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9年1月20日
文/吕畅能
作家沈西城新书《金庸逸事》以幽默的笔触追念金庸，展示金庸心中的至爱与至痛，以及私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代武侠大师、报业钜子金庸（查良镛）逝世后，纪念他的文章与书籍很多，《金庸逸事》（银汇出版）以侧面角度去描写金庸，并不是分析他的功过，而是展示金庸私生活的另一面。沈西城笔下的金庸，平常衣着朴素，对人彬彬有礼，别人送礼给他，他会回礼，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不能占他便宜。在沈西城眼中，金庸的性格亦正亦邪，处事稳重却有很多鬼点子；着重感情，有三任老婆，但始终有情有义。
沈西城原名叶关琦，一九四七年生，上海人，七十年代到日本学习日语，后来回港，成为文字工作者及编剧，作品有电影《龙虎风云》、电视剧《京华春梦》等。因参与中日反霸权讲座（当时中日都与苏联外交关系恶化）而认识金庸，亦因此踏入报界。今年七十一岁的他，在二零一八年初开始写一本关于金庸的书，以他对金庸的认识，以及金庸第三任妻子林乐怡和身边好友的口述。但在一八年末将近完成《金庸逸事》时，金庸就已仙逝。
金庸爱才，不少出身《明报》的人后来都有一番作为，例如《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原名林山木）、七十年代知名小报《今夜报》创办人王世瑜、新加坡《新明日报》创报总编辑潘粤生等，足以证明金庸对报界的影响力。
虽然金庸一生名成利就，外人眼中是一帆风顺，但沈西城说，金庸一生有三件事：婚姻破裂、长子自杀、出售《明报》，都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金庸有三段婚姻，其中两段都是他的最痛。金庸曾说：第一任妻子对不起我，我对不起第二任妻子。金庸第一任妻子杜冶芬是杭州人，二人相识在杭州，当时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后来金庸被调往香港工作，二人结婚后，杜也跟随金庸来港。五十年代，金庸以笔名林欢写影评，也写剧本。杜冶芬此时跟随金庸接触电影界，看见风采动人的夏梦，被外人怂恿，也想投身影坛，但金庸反对。最后杜离金庸而去，金庸晚年对此事仍十分介怀，认为杜背叛了他。
第二任妻子朱玫是记者，后来一起经营《明报》，朱玫负责港闻。朱玫与金庸一起走过最穷的日子，当时二人甚至要共喝一杯鸳鸯（咖啡混奶茶）。朱玫刻苦耐劳，性情爽直，为人坦率，遇见不满之事，往往在众人面前与金庸吵架，最后导致金庸决心离婚。
金庸一生最痛，就是长子查传侠十九岁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在宿舍自杀。原因众说纷纭，相信亦不是只有一个原因，有人说当时查传侠为情所困，亦有说是看见父母关系离异，对人生和父亲感到失望。沈西城说，当时金庸与朱玫的关系逐渐冰冷，金庸亦认识了在酒吧当兼职侍应、只有十六岁的林乐怡，并送她到澳洲读书，但林乐怡写给金庸的情信被朱玫发现，并将信件传给在美国的查传侠，一直视父亲为英雄的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应对，传言这是导致他最后选择自尽的原因。
最终金朱二人离异，金庸将《明报晚报》的股份和渣甸山的豪宅给了朱玫，即使朱玫晚年经济出现问题，金庸亦希望暗中接济，但却被朱玫一口拒绝，最后朱玫在一九九八年因肺痨菌扩散逝世。婚姻破裂和长子之死，成为金庸胸口的痛。
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林乐怡温柔体贴，把金庸照顾得无微不至，伴随金庸终老。二人年龄相差近三十年，但无碍林成为金庸的“小龙女”。坊间传言，林乐怡是吧女、舞女，金庸与她在欢场相识，但被林亲口反驳。其实当时十六岁的林在金庸与《明报》同事经常前往的酒吧兼职，在她认识金庸之前，根本没看过金庸小说。
金庸在七十年代封笔，到了八十年代，渴望看到中国和平统一的他投身政界，希望能影响政局。但后来受人抨击，淡然退出，更希望出售《明报》，从此金盘洗手，这个决定后来成为他一生遗憾。当时《明报》有两个潜在买家：国际传媒大亨梅铎和地产商于品海。最后金庸卖给了于品海，有传是因为他的样子有几分像查传侠，沈西城亦引述金庸身边好友说，于品海得到金庸信任后，收购了《明报》。金庸最看重报章副刊，邀请了作家陶杰主管《明报》副刊，他收到金庸的指示，即使《明报》卖了盘，也不用改动副刊的编采方针，但后来高层执意改动，金庸得知后，以董事身份希望列席编辑会议，却被人拒绪门外，作为创办人的金庸从此失去了影响力。
金庸理财谨慎不加稿费
金庸理财谨慎，却不吝啬，知名作家倪匡经常向金庸预取稿费，动辄十万元计，金庸都一一批准，只是口头要求倪匡节俭一点。倪匡妹妹、知名作家亦舒也为《明报》写稿，经常要求金庸加稿费，金庸只是笑笑回应：“你都不花钱，加来没用，不加！”气到亦舒在《明报》上大骂金庸，金庸不以为意，稿照登，但稿费仍旧不加。因为金庸认为，一旦加了稿费，就有骨牌效应，所有人都会要求加，最终为公司带来沉重负担。
沈西城用幽默的笔触，写下了金庸的种种，此书出版人吴思远更豪言：“没有人能写出沈西城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