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度 2023年4月14日
作者：棠棣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此时任东路总指挥的许崇智自然万分悲痛，只是当时林虎反攻甚嚣尘上，不得不集中精力予以痛剿，旗开得胜，击败林虎，使潮梅军事局面大定。
正可以大张旗鼓地为孙先生发丧，一来可以寄托哀思，二来也可以借此激励将士继承总理遗志。
1、东征军“三巨头”
据上海《民国日报》载，在孙先生逝世后的第十日，也就是3月22日，许崇智在汕头为孙中山举行了一个极为隆重的祭奠仪式。
为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许崇智还首先倡导在粤军中实行孙先生纪念周活动。
第一次东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战绩，除了许崇智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协助下指挥得当外，还得力于张民达、蒋介石以及许济这三员大将。
许济所辖的粤军第七独立旅有四千余人，几乎占去东征粤军近一半的兵力；张民达所辖的第二师也有二千余人，也是东征粤军中的精锐之师；而蒋介石所率领的二千五百名黄埔学生军，则是经过专门政治、军事训练，具有较好素质的一支革命军事队伍，初生牛犊不怕虎。
这使得他们在这次东征战事中呈现三足鼎立之势，谁也取代不了谁，而互相之间良好的配合则换来了东征的大捷。
因此，许崇智擢升许济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许济于5月15日宣誓就职。许崇智还决定擢升张民达为军长，可惜他还未宣誓就职，就极其令人惋惜地溺死于潮安城外的湘子桥下。
那是4月5日，率军到达蕉岭的张民达，因奉许崇智之命去广州商讨政府迁汕头的事情，在过湘子桥时覆舟，张民达溺水殉难。
许崇智闻讯深感难过。但蒋介石却多多少少地感到有点幸灾乐祸。
因为他与张民达本来不睦，在这次东征中又产生了“阵前易帅”的磨擦，尽管没有给战争带来太多问题，但结怨更深了。在张民达殉难数天前，蒋介石还冒雨跑到许崇智面前，“痛劾张民达以作战为营业，避重就轻，冒功黩货，滥委人员，把持税收机关诸状”。许崇智听后“默然”。
2、蒋介石的野心
对于蒋介石来说，还有令他兴奋的事情。此次东征，他所率领的黄埔学生军，大大地为他挣足了面子，令他声誉鹊起，大有凌驾于张民达之上，而与当时的党国要人并驾齐驱之势。
对于这种情形，作为他的盟兄、并事事给予他关照的许崇智，自然也颇感得意，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了人，因此，有一段时间，许崇智对蒋介石的盲目信赖，达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程度。
张民达
原来，黄埔学生军此次参与东征，既为蒋氏赢得了面子，也使他第一次尝到了“练兵”的甜头。
蒋氏既然是个行军骑马仍念兵书的人，当然谙熟袁世凯小站练兵继而飞黄腾达的故事，加上他又“胸怀大志”，绝非池中之物，于是，除决定将黄埔学生军改称为党军、他自任党军司令官之外：
一方面向许崇智建议将广州的大本营（也就是广州革命政权）迁往汕头，大举征闽，而把广州的地盘彻底让给杨希闵、刘震寰，换取其不与政府翻脸；
一方面自作主张，在潮汕开办军校，加紧练兵。
他要通过自己非凡的想象力与不懈的意志，在极短的时间内，缔造一支全新的、死心塌地为他效命的庞大党军队伍。
他选中了“潮州属之梅县地方，办理校务”，还“特派俞参议等，赴上海北方等处招生返汕教授，以作育多数人才，并招募教导团来粤训练，俾成劲旅。”
许崇智对于蒋介石把广州大本营迁往汕头之议是欣赏的，这也正合他原来准备与杨希闵、刘震寰抗衡的设想，便命蒋氏回广州与胡汉民、廖仲恺商议，还打算任命蒋介石为援赣总指挥，张民达为征闽总指挥。
并决定将李福林、李济深、郑润琦等部尽调潮汕，一意向外发展。
但许崇智对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地开办军校、加紧练兵一事，却持不同态度。
当蒋介石原拟在汕头林家祠堂内设站练兵，预算编练三十个团，以扩充私人势力时，许崇智却坚决不赞同，以致许蒋矛盾一时闹得纷纷扬扬。
但蒋介石眼看时机不可错失，也不向许崇智作出让步，而是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游说，使胡汉民、汪精卫等人除了同意把广州政府迁往汕头外，还同意蒋介石在潮梅增设陆军军官学校的建议。
蒋介石最后也决定在汕头月眉隖地方练兵。于是，许崇智只得向蒋介石让步，但前提是蒋介石不能再担任“潮梅善后督办”。
后来，又因广州政府已初步有打算迁往汕头，并决定在汕头实行军民分治，设潮梅民政长，位置让给廖仲恺，因而蒋介石终于没有就“潮梅善后督办”一职。
许蒋分裂初露端倪。
3、杨刘叛乱的原因
受到蒋介石的影响，许崇智当时已形成一种既定的思路，就是将广州的大本营迁往汕头之后，部队稍作整训，随即大举征闽援赣，开创另一天地。
在军事上，由于张民达之死，使粤军失去一柱栋梁，许崇智虽与盟弟蒋介石开始产生龃龉，但在本质上，对蒋氏仍然是很信任的，因此再次委任蒋介石为援闽总指挥，拨出张民达原第二师以及莫雄旅，再加上已改名为“党军”的黄埔学生军，准备大举征闽；而许济、陈铭枢、吴铁城等部，则决会同湘军入赣，肃清林虎残部。
援闽征赣之声，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但到5月下旬，却忽然沉寂了，因为许崇智的东征粤军，要调转枪头，迅速回师广州，对付杨希闵、刘震寰发动的反革命叛乱。
于是，在貌似充满各种可能性与前途的时刻，许崇智的历史又被命运的必然拉回到既定的老路上去。杨希闵、刘震寰既是他的冤家对头，更是国民革命的敌人。
杨希闵、刘震寰二人肯定会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这是由他们投机革命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他们投机革命后，种种所作所为所不断诠释着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到1925年5月间，杨、刘发动叛乱已具备有四大成熟条件：
其一，孙中山已死，虽然由胡汉民暂代大元帅位置，但许崇智、汪精卫等人对他都不服，汪精卫就口口声声在他的回忆录中，责备胡汉民“气量太狭小、语言太尖刻”，“不具备作为一个领袖的素质”；廖仲恺则在加伦将军询问他对胡汉民的态度如何时，回答说“胡汉民是个傻瓜和懦夫”；而许崇智与胡汉民的不睦，在那个时代早已为圈内的人公开的秘密。
汪精卫由于在孙中山逝世前，一直侍奉在病榻前，导致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威望直线上升；而许崇智实际上已经成为广州大本营唯一的有力军事支柱，加上廖仲恺一向在国民党人中的声誉是极好的，因此胡汉民得不到此三人的信任，“代理大元帅”也就等于形同虚设。
而政界内部之间，政界与军界之间欠缺共同语言，也使广州革命政权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种局面，极有利于杨、刘乘机叛乱。
其二，作为广州革命政权的主要军事支柱——东征粤军，因为转战多时，已处于疲惫状态，且驻扎潮梅一带，远离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广州，一时回师广州并非易事。
其三，段祺瑞早派代表往香港与杨希闵接触，答应委任他为广东善后督办，实际上就是许给他广东这块地盘，这个诱饵实在令杨希闵垂涎欲滴。而刘震寰也早有回师广西做省长的打算，杨希闵答应叛乱成功后武力助刘震寰返桂；
其四，也许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蛰居云南的唐继尧在孙中山死后，突然有较大的动作。
在军事上，他一方面以武力进攻广西，一方面暗中与杨希闵、刘震寰相勾结，企图夹击广东，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在政治上，他于孙中山逝世后，不惜玩弄手腕，于3月18日在昆明宣布就副元帅一职，并称“孙中山一切未竟之主张，皆吾辈之责”。
他此时忽然宣布就任副元帅一职，其野心显然是想顺理成章地登上大元帅宝座，使自己成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者，窃取广州政府的最高领导权。
杨希闵
唐（继尧）、杨（希闵）、刘（震寰）三人勾结的设想是：
唐继尧任大元帅，杨希闵任总司令，刘震寰任省长。
后来，虽然唐继尧得到许崇智、胡汉民、廖仲恺等党国要人的一再通电痛斥，他自己的军队也不争气，卒致兵败南宁，不得不退回云南老巢，但广州政府所面临的危机却是真实与急迫的。杨希闵与刘震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广州调兵遣将，蓄意谋叛。
4、要福建还是要广州？
广州怎么办？大本营要不要迁往汕头？
这是1925年4至5月间广州革命政府所面临的、迫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
许崇智原本打算以潮梅地区作为革命政府根据地、并大举征闽援赣的设想，是受到蒋介石影响的。
但是在前往汕头的船上，加伦给蒋介石与廖仲恺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使他们相信保卫广州的意义。
加伦所列举的意义主要有三：
其一是在目前，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运动唯有以广州为首府的广东一个根据地，其革命声望不但已遍及中国本土，而且早已流传国外；
其二是退出广州而驻守粤东和闽南，有百害而无一利。在那里，国民革命运动刚刚兴起，自己也尚未开展任何革命活动。到了那里，多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会同陈炯明有什么两样。老百姓会说换汤不换药。指望闽南，特别是指望扩编部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闽省督军只能认为是向他宣战。
其三，像广州这样茂盛的财源再也无处可寻。粤东每月只可提供四十万元，闽南每月也只可提供五十万元，而退出广州，将每月减少收入一百多万元。唯有战胜他们，我们才能保得住每月增加一百多万元的收入…
也许是加伦将军所列的这番明细账目，最终打动了蒋介石与廖仲恺二人，因此，船还没到达汕头，已与加伦将军取一致态度，决心说服许崇智回师广州，与杨（希闵）、刘（震寰）决战。
4月28日，廖仲恺、蒋介石与加伦将军抵达汕头。当天，就在粤军总司令部举行了会议。
但是，许崇智认为只有消灭陈炯明的残部，而首先是歼灭福建的洪兆麟残部，才能守得住广州。这一仗，已经准备就绪，两日之内即可发动。
许崇智还认为，不征闽便回师广州，将凶多吉少，因为洪兆麟与林虎会马上出兵，跟踪而至，束缚我军手脚，使我军非败在滇军手下不可。
于是，在加伦将军、廖仲恺与许崇智之间，就“要广州还是要福建”的问题展开了相当尖锐的争论。
蒋介石开始沉默不语，最后也表示支持加伦与廖仲恺。许崇智因得不到支持，只好表示服从大多数的意见。
但许崇智提出了如果最终决定进攻广州，则必须做到三点：
其一，粤军进攻广州，必然招致林虎与洪兆麟立即进攻汕头，使新占领的地盘得而复失，这是他所不能够容忍的。
要保住这块地盘，只有二个办法，一是突袭洪兆麟部，将其吃掉；二是保留足够兵力，坚守汕头地区。
其二，必须首先弄清其他派系，尤其是湘军目前对广州时局的观点与态度，因为事先不与他们商妥，就着手进行解决军事问题，未免操之过急。
其三，进军广州至少需要五六十万元。他目前却没有这笔钱。因此要进攻广州，此款必须由政府出面筹集。
加伦将军听后觉得有点儿恼火，认为许崇智这是居心叵测，故意拖延，甚至企图改变已作出的决定。
4月28日晚上，接续白天的会议，许崇智、廖仲恺、加伦将军等人继续讨论“要广州还是要福建”的问题。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许崇智的态度终于比白天有了较大的转变，同意进军广州，并由许崇智与蒋介石具体制定作战计划。
5、平定杨刘叛乱
在国民党派出邹鲁、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反复往香港与杨（希闵）、刘（震寰）接触，希望其与政府保持一致的调停失败后，5月13日，廖仲恺、朱培德与加伦将军再次前往汕头，与许崇智、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作出“放弃潮梅，全部回省，铲除革命障碍物之杨（希闵）、刘（震寰），以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并推蒋介石为回师戡乱总指挥。
5月21日，由黄埔学生军改编成的党军第一旅何应钦部、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第四师许济部，以及警卫军吴铁城部奉命由潮梅班师回穗。与此同时，留守广州的胡汉民、廖仲恺也在广州广为发动，一方面调集驻扎北江之湘军谭延闿部及滇军朱培德等部，开拔至省城一带，听候调令。
一方面发动广大工人和市民，随时准备投入抗击杨（希闵）、刘（震寰）的战争。
6月5日，已迁往河南士敏土厂办公的大元帅府下令免去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建国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职务，听候查办，并通电宣布他们发动叛乱的罪状。
此时，大元帅府在粤军李福林部及海军舰艇的保护下，与盘踞北岸长堤的叛乱军队隔江对峙。
而考虑到叛军的主力主要布置在东线一带，以防守回师粤军，因此大元帅府决定把战场的重点摆放在东郊一带，命令：
由东江回师的第一、三两旅及第六旅担任右翼，由广九路向广州推进；警卫军担任正面，向瘦狗岭推进；党军一旅任左翼，向东北郊的龙眼洞推进。
另以福军以及警卫军之一部分为总预备队，由河南渡河北进；黄埔军校卫士队、铁甲车队和留校学生队负责协同海军由鱼珠方面向石牌挺进，以侧击叛军之背。
同时调遣驻守西江的粤军一部沿广三铁路向东推进；调遣北路谭延闿湘军、朱培德滇军及程潜攻粤军由粤汉铁路沿线南下，对广州形成包围之势。
可以说，广州革命政府这次平叛，带有极大的冒险性质，但计划却是周密的，富于想象力的。
6、许崇智的巅峰时刻
6月10日与11日，已顺利穿越平山、淡水、石龙、石滩一带的粤军许济师与莫雄旅，与各路友军对广州已形成合拢包围之势，向杨、刘叛军发起了总攻击，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同时，经过发动后的工人阶级，也适时举行罢工，停水停电，铁路工人还停止火车运行，以致杨、刘叛军指挥不便，调动不灵，处于四面挨打的状态，作困兽斗。
在进攻广州城的战事中，双方的争战是异常剧烈的，但解决得也相当快捷漂亮。至12日，叛军已基本被肃清，杨希闵只好驱车逃到沙面，借助外国人保护逃往香港。革命政府大约收容了约二万多名的滇军及桂军中的投降者。
蒋介石在指挥这次回师戡乱中功劳卓著，因此于6月12日，也就是刚刚戡定杨、刘叛乱的当天，再次被擢升为广州卫戍区总司令，吴铁城为副司令。蒋介石由此更加青云直上。
值得一提的是，许崇智此次为了回师平定杨、刘叛乱，决定全部放弃潮梅后，不得不采取了与陈炯明的残部洪兆麟、林虎妥协之策。
汪精卫在1926年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别提到：1925年5月底6月初的时候，蒋介石率部回师戡乱，许崇智则尚在汕头，魏邦平去汕头见他，张国桢也带陈家将杨坤如去见他，商量两个条件：
一，由魏邦平担任联络粤籍军官一致拥戴许崇智；
二，由张国桢担任联络叶举、熊略、洪兆麟、林虎等，一致拥戴许崇智。
当时许崇智以为他们真正要拥护自己，便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许崇智还同意将潮梅地区让与洪兆麟、林虎两部开回驻防，而将汕头划为不驻防地区，作为双方永息争端的条件，此举绝对是“养虎遗患”，同时也注定了第二次东征的必然性。
许崇智是于广州大局已定后的6月19日清晨，从汕头乘船回到省城的。
随着粤军再平定杨、刘叛乱，已使他们成为革命政府无可非议的主力部队，因此作为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抵穗，自然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
广州军政各界早就预备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许崇智到达广州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军政要员数十人亲到码头欢迎，各军列队欢迎，东自天字码头，西至沙基东桥，北至西濠大马路，彩旗飘舞，鼓乐喧天，场面极为浩大，好一番非凡的热闹景象。
平定杨、刘叛乱之后，使广州的革命政权获得了巩固，因而于7月1日改组为合议制的国民政府以代替一长制的大元帅政府，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也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国民政府最显要的位置，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府军事部长兼广东省务会议主席、军事厅长等职，权势更加显赫，俨然成为与汪精卫、廖仲恺并列的国民政府三巨头之一。
胡汉民、廖仲恺、徐谦、孙科等分别出任外交、财政、司法、交通各部部长。
新政府领导成员于7月1日午刻，齐集第一公园内宣誓就职，此时许崇智自然也步入了他人生中最鼎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