擦边球」才能说真话的国度， 「世故」是体制训练出来的。可是，韩寒（及他的文化工业）却有这个条件，将「世故」变成他的「不世故」，甚至成为突出、激进、以及「酷」形象的本钱。这点，他是从鲁迅学来的。
早几年，原属港产的中国「文化明星」梁文道就曾大力推荐韩寒，说过韩寒这样写下去，就会变成当代的鲁迅。这句话，文道可能说早了，也说漏了，因为那将会是一个被人骂为「世故老人」的鲁迅。可是，鲁迅在他〈世故三昧〉的文章中却展露他反戈一击的能耐。鲁迅写道：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韩寒在他的〈韩三篇〉中，也发挥了「革命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这深含反讽的「反」革命论，他也蒙受一种「深于世故」的恶谥（韩寒妥协了、韩寒是泛维稳联盟了、党媒《环球时报》更赞韩寒「化蛹为蝶」，超越左右），可是，韩寒却谓他之反对革命是因为不想讨好向他投射激进想象的读者，不投其所好，不因「通世故」而迎合之，还要对之反戈， 「杀戮群众」。
　　重申拒讨好左中右
一方面既向庸众投枪，打破他们的「革命」雅兴，另一方面也向党报《环球时报》掴一巴掌： 「你们没有资格赞我！」然后重申，我会左、中、右都不讨好。所有批评、赞誉，立时成为他的脚注。如此超逸，如此玄酷。作为粉丝，又怎会不爱这「世故的韩寒」？ 鲁迅的「世故三昧」，是深沉苦涩的；唯有韩寒寄存的文化明星制，却可以通过精心计算，把恶谥变成话题，把失望变成收视，把「世故」化为「玄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