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4年4月28日
1970年的春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以“不忠于毛主席”的罪名被押往刑场，施以极刑。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非议，原因在于检举和揭发这名医生“罪行”的，并不是当地的公安机关，而是这名医生的亲生孩子。
这位在当时被判处极刑的医生，名叫方忠谋，是当地著名的一名医师。而检举和揭发她的亲生儿子，则是当时著名的红卫兵——张红兵。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时隔70多年之后，“大义灭亲”的张红兵竟然向当地法院申诉，要求给自己的母亲“平反”，并且呼吁将自己的母亲方忠谋的墓地设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晚年的张红兵在回忆起那段检举和揭发自己母亲的经历时，总不禁红着眼眶，说道：“我在梦里经常梦见母亲，可她始终不和我说一句话。我想我母亲和我自己都不会原谅我之前的行为。”
那么，当年的张红兵为何会不惜代价，举报自己的母亲方忠谋？这其中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
晚年的张红兵，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总会说自己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孩子。然而，实际上张红兵在一个条件非常优渥的家庭中长大。张红兵的父亲，名叫张月升，是安徽省固镇县卫生科的科长，兼任党支部总书记。而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出生于1926年，同样是一名医生。在安徽工作期间，方忠谋遇上了同样有志于悬壶济世的张月升，两人就此结合，生下了张红兵。
但“张红兵”三个字，并非是今天这位后悔当年“大义灭亲”老人的原名。“张红兵”原名张铁夫，这个名字寄托了父母愿他日后能够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男人的期望。在小学、初中就读期间，还叫“张铁夫”的张红兵，并没有给自己的父母丢脸，他刻苦学习，勤劳上进，很快便成为了校内师生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铁夫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来临之后，平日里表现优异，勇于争先的张铁夫，在参加运动方面也不甘人后，积极投入到了这场浪潮之中。为了表达自己参加这场活动的决心，在1966年，张铁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从此以后，“张红兵”这个名字就伴随了他一生，而这也是张红兵一家噩梦的开始。
在张红兵改名没多久，张红兵的父亲，身为安徽固镇县卫生科科长兼党委书记的张月升就被“打倒”，沦为了固镇县卫生系统里的头号“走资派”。据张红兵回忆称，那时自己的父亲受到不小的批判，整日要么就是被拉上“游街”，要么就是被塞进臭不可闻的牛棚进行“反省”。除此之外，张月升还要整日面对乡里的检举揭发，口诛笔伐，而身为张月升儿子的张红兵，和身为张月升妻子的方忠谋，也参加到了对张月升的批判行列，这是张红兵一生以来的第一次“大义灭亲”。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让身为张月升儿子的张红兵和身为张月升妻子的方忠谋，在当时纷纷都加入了批判张月升的行列呢？据张红兵回忆称，那是他和母亲在当时颇为无奈的选择——因为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身为具有“历史问题”人的亲属，只要参与批判不积极，那么就会同样被视作具有“历史问题”，进而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或许是出自对于母子二人的理解，遭到张红兵、方忠谋二人指责的张月升，从始至终对自己的境遇没有丝毫怨言。而在面对乡里的指责时，他也一直处于逆来顺受的态度。如此一来，到1970年前后，对张月升的批判声基本上已经寥寥无几，历经风雨过后，张月升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然而，令张家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对张月升的批判逐渐平息，当地人的怒火逐渐转移到了张月升的妻子——方忠谋的身上，原因是人们认为方忠谋出生在地主家庭，有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但实际上，方忠谋虽然家庭出身优渥，但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便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了表达自己对党坚定的信仰，方忠谋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方忠模”，意思是忠于党的劳动模范。
如果说方忠谋仅仅是因为地主的家庭出身，而在当时遭到批判，或许那也只是张家一时间经历的风雨。然而，方忠谋的一席话，让她所牵涉到的案件，变得复杂化了。在一次对方忠谋的批判大会上，方忠谋说了一些措辞激烈的言论，在当地引发了一些不小的非议。
据张红兵的回忆称，自己的母亲方忠谋是一个性格非常刚烈、倔强的人，譬如自己的父亲张月升在经历种种不公正待遇期间，母亲方忠谋虽然参加了对张月升的批判，但坚决反对旁人对张月升拳脚相向。当有人对牛棚里的张月升动粗时，方忠谋都会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丈夫，并且对旁人大声疾呼道：“要文斗不要武斗！”
然而，也正是因为方忠谋刚烈、倔强的性格，造成了她后半生的悲剧——由于方忠谋发表的一些激烈措辞，她的案件迅速复杂化。在舆论的压力下，与方忠谋相爱数十载的张月升，不得不忍痛割爱，含泪签署了与方忠谋之间的离婚协议书。
母亲方忠谋的一系列经历，在让丈夫张月升感到痛心的同时，也让儿子张红兵感到十分害怕——他为此十分焦虑，如果母亲的案件，会牵涉到自己的未来前途，自己该怎么办？那年的张红兵刚刚16岁，正值要考大学的关键时期。张红兵不想因为自己的母亲，错失了未来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另一方面，这毕竟是自己的母亲，自己又怎么能忍心检举、揭发呢？
最终，张红兵心中对人生未来的渴望，压倒了内心亲情的温存，他鬼使神差地写了一份对母亲方忠谋的举报信，并且将自己的母亲定义为“反革命的罪犯”。在写好这封信件之后，张红兵把信件放在了自己的红卫兵的胸章里，随后塞到了“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门缝内。
在这封信件邮寄出后，本身被定为“出身存在问题”的方忠谋在那时彻底失去了峰回路转的机会。张红兵自己也知道，自己这封信件对于母亲这起案件而言的严重性。对此，晚年的张红兵回忆道：“我知道当时这么做的后果，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规定，等待母亲的最终只有一个结局。”
张红兵的这封举报信，在当时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没过多久，红卫兵们便来到了方忠谋所在的住所，揪着她的头发将方忠谋押走。在方忠谋被带离住所之后，身为方忠谋亲属的张红兵、张月升二人，也要签署审判方忠谋相应的证据。当张红兵看到了证据书上 “判处方忠谋死刑，立即执行”的一行字后，一股五味杂陈的感觉忽然涌上了他的心头。
三天过后，方忠谋便被批准押往安徽省固镇县的郊外执行死刑，当时固镇县的许多民众都来到了行刑的现场，其中也包括方忠谋的儿子：张红兵。据晚年的张红兵回忆称，当时的行刑人按住母亲方忠谋的头，让她把头低下面朝大地，但倔强的母亲绝不屈服，而是把头朝左偏了一个位置，等待行刑。
当母亲被执行极刑的那一刻，张红兵的眼角有些湿润——据张红兵回忆称：“那时，我感受到了跪在那里的并不是一个青面獠牙，罪不可赦的敌人，而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在方忠谋被处以极刑之后，张红兵因为“大义灭亲”的“英雄事迹”，被当地宣传成“榜样”和“楷模”，其照片和故事也被陈列在博物馆内进行展览，这让张红兵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最典型的红卫兵青年学生之一。然而，在博物馆一组组照片的背后，是一个破镜难圆，阴阳两隔的家庭。
那么，“大义灭亲”的张红兵，究竟是否迎来了他预想的人生呢？实际上，张红兵在被当作“正面榜样”宣传没过多久，便被人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原因是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作为当时“罪大恶极”的“罪犯”，张红兵本人也脱离不了干系。所以在高考之后，张红兵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收到自己想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被下放到了乡村，接受劳动改造。
对于自己“大义灭亲”，让母亲身死的经历，张红兵也一直心怀愧疚。张红兵不止一次对采访他的记者说道：“在母亲去世之后，我经常在梦里看见她，但是梦里的母亲始终都不愿意和我说一句话，或许她发自内心不愿意原谅我的行为吧。”
不过，张红兵还是等来了一个救赎自己，补偿过去错误的机会——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后，张红兵的小姨来到乡村，找到了张红兵，表示希望她能够出庭作为人证，帮助自己的母亲方忠谋平反，恢复名誉，张红兵欣然同意了。
1980年，在张红兵的支持下，安徽地方法院在搜集人证、物证之后，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最终被认定是无罪的，被予以了客观、公正的评定，张红兵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总算是落了地。
然而，正所谓“人死不能复生”，通过“大义灭亲”，让自己的母亲含冤而去，成为了张红兵心中
一道永远的伤疤，后半生的张红兵一直想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弥补自己昔日的过错——其中包括向当地申请将自己母亲的墓地批准为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尽管张红兵自己心里也清楚：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张红兵不止一次对采访自己的记者说道：“我知道我的前半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今天的我还是想要竭尽自己后半生的努力，去尽可能弥补，希望大家以我为戒，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摘）
来源：人民网 律师文革时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 10年后案子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