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星
作者简介：
潘星，1982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当选全国青联中央委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艺委会委员。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1995年应中国和香港政府专才计划赴港工作。任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总编辑。2005-2015年任北京冠华元丰传媒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从事城市地铁PIS系统集成建设工作。喜读历史、党史。业余撰写散文和随笔。
担任多部大型纪录片撰稿人及导演，多次获奖。其中，《警钟》（纪录前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贪污案），获星花奖；1984年大型纪录片《我与祖国共命运》（纪录国庆35周年邓小平同志阅兵），获文化部奖；纪录片《男子汉们》获星花奖；纪录片《一瞬与十年》获金鸡奖、文化部奖。1990年与陈光中联合导演艺术片《我们走向未来》，获广电部奖。导演纪录片《潮心》，获中央台优秀电视片奖。
近八、九年来我一心一意做生意，已疏淡了与朋友交往。
2000年3月1日，一个在广州很难遇到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的一桩生意终于有眉目的日子。在觥踌交错，感觉生活很是美好之际, 突然接到上海的好友打来的电话：“国基去世了！今天上午九点。”
我立即走出酒店，来到花园。努力使自己静一静心。蓝天绿树，成败得失，一切的一切，顿时变得黯然无光。人生如梦，国基兄，此刻你在哪里？
严国基作为一个很有天份的艺术家、画家，他的事业并不能算得很成功。 作为一个多情多义又很认真的中年男人，他的生活里也还有着许多难以排解的烦恼。我脑子里想起普希金十四岁时写给他自己的墓志铭：“他一生没做过什么事，但从心底里确确实实是个好人。”
我认识严国基已经有二十年了。 在这二十年中，我两个真正在一起见面的时间总共也不会超过两个月。虽说有时三年、五年不通一次音讯，但一见面就象从没分过手的兄弟一样。一九九三年我第一次去美国，行前听人讲国外人情淡薄，凡事讲钱、讲时间。但我带着一个七、八个人的团组， 纽约又没什么熟人，只好试着给好久没联系的严国基打了一个电话，却是乡音依旧。
后来我到了纽约，严国基始终陪着我跑前跑后。一次，在大家去参观世贸中心和自由女神像的时候，我被严国基硬拉到了他的家里。他说：“ 那种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这样，我歪躺在严国基家的大沙发上，喝着他的夫人徐元清为我煮的稀饭咸菜粥，听严国基不加掩饰地讲他来美的曲折经历，辛酸和奋斗。望着他新买也是新装修完的很有艺术品味的房子，看着他清瘦的脸，听他讲：“现在是站住脚了，就是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我心情复杂，无言以对。
严国基原是很高大壮实的一个人。他在上海画院时，外号就叫“老牛”。他在许多自己的作品上也签上“老牛”。 当年他的大儿子一出生，就被大家叫做“小牛”。记得八十年代有一次他在上海画院擦玻璃，梯子仰面从二楼倒下去把他摔在水泥地上，别人都认为他不行了， 他却没怎么样，养了几个月回画院上班时还是一条“老牛”。
现在“老牛”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健康更值钱？
来前我计算过，按每天二十美元陪同费，我应给他一百二十美元。这钱实在不算多，但这已是国内的高标准了，我们组员是每天补助二美元。这笔钱一直在我口袋里捏着，没机会给他。没想到严国基这时却拿出一个信封和一个箱子给我。信封里有一千美元，是送给我的。箱子里是整整一箱送给我太太的时装，是严国基托一位女士专门帮着挑的。
此事过去多年，可那情景一直在我脑海里。那份情谊，真是沉甸甸的。
我与严国基相识，并不是因为工作关系，也没任何朋友介绍。
一九八零年春节，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著名配音演员邱岳峰服毒自杀身亡。由于听说译制厂不给这位曾给《简爱》、《大独裁者》、《追捕》、《大闹天空》等许多影片配音的配音大师开追悼会，不给公正评价，一些亲朋好友和许多爱好者聚在了一起。在所有人中，跟邱岳峰没任何关系——既不是亲友又不是爱好者——而又忙得最起劲的两个人，一个是在上海画院当画家、年龄三十五岁已打下自己事业坚实基础的严国基，另一个就是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年龄二十三岁正四处找寻新闻的我。
结果，举办了一个由群众自办的有上千人参加的隆重追悼会。阴差阳错，等到事情办完，我们俩人才在上海画院严国基的画室里第一次见面。
“你就是严国基！”
“你就是潘星！”
我们一见面就成好朋友。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严国基的画。
严国基原先画油画。刘海粟先生很器重他，可以说是忘年交。 文革时他和其他五位上海美术界的青年美术高手一起被安排在“上海工人美术创作小组”，为上海解放日报画了不少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杨子荣、阿庆嫂等等，当时风靡全国。严国基一来年纪小，二来热心张罗事，就被封为组长。组员当中，还有陈逸飞。
那时画画的题材很窄，画来画去就是那几个英雄人物，好不容易等到样板戏《钢琴协奏曲黄河》出来，给了他们一个去画黄河的理由。他们一起到黄河岸边和纤夫拉纤，晒得背上流油脱皮。 他们刚开始还穿条裤衩遮羞，被纤夫们笑话是“知识分子”。后来，他们索性就跟纤夫一样光屁股拉纤。就这样折腾了半年，他们创作出了一套组画。陈逸飞画了《黄河颂》，严国基画了《黄河船夫曲》。
后来，陈逸飞把他那幅画放在了自己画集的第一幅，作为一个时代的纪念。而严国基的这一幅，我只是偶尔听他说起，但从来也没见过。
在我那次观赏严国基画室时，他已经改换门庭画起了国画。严国基主要画人物，我虽 不懂画，但仍能感到严国基作品给人的震撼感，这是我看其他国画作品时从未有过的。
严国基画室的墙上挂着一大幅国画人物画，画的是诗人柳亚子。这是人到晚年的柳亚 子形象，很逼真、很深沉。这不是当时一般人所理解的与毛主席唱和诗歌的大诗人，而是一个性格张狂的旧文人对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畏权势，然而到了晚年又不得不附庸风雅、依附权势的深刻人生反思。
看来，严国基的画不大合时宜。当时这样的画能参加全国美展吗？严国基一笑，无所谓。倒是夫人徐元清的画总是入选，她画是的花鸟鱼虫，构思和笔法都很奇特，但毕竟不象严国基的画。
严国基屋里另一幅画也是一看就让人喘不过气来那种：晚年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像。光绪皇帝的神情是那么凝重压抑，思绪是那么深沉悠远。我以前从没想到过国画可以这样表现人的脸和人的内心世界。我想这就是严国基的水平吧，他具有一个大艺术家的敏锐感觉和独特视角，同时又有足够的技巧。但是，严国基待人可全然不象他的画，热情诚恳的象个大男孩子，不计功利，整天无事忙，经常还有点喜欢犯上。
我的描述邱岳峰自杀事件的报告文学被好友、著名新闻记者许锦根送到《广州文艺》发表， 严国基在上海大肆请客吃饭，并给我寄来一封上万言的读者来信。后来我为此事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受到有关方面派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认为内容严重失实，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倾向。一时我眼前乌云满天，命运莫测。 上海电影译制厂一位演员大哥拍来电报：星星：你千万不要说出是谁提供了资料，这事可关系别人的后半生。严国基此时也来了信，让我有事通通推到他头上。此时，我们之间只不过才见过那一面。这封只有两行半字的信，写得龙飞凤舞，我拿着读了七、八遍。
一九八五年，刚拍完《少林寺》的李连杰和新影厂一位编辑谋划了一个卖武术彩票的方案拉我入伙。李连杰当时经常遇到不认识的两种民间武术家找他，一种想跟他过招比试高低，另一种生活有困难想跟他化缘。李连杰对第一种倒可以婉言谢绝，对第二种却不好办了。想帮没钱，拒绝又觉得不好。大家一商量，搞有奖募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其实就是彩票了。这也是建国后发行的第一个彩票。李连杰开着香港导演送他的微型丰田车来到我家，谈一个通宵定了大局。目标是搞一千万。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所能够想象的最多钱数。启动经费，由我找在一家部队公司当经理的哥哥先出两万元。发行管理，由我托在石油部工作的舅舅去找一台计算机和操作的人。而上海方面的负责人，自然就由我推荐了严国基。
一个电话，严国基当天赶到北京，在一家招待所的前厅里谈了两个小时，然后又昼夜兼程返回上海。一群人各司其职干开了，风风火火，个个都像上了发条。中国邮政发首日封，造币厂印彩票，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当组委会。小伙子们拎着装满几十万元彩票的手提包坐火车硬座就出发，全国四处开花。那时，上海每个电影院、工人文化宫门口都有严国基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在叫买，而贴在各处的宣传告示则大都出自严国基的手笔。待到卖了四百多万元，传来上级命令：不许民间卖彩票，立即停止。大家顿时都没了主意，争议不休。三分天下的严国基（他在上海卖了一百多万）挺身而出，钱可以全部上交国家，但发奖必须进行！决不能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北京、上海无处能开奖，就到深圳去。严国基派邱岳峰的大儿子去外滩老中国银行的仓库里借出了三十年代摇奖的大铜球用大卡车连夜押车运到深圳，同时请刘海粟等一大批画家赴深圳参加开奖，以壮声势。
开奖终于如期举行。听到有上海人得了大奖，严国基显得比他自己获奖还高兴，津津乐道。事毕，钱全部交国家，他干他的画家，我干我的纪录电影，李连杰继续拍武打片。
一年之后，又一次短暂相遇。严国基把我拉到无人处，拿出了一个信封。严国基神情严肃，说：“彩票的事我留了一些钱。”闻言我大感意外，这可不像是严国基的为人。严国基说：“这不是私分，这是应得。”他留下了两千元。他一千，给我一千。
岁月如梭。
一九九九年我又到了纽约。这次严国基陪着我们夫妇看了他工作的情况。我们一起去了位于纽约第五大道上的D& D大厦。这座大厦里每一家艺术品、工艺品公司都极为高档，仅楼下停车费就要30美元一小时，由戴着白手套的西装毕挺的黑人职员接过车子去开走停放。各间店陈设非常豪华，据说这是引领纽约乃至全世界潮流的地方。一款我太太喜欢的沙发布，一问才知为500美元一米。再问另一种，回答是1000美元一米。一个不大的仿古旧金镜框，标价两万多美元一个。严国基笑着说，这镜框就是他画的。光这一种就已卖出了一百多个。当然，严国基卖给店里没那么贵，每次老板都给他支票让他自己写价，他每次都写两千美元，从不多写。看着严国基画的精美镜框，想起他当年画室中的半成品画，我既为他高兴又为他难过。据说，严国基的老板原来并不富，就是靠这些年卖仿古家具一步步迅速发展起来的。
严国基的老板，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士，美丽端庄，穿一套高雅的西服裙装，打扮的发丝不摇、纤尘不染。严国基直走过去，抓住她的肩膀摇晃了一下，女老板惊得差点花容失色，待到明白严国基是要把我们介绍给她，她才定下神来，非常有礼貌地微笑着与我们握手寒暄。严国基面对这一切，浑然不觉。所有的矜持和造做，在他面前全是白费。严国基是一颗赤子之心。在他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从纽约出发，我们随严国基驱车去新泽西州，去一对古董商老夫妇的家里。他们的家在一处人工堆造出来的岩石峭壁之上的一座现代古堡里。他们家有六条大狗，六个壮汉当佣人。这对老夫妇没有儿女，据说老太太的脾气很坏，是家里的皇帝。他家的厨房和餐厅的墙上有严国基画的大型壁画。我看了这些油画壁画。内容画的是欧洲小城市的市井风情。虽技法纯熟，但谈不上艺术和创造。曾经为画上的一个细节处理，老太太不同意，严国基和她发生了激烈争论。老太太可以多给钱，但严国基不要，就是不改。宁可卷铺盖走人。老太太最后让步了，并从此不再以看下人的眼光看待严国基。我看了画面上那个细节，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我问严国基：“这是艺术吗？”严国基有点不好意思：“那当然不是。”我问：“那还争什么？”严国基说：“她一点不懂。”我没好往下说。艺术不在了，艺术家和艺术家的执着和劣根性却依然尚存。
那天晚上，严国基不顾我们的疲劳和他的疲劳，非要给我们痛说革命家史，我们赶都赶不走他。但他的话的效果却不好。我太太是那种很单纯的人，听不得他的矛盾的心理和故事。我太太说：你不可能对两个人都好。如果是这样，那对这两个人都是犯罪。原来你这大哥，也是个坏蛋！由于我太太一脸认真，我非常担心严国基生气。没想到严国基不恼，仍象对小妹妹一样哄她说话。我忙着打圆场、抹稀泥。平心而论，我既对严国基有太多的同情和理解，又觉得我对人生世事，还懂得太少。
我问严国基现在有什么想法，严国基说最想给夫人徐元清出一本画集。
艺术家之心，折磨着别人，也更加折磨着自己。
那一个晚上，成了我们朋友之间的难忘今宵。
我与严国基合作的最后一件事，是建造北京建国门外华侨村的酷堡西餐厅。这个西餐厅，我本没把它当回事，算不得什么业务，可由于严国基的加盟设计，我把投资一加再加。坐头等舱回国的严国基，一头扎入工地。严国基画设计图，别人分不清是施工图还是效果图，完全不合建筑界的规距，但技术人员和工人倒都看得懂，都喜欢。施工当中，从普通工人到住在华侨村的北京首富李春平先生，都成了他的朋友。按他的设计，这个墨西哥风格餐厅，外表土得掉渣，内里却充满野性的火热。我再一次体会到严国基做每一件事情的认真和才华横溢。我想可惜只是建一个小小的餐厅，不是国家大剧院。
临到选装饰品，严国基非要拉我去美国南部和墨西哥一趟，他认为不体验生活是不会有艺术的。当然，身体和成本他是不怎么考虑的。真要感谢他，这样就有了我们交往史中难忘的墨西哥之行。在墨西哥城市蒂华那，大肆采购之余，严国基请我和夫人吃了一顿典型的墨西哥海鲜大餐，临走，我们还带走了餐巾纸。在美国边境圣地亚哥市，我们一起去了著名的圣拉瓜地亚海滩。时值黄昏时分，海潮阵阵上涨，背衬远处幽黑朦胧的海角，我给严国基拍了一张照片。对这张照片我很满意，他不再象个大男孩，这回算拍出了严国基作为艺术家的风采。可那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会是严国基最后一幅照片。
对于酷堡西餐厅内的绘画装饰，由严国基自告奋勇画一幅大壁画。其余则选用三十年代墨西哥革命画家迭格里维拉的画作复制品。严国基身体那么不好，却要拼着命画这幅十几米的大画，我非常犹豫和担心。而迭格里维拉的画全是热烈的革命和斗争题材，他是一个因话不投机能在自己婚礼中拔枪鸣枪的画家，他是一个能把新房借给托洛斯基长期躲难的画家，他的画也不适合餐厅吧？但这两件事在严国基那里却都变得不容置疑。对古董商老太太的那句话应用到了我身上：“你不懂！”
随着严国基那幅色彩鲜艳的大画越来越具有生命力的时候，随着酷堡西餐厅渐渐露出独特面貌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的时候，他的脸色却一天比一天苍白。
1999年12月5日，夜里两点。当我从宾馆会议室开完会下楼时，发现严国基一个人低头坐在宾馆大厅里，脸色白得象一张纸。
接下来，坏消息就一个接着一个。中日友好医院主治医生、旅日博士马正业就是那个不断给我传这些坏消息的人。作为主治医生，给马正业博士留下印象最深的两个病人，一个是几年前因肝癌去世的年轻舞蹈家陶金，另一个就是现在得了同样疾病的画家严国基。“艺术家毕竟是艺术家，他们真的跟平常人不一样，思想太丰富！”马正业博士如此评价。确诊的那一天，我在医生办公室得知了那个最坏的消息。马正业医生嘱咐我，病情千万不能告诉他本人。
在病房，严国基很平静地告诉我，他已确诊为肝癌晚期。我当时感到，他的平静是努力装的。我问他怎么知道？严国基说，这很容易。他脱掉病号服去检验科，号称是家属来取结果的。严国基说着把一份手抄本递给我。我装模作样地看着，心里把医院的疏忽骂了千百遍。真没想到，严国基知道诊断结果比马医生和我还要早。
生死一旦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对任何人都是一关。
我说：“国基，这没什么。”严国基说：“是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可惜，好多事都没法做了！”他说：“我想这件事，不要告诉元清和两个孩子。”我说：“不行。他们有权利知道。你也需要他们来照顾你。”严国基沉默好一会儿说：“我只是不想他们难过。不想麻烦大家。我可以先在医院把信用卡刷好，然后谁都不用来。”我说：“你要有信心！是我在安排你的治疗！咱们合伙办事，还没有不成功呢！”严国基苦笑着拍一下我的肩膀：“这回可不一样！”
在医术高超的马正业医生细心、周密的治疗下，在飞越大洋赶来的徐元清和孩子的精心陪护下，严国基竟奇迹般地顶住了几次大出血，身体和精神都恢复得不错。居然可以按他的愿望出院去上海治疗了。临走，严国基把那幅还差一点没画完的大画交给我，他说：“签个名留纪念吗？”我说：“签。”
这幅画，由装饰工们小心翼翼地装裱到酷堡西餐厅的墙上。他们都知道严先生的一幅画在香港索斯比拍卖行卖了四十八万港币。而严先生此去上海，恐怕很难回来了。工人们那种如履薄冰般的精心操作，根本用不着任何人的嘱咐。
临走那天，严国基提出想到酷堡西餐厅去看看，哪怕坐车绕一圈也好。我没同意。那一天，北京与上海同是风和日丽的日子，但当我和马正业医生等人把严国基连轮椅一起抱下飞机扶梯，接触到上海地面的那一瞬间，却觉得手中的轮椅是那么的轻，而心情是那么沉重。
2000年春节大年初一，在经过同亲戚们一夜守岁的喧闹后，一大早我和夫人又踏上了去上海的飞机。我们要去给严国基拜个年。赶到医院，虚弱的严国基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谁也不说病情和敏感的话题。只是在第三天我将要离开上海的路上，严国基打来了电话。他只说了一句话：“星星，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严国基随即挂断了电话。那一刻，我很想让车停下回去。这就是我们二十年朋友一场的最后结局吗？夫人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
自那以后，我就知道会有一天，会有一个不祥的电话。
然而，当这个电话终于打来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震惊。世界真残酷，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也终于不在了。我问打电话来的朋友，国基后事如何办理？ 朋友说，按国基的意思，骨灰一半丢太平洋，一半丢大西洋。闻言我楞了半晌。
波涛滚滚的黄浦江流进太平洋，奔流不息的哈德荪河溶入大西洋。太平洋这一边是他生长的故乡， 大西洋那一面有他的妻儿和事业，这两处都是他的家，都有他那么多的梦，都是他心里永远割舍不下的地方。作为贫穷、闭塞的中国的最后一代人，作为富有、开放的中国的第一代人，严国基品尝了时代和他个人的全部酸甜苦辣，度过了曲折丰富、充满希冀的忙碌人生。
相识二十年，我自己没有一幅严国基的画。我从未向他要过，他也从没提议要给我。作为曾经是一位画家，我觉得严国基的画是属于所有爱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的，是属于将来那些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研究兴趣的后代们的。
现在，我每次到上海的机场和纽约的机场，都会下意识的环顾左右，当然再也见不到严国基的身影了。再也见不到那个抢着帮所有人提包的人了。然而，我并不遗憾。无论相识时间的长短，也无论聚不聚在一起，朋友相交，心心相印，这本身已是人生在世的一种难得的幸福。
200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