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进仁先生已经去世三年了，当年读书时中文系的诸位老先生们都已驾鹤西归。其实论年纪，当年吴先生并不算老，1922年出生到我们1978年入学时不过56岁而已，但因为吴先生所教授的音韵学在我们看来是属于很深奥的古学，加之吴先生古诗不离口，所以我感觉吴先生就算为老先生一辈。
吴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身上永远是一件有些褪色的深蓝色中山装，脸上永远掛着谦和的笑容，只是浓浓的安徽方音使人不是太容易听得明白。除了上课外，吴先生似乎并不多参与系里的其它活动，给人的印象，吴先生终日沉浸于自己的学问之中，与世无争。但吴先生之热爱上课却是非常突出的。在课堂上，吴先生完全地进入忘我的境界，背诵一首古诗，仰起头来，面带微笑，不住地叹“美呀！美呀！”此景此情，常令我不自主地联想起鲁迅三味书屋里那位念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而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的私塾老先生。吴先生先生开过几门课，但对于吴先生的音韵学、文字学这类深奥的课程我是不敢选的，只选过吴先生的唐诗研究。吴先生的课与其他教师的课很不一样，整个课简直就是唐诗吟诵外加唐诗板书课。在吴先生的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古人是怎么吟诵或者说是吟唱诗歌的。今天看来，这本领虽然不能说是如同魏晋时嵇康的“广陵散”般的绝唱，当代著名词学家叶加莹先生也有专门的研究和咏习，但肯定是应该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先生则是当之无愧的传承人之一。后来叶嘉莹先生来中文系访问时，也曾专门请吴先生吟唱过。课堂上，还记得吴先生讲李白《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一反以花喻人的通例，以花衬人，手法高妙；李商隐《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描写唐明皇在宫中的霸道和抢夺儿媳妇的宫闱秘闻，手法刻薄。相对李商隐，则白居易比较厚道，《长恨歌》中只“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就一笔带过。总之，吴先生并不循一般讲作家作品的套路，诸如主题思想、艺术成就之类，而是直接背诵作品，然后稍加点提。我想，这应该就是中国传统的教授法罢。当然，这要求学生要自己去大量阅读，自己去体会，才能真正学成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只凭背几个模式化的干条条了事。
毕业以后虽仍在学校，但由于工作并不在一起，与吴先生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十多年前学校新建教师宿舍，才与吴先生分配到同一个院子里，窗户相对。这时最常见的情景是吃饭时候，吴先生不论天晴与否，右手拄一把老式拐杖雨伞，左手提着一只饭盒低头慢步，往返于学校食堂与住房之间，口中念念有词。路上相遇，停下脚步略一躬腰，称呼一声“吴先生”，吴先生也必然停步，鞠身点头，含笑“呵呵”回应，谦谦君子风。忽然一天，吴先生给我打电话，叫我到他家一下，说有篇文章想让我帮投给《思想战线》，其时我已经离开《思想战线》编辑部多年。我赶紧过去，吴先生很客气地把一份两、三页稿纸的手写稿交给我，题目是“悢悢考”。文章对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一书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的“恨恨”，吴先生认为有误，应该作“悢悢”。包括《世说新语》中的“不能不恨于破甑”一句，应作“不能不悢悢于破甑”。吴先生在若干种古籍中旁征博引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自然是似懂非懂，但能感受到吴先生读书之多之细之精。老先生的确是一个闭门读书的人，经年“述而不作”，或者更准确说是“作而不发”，使我们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后来我把这篇文章送到《思想战线》编辑部，并特意跟主编作了说明，拜托他们给予刊出。过了一段时间文章出来了，我把刊物给吴先生送去，老先生显得非常高兴。
一日在文勋师家，不知怎么就聊到吴先生。听文勋师说起他当年还是学生，而吴先生刚毕业留校当老师那会儿，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颇具文采风流，与后来的老成持重大相迳庭。学生们在青云街的茶馆喝茶聊天，碰到吴先生从茶馆门口经过，常会邀请吴先生进去，而吴先生则最后会为学生买单。文革期间，全校师生下放到弥勒农场进行“斗、批、改”，文勋师和吴进仁先生都属于不得参与的“灰色人员”，编入伙食团。文勋师任“团长”，而吴进仁先生任“采购员”，每日里赶着牛车到弥勒县城买菜。在崎岖的乡间土路上，吴先生赶着悠悠的牛车，吟唱着他的古诗，怡然自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神态至今都还在文勋师的脑海之中。不久前与殷光熹先生谈到准备为吴先生编一本文集的事，殷先生随即也回忆起弥勒农场的往事，除了讲到吴先生有名的“牛车典故”，还讲到有次池塘里一个小孩溺水，吴先生衣服都未及脱，奋不顾身地跳下池塘相救。殷先生很有些感慨，一个平时文文弱弱的书生竟有如此的举动。他又讲到在学校实施分配制度改革，计发课时酬金后不久，他请吴先生去讲课，随后给吴先生酬金，吴先生坚决不要，说请他去讲课已经是他最高兴的事了。
吴先生生于安徽桐城，从六岁进私塾，到十三岁离开，七年里从“四书五经”到《古文辞类纂》，受到很深的旧学熏陶，可以称为地道的“桐城弟子”。虽然后来进了新式学堂芜湖小学，并又逢抗日战争爆发一路南下流亡，先后读了西迁的国立安徽一中（设于湘西吉首，专门招收皖籍流亡学生，称国立第八中学），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云南大学文史系，作为“童子功”的旧学根底始终主导着吴先生的学术兴趣与学术方向。禀承“桐城派”的遗风，围绕文字、音韵的考据之学是吴先生终生之所好。吴先生的遗物别无所长，数十本手抄并作着标注的《韵略易通》《白香山诗韵谱》及各种手稿、讲课稿着实令人惊叹不已！而吴先生的旧体诗作早在读书时就得到刘文典、罗庸、徐嘉瑞等数位大师的高度赞赏。至今看到在吴先生当年呈送诸师的诗作稿上，刘文典先生的评语是：“七律直入唐人之室，英年得此，洵属奇才。”罗庸先生于民国三十四年写的读后记：“统观诸作以五七律为最佳，七古次之，绝句少逊。大抵平时功力，萃于中唐及盛唐诸家，而于汉魏略疏，故成就逮此而止。若能源本诗骚，斟酌汉魏，而折衷于少陵，则左右逢源，惟变所适。诗道衰绝有志者少，甚有望于吾子也。”大师们对吴先生的诗才可谓寄予厚望，然而时移世改，诗道之衰无可挽回了。或许吴先生的这首咏菊诗日后成了自身的写照：“瘦影年年伍草莱，秋风秋雨复相摧。枯枝岂有参天志，傲骨原非用世材。只傍竹篱甘落寞，不逢名士共低徊。休将身价骄杨柳，陶令门前未汝栽。”
吴先生可以称作中国最后一代旧式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是有修养有学问的一代，是值得向他们致敬的一代。他们虽然历经社会变革却依然固守自己的传统，不管屁股下坐的板凳有多冷，自己的学问有多不受世人待见，却始终不以为意，更不会去追逐潮流，争名争利。正所谓“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的，他们外表换过了西服又换到中山装，但内在的精神气质依然是长衫的，他们所固守的其实正是中华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