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 2024年1月5日
假期陪女儿在家看了部谍战剧，叫《伪装者》。看到一半，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弟弟明台和大哥明楼朝夕相处，怎么可能那么久都不知道大哥是自己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艺术源于生活！对于孩子的提问，我给她讲了一件真实的往事。这件事，或许能让很多谍战迷明白：真正的“王牌特工”，到底都是怎样一群牛人？
一：广东小伙加入地下党，小心翼翼生怕家人知道
1911年4月，在广东海丰县，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这家人姓柯，全家以开染铺为生，日子过得不错。这是柯家第4个儿子，老来得子的柯老爷对他格外疼爱，给他取名：柯正平。
因为大哥、二哥早逝，少年时期的柯正平，跟三哥柯麟感情极好。三哥是1900年出生的，比他大了11岁，因此性子上显然比柯正平稳重得多。
三哥不但成绩极好，而且待人接物永远是彬彬有礼的。因此，父母一直把他当成未来接管家业的人。
然而，1920年，一向稳重的三哥却“忤逆”了父母一回。当时，父母给三哥包办了一桩婚事，他怎么都不肯同意，便准备偷偷离家，去广州一家医科大学求学。
柯正平从小就佩服三哥，于是当天夜里，他竟偷偷从父亲的床底下摸来200元大洋，对三哥说：“哥，盘缠给你！”
自此，兄弟二人暂时分别，只能以书信的方式联系着。
三哥走后，柯正平继续在老家海丰县上学。初中毕业后，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背着家人加入了当地工农革命军。虽然年纪还小，但他干得很出色，很快受到了组织的重用。
18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柯正平前往香港，开了一家名叫“柯记”的烟丝店。之所以要开这样一家店铺，是因为组织上需要他以生意人的身份作掩护，在香港从事爱国进步活动。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柯正平已经成了一名真正意义的红色特工了。
柯正平从小外向，但他很清楚：自己这个特工的身份，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的，这是纪律问题。
因此，每次从香港写信，不管是写给三哥，还是写给在老家的父母，柯正平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被家里人发现。三哥因为关心他，总是说他：“你不在老家好好待着，跑到那么远的香港，完全是胡闹嘛！”对此，柯正平只能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谁知过了没多久，三哥柯麟居然也来到了香港，说是要在香港开个药房。对于三哥这个决定，柯正平显然是不太能理解的。毕竟，早前他听说三哥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开诊所，还成了当地的名医。这会儿，为何又要跑到香港来重新开始呢？
关于这件事，柯正平也是问过三哥的，只是对方始终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当时，柯麟根本拿不出开药房的钱来。在海丰老家的老父亲听说后，做了一件让兄弟俩都没有想到的事：
他变卖了祖传的染铺，换了几千块银元，全部寄给了在香港的兄弟二人！
拿着父亲寄来的钱，柯正平第一次看见三哥眼里含泪。此次在香港见面后，他始终觉得三哥心事重重，兄弟俩之间似乎隔着一层，也就只有到此时，柯正平才感觉到：他们，终究是一家人。
既然三哥也来香港做生意了，那柯正平自然就得更加小心，以免自己的特工身份被三哥知道。这一瞒，就是整整20年。
期间，他也发现三哥的很多行为都有些“古怪”，却始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但他不知道的是，三哥和他一样，也有另一个身份：代号为“10”的王牌特工。这一点，直到建国后柯正平才搞清楚。
二：周恩来手下的“10号”
说起来，三哥柯麟比柯正文“入行”要早得多。而且，他隶属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
1920年，柯麟拿着弟弟给的200块大洋，由海丰到广州上医科大学时，遇到了学长彭湃。
彭湃是我党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是被毛主席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人物。他也是广东海丰人，曾是柯麟在海丰县读中学时的学长。
虽然两人不是同一个年级，但柯麟听过他的演讲，对这名如“明星”般有魅力的学长钦佩不已。而彭湃，也记住了这个成绩不错的小学弟。
1921年，彭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广东。一见面，彭湃便对20岁的柯麟说：“中国内忧外患，像一条失舵的大船，在狂风巨浪里颠簸！”
此后，彭湃又给柯麟讲述了自己在日本认识的那些友人。也就是这时候，柯麟第一次听到了“周恩来”的名字，知道这个人是彭湃最欣赏的人。从那时起，柯麟便打算找机会见一见周恩来。
就这样，受到彭湃的影响，柯麟于1924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毕业后，他留在了医科大学任教，一边行医，一边秘密参加革命活动。
此时的柯麟，还只是一名普通地下工作者，直到1927年，一个“伟大而神秘”的组织在上海诞生：这就是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诞生于1927年11月，此时距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过去了数月。当时，周恩来意识到只有了解敌人的军事、政治动向，才有可能准确地打击他们。于是，他带着陈赓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秘密成立了特科。
特科成立后，急需要秘密联络点，这时候周恩来想到了彭湃推荐多次的柯麟。于是不久后，一个名叫“达生医院”的诊所，在上海四川路，低调地开张了。这间诊所有两位主治医生，一位名叫贺诚，另一位就是柯麟。
说起来，为了办这间诊所，组织上确实是没少花钱！整个诊所是一个3层小楼房，每个房间都互相连通着，后门能通向另一个街区。
在当时地下组织那么穷的情况下，做这样一个大手笔，无疑证明经常出现在诊所里的都是我党重要人物。平时没有任务时，柯麟和贺诚只是两个开门做生意的医生而已。有任务时，他们就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挂上一个牌子，上写：传染病房。这样一来，旁人就都不敢进去了。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等人，都时不时聚在这里开会。一有风吹草动，在楼下坐诊的柯麟便会传出信号，让他们从后门走。渐渐地，这间诊所的保密级别也就越来越高，而柯麟也有了一个只有周恩来等少数领导才知道的代号：10号。
如果事情再继续这样发展，那柯麟显然会在上海长期潜伏下去，但1929年8月份，一个噩耗传来：学长彭湃和另3名同志，在上海开会时，被当场逮捕！
消息一出，惊动了周恩来，他马上派出陈赓等人营救。然而，最终他们还是晚了一步，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彭湃等人的牺牲，让周恩来和陈赓伤心不已。很快，他们就查明了出卖彭湃的叛徒，此人名叫：白鑫。他早年加入我党，后因受不了白色恐怖下的压力，竟叛变投敌。他身上掌握的，不止是彭湃这一条线的情况。
周恩来一气之下，亲自下达了“锄奸令”，他要求：中央特科会打枪的，都要参加这次行动。陈赓听完，则敏锐地问了一句：10号，是否也参加？
10号，指的就是柯麟。一直以来，为了保护诊所这个重要联络点，中央特科的具体行动柯麟一般是不参加的，这是周恩来的安排。但这一次，周恩来同意让10号参与。
当然，从后面的结果来看，也幸亏是有了柯麟的加入，锄奸计划才能完成得那么快。因为，叛徒白鑫和柯麟是老相识。白鑫身体一向不好，经常来柯麟的诊所看病，一来二去便相熟了，但他并不知道柯麟的真实身份。
根据这个情况，陈赓判断：只要白鑫人还在上海，他一有个头疼脑热，就还会来找柯麟。于是，陈赓一面安排柯麟在诊所“守株待兔”，一面秘密通过别的渠道打听白鑫的下落。
不久，白鑫果然来到了柯麟的诊所。当时，白鑫得了疟疾，病得不轻，柯麟见对方带了好几个特务一起来，便打算先稳住他们。柯麟对白鑫说：“你现在需要一种叫奎宁的药，我这儿没有，我去旁边的一家大药房给你去买一点来，你先等一会儿……”
说完，柯麟便匆匆出门，准备通知陈赓等人来抓人。遗憾的是，当柯麟赶回诊所时，狡猾的白鑫已经走了。白鑫其实并没有发现柯麟的身份，只是当时他躲在一个国民党大员的家里，生怕出来太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便匆匆离去了。
陈赓等人扑空后，非常沮丧，但柯麟很了解白鑫的病情：疟疾这种病，虽然常见，但要治好在当时是不容易的。除非他另请名医，不然过几天他还得乖乖再来看病。
果然不出柯麟所料，几天后，诊所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白鑫虚弱而又焦急的声音，他说：“我的疟疾发作了，柯医生你快来给我瞧瞧吧！”
狡猾的白鑫此时已经不敢出门了，他特意派了车来，接柯麟到自己住处看病。到达目的地，柯麟才明白为何陈赓一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在了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里。
见到白鑫，柯麟并未亲自动手，毕竟特务太多，组织上也不允许他暴露。于是，他便在开完药后，默默地记下了门牌号，匆匆离去。
而后，柯麟把地址告诉了陈赓等人。陈赓上报周恩来后，马上在范争波家对面租下了一间房子，对白鑫进行日夜监视。
11月11日，陈赓等人终于盼到了白鑫走出范公馆的日子。这天，白鑫之所以会冒险露面，是因为蒋介石下令让他去南京，到那里他将“交代”更多我党的绝密信息，以此邀功求赏。
当晚，范争波等一众特务簇拥着白鑫，走出了住处，正准备上一辆黑色的轿车。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车子要启动时，公馆的拐角处飞驰过来另一辆黑色的轿车。一阵枪响后，白鑫倒在了血泊里。可叹白鑫这个大叛徒，至死都不知道陈赓等人是怎么知道自己的住处的。
白鑫之死，很快在上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南京方面也颇为震惊，下令要一查到底。因此，参与事件的同志们都收到上级通知：尽快转移。
一开始柯麟并不舍得离开自己的诊所，毕竟这是组织上花了不少心血，才建起来的联络点。邓小平同志则风趣地劝他：“庙小龙王在，换个地方，照样呼风唤雨！”
就这样，在组织的安排下，此后的柯麟先后去过东北和福建等地，每到一处都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不久后，他又被派往香港。
也就是到这时，他在香港见到了弟弟柯正平。可能有朋友读到这里时要问：在香港的日子里，柯正平不知道三哥的身份，那柯麟是否知道弟弟的身份呢？
答案是否定的。
柯正平，是受广东地方抗日武装组织指派潜伏的特工；而柯麟，则是中央特科派出的，他是由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直接领导的。我党的特工多以单向联系为主，特工的保密级别也相差较大，绝不允许向上级打听其他同行的身份。
三：互相现真身
就在兄弟俩你瞒着我、我瞒着你，在香港边做生意，边“斗智斗勇”了数年之后，1935年年中，柯麟突然把柯正平叫来，说：“我打算去澳门发展了！”
这可就让柯正平更加费解了，要知道他们兄弟俩在香港商界好不容易，能勉强生活下来。现在大哥为何又要一家老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呢？
柯正平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柯麟又收到了中央的指令，让他：迅速赶往澳门，以医生的名义，在当地潜伏下来。一面联系滞留在澳门的叶挺将军，一面发展澳门当地的组织，以待将来派上大用场。
特工生活就是这样，不管你当时自己的生活情况如何，组织命令下了，你就得马上走。柯麟也没法跟弟弟解释什么，收拾行李就出发了！
到达澳门后，柯麟以开诊所行医为名，四处结识澳门当地的各界爱国商人及名流政要。并很快，进入了有名的镜湖医院。
没过几年，弟弟柯正平也来到了澳门，他称自己是来投奔哥哥来了。但柯麟想不到的是，弟弟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他的任务是在澳门商界活动，想办法从澳门及海外为解放军筹集药品等重要物资。
就这样，兄弟俩又在“互相隐瞒”的情况下，生活了数年。当然，期间也曾有人怀疑过他们。1946年，在镜湖医院工作的柯麟要竞选院长。
但是，有几个竞争对手通过对他细细调查，总觉得他身份不简单。于是，他们跑到澳葡都督面前，说：“听说柯麟有可能是共产党！”
澳葡都督一听，半信半疑。这时候，镜湖医院的董事，以及柯麟结交的那些爱国人士都出来作保，都督才放心让他当了院长。
这件事，柯正平也是知道的。此后，他也曾在家里有意无意地试探过三哥。无奈三哥口风太紧了，他硬是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那么，柯麟最终又是如何“暴露”的呢？严格来说，柯麟还真不是被人发现暴露的，他是自己亮明身份的。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不止是北京，全国各地的很多普通百姓家门口，都插上了一面国旗。
澳葡当局的官员们生怕这一情况，也会发生在澳门，便派人四处盯着。结果，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间房子前，升起了一面红旗。他们一打听才知道：这家房子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镜湖医院院长柯麟。
自上世纪20年代潜伏，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大概是柯麟潜伏20多年来最“高调”的一次了。这面红旗挂了出来，无疑就证明了他的身份。
那么此时，弟弟柯正平又在干什么呢？他的选择也是一样的，他在组织澳门的商界社团，在澳门升起五星红旗。一时间，在他们兄弟俩的号召下，一面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澳门上空。
到此时，兄弟俩也就都不用藏着掖着了。他们一下子都想清楚了很多事，对方的种种看似“古怪”的行为，原因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地下党。
此后，他们之间的称谓，一度由兄弟变成了“同志”。这件兄弟共同潜伏却不相知的事，自此也成为了我党特工史中的一段佳话。
晚年的兄弟二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着。柯麟医术好，1951年回了大陆，此后一直担任着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1991年病逝，享年91岁。因为对中国医学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同行们都称他为：一代医界巨擘。
而弟弟柯正平则继续留在澳门，推动大陆与澳门的交流往来。期间，他为澳门回归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2005年，柯正平在澳门逝世，享年94岁。
在两位老人都走后，柯正平的女儿柯琼，回忆起父亲和大伯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性格热情外向，伯父柯麟则内敛稳重！”两家后人有时候都想象不出，当年他们兄弟俩是如何朝夕相处，又是互相隐藏身份的。在这看似“不可能的隐瞒”之后，有浓浓的亲情，更有一个了不起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谱写了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