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4年8月8日
1986年5月30日，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原农机部副部长黎玉在北京逝世。
对于这位老一辈的革命家，许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对山东人民来说，黎玉却是青史留名。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一共领导创建了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到抗战结束最为强大的当属少有的以一省为主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全面抗战8年，山东抗日根据发生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变。
抗战胜利后形成了七大战略区，山东是八路军最强战略区。战后，山东八路军主力奔赴东北，成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骨干力量，而余下的山东野战军同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组成了华东野战军。
如此，从山东走出了我军7支劲旅，后来在人民解放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第三十八军、二十七军，都是在山东发展起来的。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奇迹。
而黎玉正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为这一切奇迹的创造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1906年，黎玉出生于山西原平一富裕农民家庭，自幼接受教育，17岁读中学时开始接受进步书刊，并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
1926年时，黎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组织地下活动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入狱，后经保释回家，因山西省的党组织被破坏，不幸和组织上断了联系。
壮志未酬的黎玉于是立志考到北平去，期间，他还结识了8位同样在考学的山西老乡，9个人一起组成了“北大考学团”，都说穷学生穷学生，他们于是自嘲地为这个小团体取名“九穷”。而“九穷”，为黎玉后来从事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巨大帮助。
1929年，黎玉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入学后，黎玉第一时间登报寻人，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母亲”。
这个母亲并非真的母亲，而是党组织。
如此，几经周折，黎玉才终于得偿所愿，恢复组织关系回归党的怀抱。
此后，黎玉历任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冀鲁豫边特委书记等职。
1936年，黎玉受北方局指派，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到山东恢复和重建党组织。
彼时，山东省委自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后，已经先后十多次遭到敌人破坏，后来有意志不坚者叛变，导致主要领导同志被捕，山东党组织同中央失去了联系，且此后长期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分散在山东各地的党员干部只能一边独立地同敌人继续斗争，一边四处寻找组织关系，但均无所获。
赵健民
直到1935年冬，由失散的党员和地方党组织自动集合并组织起来的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的代理书记赵健民，终于在冀鲁边境找到了黎玉。
赵健民后来回忆：“黎玉同志当时对我讲：北方局对于山东党失掉联系，也很着急，多方面派人联系。现在联系上了，这就好了。”又说：“山东省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后，你们能独立地坚持工作，发展恢复党的组织，现在能有500多个党团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独立地进行党的工作，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番话，令赵健民心中涌过暖流，终于看到了希望。
而后，黎玉将赵建民所述报告转交至中央北方局，不久便接到了北方局的决定，由他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重建山东党组织。
黎玉后来回忆起来，这项工作对当时的他来说还是十分棘手的，“山东有好几年没有省委组织了，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其他负责人需要我去后选定，工作也需由我酌情办理。”
如此这般，黎玉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1936年春，黎玉即收拾行装，只身一人，骑一辆“九穷”兄弟送他的自行车，从河北磁县的冀鲁豫边区特委驻地出发，经过武安、清丰、内黄、大名、濮县一路弯弯曲曲的小路，在东阿县附近机智地逃过土匪的抢劫，最终来到山东济南。
也就是从这时起，黎玉即将自己的生命和山东人民无比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此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黎玉在山东整整工作了13年。
黎玉刚到济南时，叛徒、特务等仍在到处搜寻共产党人的踪迹，山东局势依然十分险恶。
在大体了解党组织情况后，5月1日，新的山东省委在济南城外四里山北边一个松柏树林重建，并召开了重建省委的第一次会议，确定省委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分别由山东本地保留下来的两位年轻党员干部，赵健民和林浩担任。
此后，在黎玉指导下，山东新省委先后建立了鲁西北特委、鲁东工委、鲁北特委、淄博矿区特委、调整了莱芜县委，恢复了胶东特委，使山东党的组织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山东省委从此开始了新的里程碑。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山东全省与省委有组织联系的党员从开始的500人壮大到了2000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向华北大举曾兵，山东和山西首当其冲。
日军两个多师团主力3万多人沿津浦路南下，直扑山东省会济南，山东局势危急。
9月，黎玉回到老家山西参加北方局所属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向杨尚昆、彭真等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派一批红军干部和抗大学员到山东担任军事工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为准备抗日武装起义，山东省委最缺的就是军事干部。
而战局恶化很快，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同时，日军5万多人即分两路渡过黄河，27日，济南沦陷。
“山东王”韩复渠挟10万大军不战而败，致使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境内长驱直入。
12月28日，济南沦陷的第二天，黎玉即主持召开山东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并由省委直接领导徂徕山起义。
曾任省委秘书长的景晓村后来回忆说：“我与黎玉同志长期相处中，感到他有个突出的优点，就是革命的胆略和求实精神结合得好。”
这时，山东省内仅2000余名党员，起义任务异常艰巨，各种条件也并未完全准备就绪。
而黎玉准确分析了山东党组织的状况，认为党员人数虽少，但质量极高，从国民党监狱释放的党员以及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都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加上平津流亡学生党员、农村党员，足以支撑起游击战争。
此外，黎玉还主持省委对部队的番号、起义时间、枪支获取、经费给养等问题作了周密安排，以确保起义的胜利。
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即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誓师大会，并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由黎玉此前向北方局积极争取派来的军事干部洪涛、赵杰为正副司令员（洪涛不久在战斗中牺牲），黎玉为政委，林浩为政治部主任。
黎玉在大会上还讲了山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强调了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如此，一支土生土长的由山东子弟组成的八路军抗日武装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在国民党正规军撤离，日军长驱直入，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战士成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山东人民心中的重要支柱。
1938年4月，黎玉赴延安，在延安窑洞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一面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一面继此前参加北方局会议提出派军事干部到山东后，再次向毛主席当面提出了派干部和一个主力团到山东去的要求。
而一早认识到山东作为连接华北、华中两地纽带的重要战略地位，正有布局考虑派部队去山东的毛主席，当即同意了黎玉的请求，并表示一个团是不够的，要多派去一些。
“以后给你们调派一个有名的红军将领，再派一支主力部队去，他们就不敢再叫你‘土八路’了。”毛主席当时这样幽默地对黎玉说。
与此同时，毛主席要求山东省委立刻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发展抗日武装斗争。
黎玉得毛主席肯定和鼓励，于1938年8月率领160名优秀的军政干部由延安回到山东，当即投入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中。
而延安干部抵达山东，使部队领导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也就在这时，山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徐州失守后山东全部沦为敌后。而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已发展到4万人，不过各路起义部队名称不一，缺乏统一领导。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议，“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山东各地抗日部队整编成立，黎玉任政治委员。山东抗日力量的发展和游击战争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进入1939年后，山东的抗日斗争再迎来一个重要变化。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八路军115师从这年3月开始大举挺进山东。
毛主席兑现了当初答应黎玉的，派主力部队进鲁。
115师进鲁后，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不过与此同时，受战争环境影响，分处不同作战区域的115师和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问题始终未能解决，长此以往不利于抗战。
1939年，徐向前（前左三）、朱瑞（前左四）、黎玉（前左二）等合影。
中央对此高度重视。1939年6月初，徐向前和朱瑞再带领一批优秀干部抵达山东，组建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部队。
不久山东纵队和一纵队机关合并，山东很快形成了以徐向前为核心的统一指挥。而黎玉作为山东纵队政委，领导了使部队走上正规化建设轨道的第三期整军，后又负责了山东省战时推行委员会的工作，实际行使省政府职权，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徐向前在山东待的时间并不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山东抗日根据地仍然未能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问题困扰着党中央和毛主席。
黎玉（左一）、罗荣桓（右一）
直到1943年3月，中央军委下令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由罗荣桓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后又兼任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分局副书记。
此后，罗荣桓和黎玉作为亲密战友，勇挑重担，最终为实行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开创山东的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黎玉主导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延安秘密筹金运金的整个行动，抗战时期，延安特别需要黄金，而黎玉自从延安开会返回山东后，即和山东党员干部们研究出了一套严密的运行指挥系统，利用干部队伍去党校学习运送黄金。
彼时山东胶东地区黄金产量一直居国内之首，在整个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秘密挖掘为延安送去了13万两黄金。
对此，黎玉在笔记中也曾提及，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收入的1/3都上交了延安。不仅如此，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后，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所以中央就决定把抗大一分校也迁到山东来。山东因此成立了很多的学校培养干部，为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提供了大量的干部。”后来这些干部很多都成为了我党主要骨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结束。
9月，罗荣桓率山东军区将士开赴东北，黎玉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主持山东党政军工作。
12月，山东分局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主管土改工作。
不久后，饶漱石前往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后又赴东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东。
在饶漱石离开山东期间，黎玉作为华东局主管土改工作的副书记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按照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主持制定了“九一指示”，领导了山东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但令黎玉没有想到的是，这却成为他被误会、遭无端指责的关键点。
“九一指示”后来被认为是错的，是在搞“富农路线”，黎玉对此据理力争但都无济于事，并被要求纠正。
紧接着在华东局一系列会议上，误会升级，黎玉在山东工作十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被全盘否定，黎玉为山东党、山东省政权建设、军队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均被否定。
此时，诸多山东地方干部都要求黎玉坚决顶住，甚至要求黎玉到中央把官司打清楚，不要和稀泥，但黎玉却只在华东局负责人的小组会议上作了申辩，在公开场合，选择了默默接受，作了检查。
后来时隔多年，黎玉回忆起来，才道出了自己当时没有据理力争，而作了违心检查的原因所在：
因为当时恰逢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进攻期，全国战局正值胜败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当时当刻，内部摩擦要不得，因为这必将会对战争极为不利，必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我只能从一切服从战争，服从领导班子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以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如此，在“确保战争胜利”大局之下，黎玉的身上笼罩了一层阴影。
后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党中央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去调查事情真相。
1949年3月，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指导。
遗憾的是，周身依旧笼罩一层阴影的黎玉最终未能参加这次盛会。
他随华东局南下，离开齐鲁大地，结束了在山东13年的战斗岁月。
此后，黎玉历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劳资处长。
1953年，黎玉调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工作几次调动，先后任农机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农业机械部顾问等职务。
这期间，黎玉每次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无论职位高低，从不计较，“为实现我国机械工业‘从修配到制造’的过程中作出了可贵贡献”。
晚年，黎玉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上。
1983年，为精准提供党史资料，时年77岁的黎玉回到徂徕山起义旧址，看望战友、缅怀烈士，并召开座谈会，回忆徂徕山起义的细节。
1986年3月，在离开山东后又继续任劳任怨为党工作37年后，病重中的黎玉终于迎来好消息，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撤销1948年的错误结论，为黎玉恢复了政治名誉。
围绕在黎玉身上的阴霾终于消散。
两个月后，1986年5月30日，黎玉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自此走完了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