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5月27日

文/林沛理

　　一直当颁发诺贝尔奖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是个「连载笑话」(extended gag)，每年给我们一个捧腹大笑的机会，自己却一脸严肃、一本正经，十足冷面笑匠。

　　前年，它把奖项给了美国摇滚乐唱作人鲍勃·迪伦（Bob Dylan，港译卜·戴伦），而不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奥茨(Joyce Carol Oates)或者村上春树，把所余无几的公信力都糟蹋在自己「与世隔绝」的文学品味上。这个决定连迪伦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以近乎失踪的方式缺席颁奖礼，不仅表现出一种「摇滚乐式的反权威」(rock and roll irreverence)，更是自知之明。

　　今年这个十八人组成的委员会出的丑更难看、闹的笑话更好笑。一个成员的丈夫涉及性骚扰，坏了委员会颁奖的兴致，所以今年万众期待的诺贝尔文学奖从缺。村上春树定做的礼服又没有机会曝光。

　　圣经训示世人，结婚这个问题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Marriage is something not to take lightly)。 我倒认为，诺贝尔奖，特别是它的文学奖，我们无须太认真看待(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s something not to take seriously)。 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常识，诺贝尔奖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类优胜劣败的竞技场，关于谁人得奖，我们不应抱「愿最佳者胜出」(May the Best Man Win)的美好愿望。只要看一看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的名单，就会发现这是「最佳者往往不会胜出」的游戏。

　　托尔斯泰(Tolstoy)、普鲁斯特(Proust)、乔伊斯(Joyce)、纳波可夫(Nobokov)、奥登(Auden)和博尔赫斯(Borges)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锦上添花，但口口声声要对伟大作家的终生成就给予表扬的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将荣誉颁给这些大师，却是自打嘴巴。近年，评审委员将文学奖先后颁予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又译亚历塞维奇）和迪伦，招招出奇制胜。

　　这也难怪，文学上的最佳本来就说不准，更何况诺贝尔文学奖主办单位瑞典学院不见得真正懂得世界文学。 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创作层面，瑞典文学只是世界文学的旁枝末流。瑞典学院诸公要充当世界文学的终审裁判和品味判官，明明力所不及却要勉为其难，自然会在水深没顶(out of its depth)。 结果，他们经常做出一些既不令人信服又无法自圆其说的决定，世人早已见怪不怪。

　　从管理学角度而言，只有十八个成员的瑞典学院是典型的寡头统治集团(oligarchy)。根据一百年前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契尔斯(Robert Michels)提出的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组织领导人产生的方法越不民主，决定权落在越少数人的手中，最后所作的决定便会距离群众越远。以前年「出其不意」地颁奖给迪伦为例，迪伦在西方流行音乐的经典地位早有定论；但将流行曲词的艺术价值与诗和小说等量齐观，已经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而是为文学重新划界和定义。

　　评审委员作出此类令人诧异甚至震惊的决定，想必从中得到一种「扮演上帝」(playing God)的快感和无可比拟的心理满足。可是，正如王尔德反问那些想他活得痛苦的人：「我为何要给你满足(Why should I give you the satisf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