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凤
序一
杜维明
张凤女士的《哈佛问学录》是因对一批当代旅美学人“所学所思所感所行的关切”，而加以引介论述的文集。这本文集所采的笔法，既非扣紧文本的学术批评，也不是浮光掠影的品题人物，而是通过和每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逐字逐句地阅读有关文献，再加上“寻觅根苗”的思索，让心影渐有雏形才勾勒成篇章的。
自从1982年，学历史出身而偏好文学的张凤和夫婿黄绍光博士迁居剑桥一带以来，她即苦心于笔耕开拓人文天地，并借方块汉字建构自淑淑人的文化事业。张凤选择了一批文史哲工作者为书写和评介的对象，与其说是对海内外媒体特别重视政治和企业人物（不必提明星和歌星）的反应，毋宁说是为自己提供了一吐胸中块垒的园地。我们这批乐观其成的学人对象，为她的热忱、敬业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动，也都感到能和一位有志趣投身人文领域的道友谈天、谈心或通信，不是责任而是欣然的承诺。
多年来因为李欧梵教授，以及现在王德威教授、张凤女士召集主持的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郑培凯教授和我们主持的中国文化研讨会（原《九州学刊》）年会及哈佛儒学研讨会，赵如兰教授和陆惠风教授做东（张凤联络）的剑桥新语，还有张凤创会的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及通过大波士顿区中华文化协会安排召集的艺文小集等，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
《哈佛问学录》生动地刻画了协力使哈佛大学成为“人和”胜境的一批求道者的学思历程。我们不能改变新英格兰的严冬和酷暑，我们虽然希望面向大西洋的美国历史发源地可以成为东亚文明的再生创造契机，但我们有自知之明，真正塑造剑桥话语的是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
不过，如果我们真像张凤描写的那样（她带着深情，怀着厚意，用褒而不贬的热笔替一群在海外为“文化中国”招魂而不知自己魂归何处的智识分子，绘制了一副具体图像），我们的“想象社群”也许在花果飘零之后还有一线“灵根再植”的生机！
杜维明教授：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学研究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首任华裔社长，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序二
王德威
哈佛大学是举世闻名的学术重镇之一，也是美国常春藤八大盟校的龙头老大。
自1636年建校以来，哈佛大学培育无数人才，堪称人文荟萃、精英辈出。近百年来，更有众多华人学者在此传道授业，或研究讲学。他们的所思所见，不仅为这座学府倍添光彩，也为20世纪中美文化交流写下重要篇章。
张凤跟随到哈嬲任核磁共振实验室和贵重仪器中心主任的先生黄绍光博士来到哈佛大学，并在西方汉学研究的宝库——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任职二十五年，借地利人和之便，得以与哈佛文理各科教授时相往还， 而与前来哈佛客座或访问的学者，亦多有求教交流机会。本书各章，即为这些学术因缘的结集。每位学者不止畅叙怛门的专业所长，也兼及个入治学历程的省思。如李欧梵教授谈城市现代性，孙康宜教授谈女性学者与女性研究的互动关系．等等。张凤对各个学派及学者都做了专精的研究，再经各位亲阅授辛又发表，每一篇皆严谨呈现学者的面貌风采，深入浅出，鲜活感人，且极具可读性。
当代人物传记，多偏重玫商两界；所谈所录．亦囿于一时一地的话题。而《哈佛问学录》则以学者为主要写作对象，以学术思想为论介重点。诚如哈佛校徽 'VERITAS'美丽充实所谓，知识的追求、真理的辩证，方是文化建设百年大业的基石。本书现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特为之序。
王德威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首任华裔东亚系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汉德升中国文学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首位华裔董事委员。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太康，曾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李欧梵学生时期，曾先后跟随学术巨擘史华慈等人学习，并曾在台湾大学与同学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
李欧梵自台湾大学毕业后，先后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并执教于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大学，为华裔首位哈佛族裔委员会主席、台湾“中研院”首位中国现代文学院士。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都市文学、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其著述包括《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西文学的徊想》《上海摩登》《狐狸洞话语》《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等。他创立的中国文化工作坊演讲会，迄今仍是哈佛最盛的研讨。
初来波士顿这个文化重镇，绍光就被一些合唱团的朋友请去指挥，在圈子里就听得谈论写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的李欧梵教授和他那声乐家妹妹李美梵的音乐造诣，对这位现代文学专家的才艺之宽阔，很是讶异。1990年“五四”刚过，他应王德威教授之邀，回到哈佛费正清中心来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与传承”大会，我总算得见当年曾与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的他。
当时李教授正被哈佛及加大洛杉矶分校两校拉角，分身乏术。经过两年的迂回，1992年他先回哈佛任客座教授，1994年正式任教哈佛东亚系。
李教授是河南人，长在新竹，1961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70年，即在获哈佛博士前一年，他已在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1970年冬至1972年1月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72年1月至1976年暑假任教普林斯顿大学，1976年至1982年任教印第安纳大学，1982年至1990年任教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三年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至1994年任教加大洛杉矶分校，1994年终于返回母校哈佛任教十年，2004年荣退后客座香港各大学。
李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太康。父亲李永刚（影桦）先生与原籍江苏的母亲周瑗女士，是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的同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念书相恋到结婚，成为佳偶，颇有“五四”的浪漫精神。成婚之时，李永刚先生正任教河南信阳师范，抗日战争也已开始。李教授说：“他们婚礼那天，信阳师范全校师生列席参加，日本人也来凑热闹，派了数十架飞机来‘贺喜’！家父母这一代人由‘五四’的浪漫心态转向抗战的爱国奋斗精神，心情上的变迁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
从李教授父亲珍藏了三十多年后才发表的一本日记《虎口余生录》中，可明了他们一家于1945年3月到6月间在河南山区逃难的来龙去脉，深感这类真实生动的家史之鲜见又可观。
1945年正值抗战尾声，那时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学生流亡在外，他们的父母早已把他们交给老师。李教授的父亲曾任信阳师范的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校长（胜利后），母亲是音乐教员和女生指导员，所以真可说是学生们的父母一般。当时信阳师范校址迁到豫西的师岗，学生大部分是穷乡僻壤的贫民子弟，逃难所接触的大多是农村老百姓。
李教授记得幼年时父亲往往数日不归，住在学校办公室内料理校务，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是这一代教书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望尘莫及的。这是谦辞，其实他尽心教学早已有名。
当时父母全校集合欲逃难前往西安，一家流落虎口。李教授说：“我实难辞其咎，当时刚满六岁，患了严重的伤寒。”他父亲公私两忙，睡眠更少，1945年3月30日他父亲显然面临重大的决定，是该以责任在身率领学校大家庭西行，还是为一己之私而放弃出发？
李教授的母亲以眼泪倾诉，其弟亚梵在师岗病逝，此时母亲极不愿损失欧梵这个孩子，想暂时脱离大队，等他病势稍轻，再设法西去。父亲也不愿丢掉这个孩子，只好忍痛告别学生，仅将行李书籍随同运出。
最后所有藏书丢尽，他父亲身边仅带一本《英文会话文件辞典》和小提琴：“父亲在大学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从一位奥地利教授学指挥，更喜欢读翻译的西洋小说，可算是典型的西化人物，即使在紧要关头，仍不忘他的西方嗜好。”
李教授全家逃到了山区。那个4月，正是他们兄妹过生日的初春季节，不想却赌上了命运。在河南山区，本以为安全，全家躲在牛棚。两岁大的妹妹连吃了五个冷鸡蛋，李教授自己正坐在山坡下的竹林中玩耍，突然山头出现一队黄制服的人，接着就有声音噗噗地响起来，像放炮，似乎是儿戏，事后回忆犹有余悸。
他父亲在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狂风，今晨见天色阴晦昏暗，七时许，开始落着小雨，村里的军队都在岭上布防了，重机枪手雄伟地站在土岗上，凝望着前面。今夜会与敌人遭遇吗？机枪声清越可闻。大炮则二三分钟一发，震动山谷。每一发炮弹，都是‘砰’一声响后，隔三五秒，甚至约十秒，才听到哗啦炮弹落地声，随着是群山的回声呼应，声音的路线历历可寻。彳亍在生死的边缘上，人本能地趋于自求生存的自私，把妻儿们安置一下，就爬上山顶去……”
他父亲与友人，把手枪埋在碎石堆里，把日记本也塞在石头缝里，处置好后屏着呼吸，等待最后的命运。半小时后，不见动静，一切都沉在死寂里。他父亲总觉得所躲的地方不安全，又沿着山沟，爬到巨石堆积的另一山坡，躺到山洞中，在从石缝里取回的日记上潦草地写着：“离开妻儿们已经两三个小时，不知道他们安全否？生命系于一线，随时可断……他们如果遇到不幸，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会傻、会疯，也许会死——死，多么可怕的字。几十声枪响，断续地掠过头顶；一阵寒栗自脊背而下。”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相顾失色。
李教授回顾这段虎口余生时，只有庆幸，并有种天地不仁的罪咎之感：“为什么这几个家人因我而落入虎口，但今天音讯全无生死不知，反而没有我幸运？重读同学陈若曦的《尹县长》，也同样有犯罪的感觉，人世间有幸有不幸，往往幸运的人得以生存，是很多不幸人的生命换来的，我这个幸与不幸的看法近于迷信命运……”
逃避日本人的噩梦，早已被他的下意识压抑下去了。对于继续从河南边境逃入陕西，越过秦岭而至西安的“原始旅程”，记忆反更清晰。也可能是最后一段漫漫长途，使李教授突然从幼年进入“少年”。据他母亲说，在某些地方，他的心理竟然相当“成熟”。当时李教授当然还不能了解父母贫困到变卖订婚戒指的程度，但于世事也有了深切的体会。大概是在安康，全家寄住在父亲的朋友梁冰潜伯伯家，两三家人至少有一个多月不知肉味。有天母亲带他到市场，偷偷买了个牛肉烧饼给他吃——说不定是用典当衣物后的钱。他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后，母亲对他说：“我们李家的孩子最乖，能吃苦不乱闹，所以给你一个烧饼吃，用作奖励。”他听后并不自鸣得意，却突然想哭，“从此之后，在我的脑海里，‘乖孩子’就等于‘能吃苦’，也就是‘懂事’，似乎对于整个人生也看‘乖’了。”
那一段旅程，他家一路上处处靠朋友照顾，至今难忘。他父亲的朋友像他父亲一样义气，又因河南民风淳朴，老农的真挚待客，也与沿途壮丽的山路一样深留记忆。
群山之下常有清溪，李教授的父亲有疾怕湿气，走在山上，他们则沿溪山上山下呼应，非常有趣。他父亲以诗人之笔记道：“遍山青绿，异常鲜丽。春匆匆来，又匆匆飞去。黑暗留在后面，敌人所占据的山地留在后面，前面是光明，是自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身历其境，他犹记得最后从群山中走出来，突然看到生平从未见过的平原，那一片一望无尽、欣欣向荣的自由美景，使他顿时对将来生出一股幸福的憧憬。多年后，他在台大，想把这初望平原的心境，做讨论人生小说的象征主题，可惜当时未能写出来。
一般抗战时期的报道文学，经矫揉造作的文字修饰后，不忍卒读，可以说是浪漫精神的不良影响。他记得威尔逊（Edmund Wilson）论南北战争文学时说：战乱时的作品，往往带煽动性或新闻报道性，有思想深度者极罕见。他颇客观地说：“在真实战乱下写的东西，是不可能夸张做作的，因无时间在文字上下功夫，这种言简意深的作品，反而令人感动！”
战火再起，李教授的父亲考虑举家迁台之时，在一张台湾地图上发现了新竹——好雅的名字，又是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于是全家真的在新竹定居下来。父母亲同在新竹师范任教，也把献身精神带给新竹师生。李教授从小在学生堆里长大，家里来访的学生络绎不绝。他们全家在小城住了八年。
多年前的新竹，到处是风沙脏乱。记得小时候赤着脚，穿过稻田中的小径去上学。放学后，在泥泞中打弹子，阴沟里抓泥鳅，有时也会在屋后的草丛里捕到几只彩色缤纷的蝴蝶；还记得夏日骄阳如炙下的柏油马路，走起来脚底烫得发热，远处冰店传来靡靡之音……
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斗室里，三家人共享厨房，十几家人共“享”公厕，就这样安定了下来。战争的梦魇，逐渐在回忆中消失，新竹遂变成了他真正的家。
“淳朴的生活，成了我的习惯。在这八年里，我不知道生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知道念书。”早晚恶性补习，由竹师附小入新竹中学，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台大，这就是人生的大事。进了中学后，他不再赤足上学。
父亲为他买了一辆脚踏车，他每天骑着车子，穿着土黄色的学生制服，在风沙里疾驰。学校在半山上，每天清晨，当他背着书包骑车上山，总觉得是段漫漫长途，目的地虽遥遥在望，“但我知道，抵达目的地后，我的负担会更吃重，一天的课业压在心上——数学习题、国文作文、英文考试、化学试验，从早到晚，似乎永无喘气的余地。于是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难道这就是生命？”
书本和学校以外的世界，他很少接触，父母也不准接触。但唯一的例外是电影院，这成了他的避难所，看电影也成了他心目中的美事，有时不禁感到奔波于家门和学校间，目的就为了周末可以看电影。周六晚和周日午后是他的黄金时光，一场接一场地看，在漆黑的座椅间，忘记身外一切逆来顺受的难关苦楚，完全陷入银幕上的理想世界。
他可以在黑暗中放胆遨游，把银幕旁幻灯片上的剧情任意渲染，织造出更美丽动人的故事。他得到不少安慰，更发现了西方世界：古希腊的废墟、古罗马的竞技场、中古欧洲的城堡、美国西部的原野……好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散场后，从戏院走出来，他猛然感到小城的窒息，幻想将来要远渡重洋，到西方世界开创自己的天下，将在陌生的国度里，遍尝人生酸甜苦辣，再悄悄回来走进戏院旁的咖啡店，静静回味。夜晚，在万籁俱寂的街上，看完电影，骑着单车，迎着皓月，驰骋在更绮丽浪漫的梦幻中。
李教授从读书以来，兴趣一直在文学。1957年考上台大外文系这个十分热门的系，同届共一百多位同学，原本相当疏离。到1958年5月20日才由陈若曦、陈次云发起“南北社”，他和几个好朋友白先勇、欧阳子等人被邀加入，王文兴、戴天、席慕萱等人后来加入。这个社早期多游乐联谊，桥牌、郊游、座谈，因为都对文艺感兴趣，又写又谈，并在1960年年初白先勇任社长时，正式创立“现代文学杂志社”。刘绍铭、丛甦、王祯和、刘大任、蔡文甫、朱西宁、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李昂、林怀民、七等生、三毛、荆棘、李黎、水晶、奚淞、余光中、叶维廉、杨牧、张错、钟玲、郑恒雄、杜国清、柯庆明等许多现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都曾帮忙写、编、校，尽各种努力。2008年9月20日，由台大和“国家图书馆”主办的“蓦然回首：现代文学”座谈演讲，邀请他和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叶维廉等人畅述那段风风火火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