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5月
文/林载爵
龙应台新书《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以写给失智母亲应美君的十九封信，穿插纪录战乱和离散的图文，谈生死，谈世代，从家族历史追溯国族命运。这十九封信，是对生命信念的亲身实践，是对上一代的感恩致敬，是对下一代的温柔提醒。二零一七年八月，龙应台带着爱猫、爱书，移居台湾南部的屏东潮州镇，陪伴年迈母亲，并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开始乡居写作，也修复了她对大环境沮丧的心。
台湾屏东「太阳城」，依山傍海，青葱苍翠。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低调下屏东，专程去看望「失业部长」龙应台的生活。那天是三月六日。他们走访原住民部落，拜访花农。清晨七点，晨走完了，龙应台带马英九先到市场吃一碗大肠面线，好吃，再加一碗肉羹。隔壁是水果摊，水果特别漂亮，没想到，马英九当场叫卖，人们循声望来，发现竟然是前总统，纷纷涌来合影，一个戴斗笠的乡亲使劲挤进人圈，抓住马英九的手，极为认真地说：「太辛苦了。」龙应台接着带马英九踏进比悠玛部落的小学去看木棉树，小学生正在上体育课，突然小鹿似地奔向马英九，不知他说了什么，孩子们笑得前仰后翻。「在部落里行走，沿路都是野鸽子的咕咕声，今日有微微春雨」。
有人在屏东竹田天使花园见到马英九和龙应台身影，花园主人在脸书上说，马前总统很低调，龙老师特别带他来欣赏文心兰；另有网友写道，「第一次与前总统零距离拍照，真是吓死宝宝了，还和他握手呐」。
龙应台也在脸书上讲述了她与他的互动，不过没有写出他的人名。龙应台称，两人都是笃信法治之人，因此工作之时「他不找我，我不找他」，「一起工作三年，不曾在工作之外见过面。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我决定自我『失业』之后，他还在那深院里熬夜打工，不见面，不打电话。公私之分明，真是等到两人都『失业』之后，多年封箱朋友首度相聚，我也首度破戒写他」。
失业部长接待失业总统
龙应台在脸书上说：「我失业了我自由。他失业了他不自由。制度规定，失业后的八年，他到任何地方都不能脱离一大群随扈的保护视线。」虽然体制终究必须尊重，但龙应台还是坚持自己开车，「他坐我的车……今天我是接待一个朋友，不是在接待谁……不行，违反规定。好吧，就做个样子拍张照」。龙应台在脸书写道：失业部长驾车，失业总统坐旁边，别人坐后面大位。
龙应台说：「他知道我刚刚完成书稿，说要下乡来『看一下失业部长的生活』，我说，那就来感受一下我的普罗旺斯吧。不要有媒体，让我们走路去菜市场……」
龙应台完成的书稿，是《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台版：天下杂志出版；港版：天地图书出版）。美君是龙应台的母亲，九十三岁，失智多年。直呼母亲为美君，是要视她为朋友。六十五岁的龙应台，以写给失智母亲应美君的十九封信，穿插纪录战乱和离散的图文，谈生死，谈世代，从家族历史追溯国族命运。二零一七年秋，龙应台起心动念写信给美君，开始在台湾《天下杂志》的「美君」专栏，每月两次，十九封信于二零一八年四月下旬结集出版。用龙应台的话说，「如果不是这一个月两次的『强迫』约会，我可能在那个『历史虚无』的野溪里自我放逐更久，『给美君的信』成为我在怀疑时代里一个人的功课」。龙应台说《天长地久》这本书是她生命课程的延续。这十九封信，是对生命信念的亲身实践，是对上一代的感恩致敬，是对下一代的温柔提醒。《天长地久》是一本向女性致敬的书，对母辈的不舍与疼惜。她提醒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要注意父母亲正在「初老」，从现在开始陪伴父母都来得及。
二月一个早上，龙应台正在思索《天长地久》封面时，香港好友黄效文传了几张照片给她。林边雪地振翅飞起的孤鹤、积雪中回首凝眸的母鹿，一下子融化了她的心。龙应台说，「前者辽阔中有依依追寻，后者荒凉中有无言深情，都是我写这本书的离索心境——既寒冷又温暖，既甜蜜又悲伤，既孤独失落又天地相随；这位探险家慷慨赐予我使用权。选哪一个做封面呢？我爱那母鹿凝眸，我爱那雪鹤苍茫」。最后她选择了丹顶鹤。青黑的森林、雪白的大地，纯淨的翅膀、专注的眼睛，它用力、用心、用此生所有的力量，飞向天长地久。龙应台说，「天长地久」四个字，采自王羲之的字。他的「初月帖」、「丧乱帖」墨迹斑斑，道尽人间情长辞短。
四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台北市中山堂，《天长地久》首场读者见面会，八百听众，上到八十一岁，小至五岁的读者，红衣黑裤的龙应台，先是站在台上与读者分享写这部新书的感悟，整整两小时，而后又持续握笔签书，同样是一百二十分钟。据香港书展主办方透露，龙应台已与香港和大陆读者约定，七月二十二日，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上，她将再度与读者分享。
龙应台的新书是提醒读者两件事：一是，人生里有些事，就是不能蹉跎。生命的课要及早修，及早实践，因为生命如不回头的列车，过站不停。另一提醒就是：上一代人不是电线上的鸟，鸟其实来自电线后面的深林大山，他们的时代被理解了，你的爱才是真实的，有温度的爱。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龙应台宣布辞去台湾文化部长一职，她清空部长办公室，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但是，她无法写作，用她的话说：「只要提笔，一个冰凉的问题就会浮现：文字，还有用吗？」三年的政务折冲，令她失望而灰心，「民主制度要建立十分困难，要摧毁却十分容易，真令人沮丧」，让她在「前线」、「战壕」里看到「一个时代的崩解，价值的溃散」，「台湾这些年来的政治纷争激烈，整个社会相当撕裂」，「我看不到文字和思想在这个大溃散中可以立足在哪里」。
四月十九日，龙应台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时说：「别人都说当官当久了，下来之后很难适应，但我一直有一种信心，我觉得没问题。当官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社会服务而已。从文化部下来之后，我哪儿都没去，就继续留在台北，开始新的生活。第一年忙著搬出官舍，整理房屋，安顿自己的生活。但后来又留了两年，现在回头看觉得是彻底浪费了那两年，我应该早早离开的。台北对我而言，就是一个被国家大事揪心笼罩的工作气泡。我自以为虽然还在那个气泡里，但心里可以创造一个清明的天地。其实做不到。每天看着台湾的政治状况，心里很纠结，但一时还没领悟到问题出在哪里。就在这样的情绪里生活了两年。」
二零一七年八月，龙应台带着爱猫、爱书，移居屏东潮州镇。她原本只是单纯地希望赶快到乡下屏东陪伴年迈的母亲，没想到屏东这片土地，修复了她对大环境沮丧的心。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开始乡居写作，于是有了《天长地久》一书。到了乡下，从她的脸书可以看出她的快乐指数很高。她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看到台湾乡村，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但是在乡村里她感受到一种安静的、稳定的、静水流深的文明。她说：「过去九个月使我心理复甦，是对民主社会信心重建的一个阶段，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观察，是一个重新梳理的过程。」
龙应台说：「当初决定放下一切去乡下的时候，只有一个单纯想法，就是要陪伴母亲人生最后一里路。到了那里，脚踩在泥土上之后，我才慢慢发现，我本来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生在乡下，长在农村，长在渔村的一个人，也没住过眷村，从小讲闽南语。这次搬回去才发现，十八岁离开农村，六十五岁回来，中间经过了四十七年了，为了美君我是真正回到了原乡。」
虽然大半辈子跑遍美国、欧洲、香港、台北，再回到台湾乡下，但龙应台发现她马上和南方的心灵衔接，「好像从来就没离开过」。仿佛一切就是以南方为起点，屏东的小镇成为她另一个和台北「平行」的家。龙应台熟悉南方，以前也常常南下探望母亲，但要从熟悉的台北搬到屏东长住，还是需要下很大决心。她说，过去自己常常在台北和朋友聚会时，内心深处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因为心里知道：这个世界此刻最需要你的人，在南方」。
龙应台用「逗」的方式设法让失智的母亲听见女儿的声音。「请问应美君在不在？」龙应台俯身紧贴着美君的耳朵问，听到她母亲轻轻说「在啊」，龙应台一阵开心：「应美君在不在？在啊，我听到了，真的！」妈妈已经完全无法跟女儿对话，甚至不知道面前的她是谁。龙应台说，「可是当我坐在她身边，身子贴着她，握着她手的时候，她至少会感受到我对她的温暖，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龙应台用轮椅推着母亲上菜市场，在家用可可脂按摩她手臂，她发现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譬如看书时，她就坐在美君身旁紧靠著，让母亲感受她的体温。她每天陪着母亲看日出日落，即使是一句简单对白：「帮你热一杯牛奶，好吗？」就足够让龙应台内心踏实。
龙应台说：「在六十五岁生涯里，有三十多年不在台湾。等回到台湾，又忙于自己的写作、自己的教学、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孩子。最近十五年，我才认识到，所谓永远的诀别，并不是只有死亡才叫永别。这一辈子对我恩情最深最大的人，也就是父母。他们的失智就是诀别的开始。失智是一种慢慢的、逐渐的永别。我发现自己几乎就错过了，对他们感恩致谢的任何机会。」
龙应台说，在「文化部」一千天，「文化部」的「第一里路」只有一次，母亲的「最后一里路」，也只有一次，同属人生中不可错失的饮水思源报答时机。她起心动念给美君写信，透过书写，让她这一辈的同龄读者，或者年轻十岁、二十岁的读者明白，「人生有些事是不能蹉跎的，机会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情人，也许恋过你，可是一旦转身，绝不回头」。许多读者看到她「写给美君的信」，立刻打电话跟自己妈妈问候、回家探望妈妈，或带着妈妈去旅行等，能引起读者如此共鸣令她感到欣慰。
美君的所爱而「天涯与共」的人，即龙应台父亲槐生，一九一九年出生在中国湖南一个山沟沟的农村里。「一个家徒四壁的草房里，二十五岁农妇龙正坤，村里穷秀才的女儿，欣喜万分生了一个健康的儿子，命名槐生」。龙应台在书中写道，「这一年的六月二十八日，巴黎西南大约二十公里处的凡尔赛宫挤满了人。皇宫的一个侧厅里，各国政要和将军们不顾体面，紧张得站到了椅子上，伸长脖子看向隔壁的『镜厅』；从一年前巴黎和约一直吵到此刻的凡尔赛条约，就要在这个厅里签字了……德国的一战赔款，到二零一零年十月三日，才付出最后一笔」。
《凡尔赛和约》，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其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这一条约对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龙应台的父亲出生在这一年，一个普通个体的诞生融入了历史光环。紧接着，龙应台在书中继续写一九一九年，从「凡尔赛」写到「烈士」，写到「荒村」。「列强竟然把德国在中国占领的权力送给了日本。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大批愤怒的学生冲进外交总长曹汝霖的家……」
书中，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五年，一九四四年，一九五零年，二零一七年……一个个重要年份，记载家族历史，追溯国族命运。
在美君七十五岁那年，龙应台带著她回家乡杭州。龙应台在书中写道：「在『浓得化不开』的乡音氛围里，你像午夜白昙花一样打开了。我从没见过你——一辈子端庄矜持的你，那么豪放地饮酒欢笑，也没见过你那么放纵地流露感情；你和一个好看的中年杭州男子说家乡话，他尊敬地看著你，而你回报的是一种纯情的、天真的、女性神魂的浓郁散发。我拿著酒杯坐在一旁，不说话，心中震撼：乡音有怎样一种颠倒乾坤的勾魂魔力啊，勾到你心深处一根以为早已断裂萎缩的弦，使得你一时之间忘记了你的杭州青春时期，和今日的此时此刻，这中间已经物换星移春秋几度。」
龙应台对亚洲周刊说，爱家乡是基本人权，任何人都应该尊重。「我母亲在七十五岁时回到浙江，在大家都讲浙江话的环境中，她完全忘记自己是个离乡五十年的人，连年龄都忘记了。她的世界天地大旋转，顿时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一九八五年，我第一次到湖南，对我最大的震撼是，走在马路上，听到来来去去的路人讲的是和我父亲一样的话，我吓一跳，在台湾用这种口音讲话的只有我的父辈，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制式反应，凡碰见讲这种语音的人，你就要很恭敬地对待，即使对方是一个毛头小子，很好笑。家乡是一个非常深的大树的根，这个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要尊重的。」
龙应台说，生命本身是全方位的，两岸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只是政治关系。她说：「去湖南扫墓时想到，如果父亲的坟不在这里，我会不会这样不辞千里来湖南？我住在伦敦的儿子说，以后妈妈走了，如果台湾没有妈妈的坟，或许以后和台湾的情感联系就断了。但是当有一块石头在那里的时候，很可能就变成兄弟两人约定每年去一次台湾。这种联繫不仅仅是两岸，也可以是伦敦和台北。一九四九年，有二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来到台湾，这些人和大陆有一种文化的历史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和政治关系是可以分开谈的，不需要用政治去窄化了所有的历史跟文化的情感。一个开放的成熟的社会，它的趋向和它的特点应该是更大的包容和开阔。」
她续说：「台湾过去这七十年的成就确实了不起，它从战争的流离失所，从战后经济的破败之中站起来，开创一个华人世界中货真价实的开放型社会，就是了不起。但我现在担心的是，过去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筑在中国这个巨人睡着了半个世纪，它现在突然醒过来站起来，你才发现它是如此巨大，这就是历史现实，台湾要非常有智慧找到新的生存策略。在台湾现有的已经不多的优势里，包容、开放、自由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我们有义务用制度去维护这个社会的包容、开阔和自由。台湾如果连制度本身都破坏了的话，我们将一无所有。」
龙应台在屏东乡间趴趴走，新朋友都是农民。三月二十日她在脸书上讲述农委会颁发的神农奖，造就了新农业的「爱因斯坦俱乐部」，让她移居南方后，「谈笑有神农，来往无白丁」，「满脑子都是莲雾枣子文心兰玫瑰花」，她写道，「种莲雾的黄进文、种枣子的潘志民，谈莲雾枣子时的专注、自豪，和科学家丁肇中朱经武谈物理一个表情。培养万代兰文心兰的陈宏志、培养『米兰爸爸』玫瑰花的杨添得，谈起花来，和林百里童子贤谈电子科技一样的神态」，「神农们一个一个成了我的老师」。她形容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台湾新「农民」，「嘘，政客们啊，小声点吧！台湾最值得维护的美好，在这些人身上」。
问龙应台，离开台北那个令她失望而纠结的政治躁动的「大气泡」，还会努力去改变现状吗？她若有所思：「我并没有下一个结论说，我彻底远离了，不管了。我相信公民不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只是面对现状还不知道怎么办，我在纠结中。作为一个公民，我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应对这个现实的最佳方法。」身在屏东陪伴母亲，龙应台依旧没有「远离」。读她的脸书，依然能感受她内心的「家国情怀」。
龙应台的家国情怀。家与国，在中国人心中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国家、社会、家庭和人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情感可以归纳成为「家国情怀」。重视亲情，心怀天下，行孝尽忠，天下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