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7年5月28日

文/章海陵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最近由湖南台首播，观众以巨大热情追看，媲美曾广受欢迎、达到万人空巷盛况的电视剧《新星》。但有一个重要区别不能不提：当年是八十年代，中国电视网的覆盖仅及大中城巿，尚未抵达小城镇、农村和边远山区。而今，高科技互联网无远弗届，只要拥有一部智能型手机，全国范围民众就可全天候观看剧集，不受任何时间地点限制。

　　《人民的名义》和《新星》共同享有的高收视率更值得评说。两剧都不是科幻戏，不是警匪戏，不是爱情戏，而是政治戏，剧中还不乏开会场面、口水仗对白，但观众对这些讨嫌的“票房毒药”不以为意，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可见中国平时反映政治现实的影视作品太少，“物以稀为贵”成推高收视率的原因之一。

　　当年千家万户追看《新星》，今天全国百姓热捧《人民的名义》，也说明中国观众对政治前景、对改革事业绝无冷感，并寄希望于体制内杰出人物。中国梦不如说是领袖梦、清官梦。你看，《新》剧讲述主人公李向南关心人民生活，反对官僚主义，批判特权思想，向往并执着于政治改革，而更重要的是在百姓心目中，他是新来的年轻县委书记。《人》剧则细说当下中国的权贵势力和利益集团大肆贪腐及鱼肉民众，正义勇敢的侯亮平以人民的名义跟他们展开殊死搏斗。群众对他抱有信心，因为他是来自中央的反贪局长。

　　相映成趣的是，李向南冲决官僚主义与特权网时，被视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而侯亮平则干脆有一个贯穿全剧的绰号“猴子”。在中国语境中，孙悟空和猴子向来是不安份的改革先锋、破旧立新的呼唤者与行动者，是正面主人公。李向南和侯亮平无疑具有这些性格特征，但他们绝不是梁山好汉，而是中国体制内正儿八经的公务员。是他们的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赢得了观众的尊敬和喜爱。

　　在政坛和官场，总有一些人与侯亮平及李向南互相仇视，彼此痛恨，形成天敌关系。这些人是权贵代表、黑恶势力及劣质官员，他们有一种财富被剥夺、尊严被冒犯、理想被湮灭的深重屈辱，为复仇运集了无穷动力。如果说《新星》中官场阴谋家对待李向南还限于无中生有地向上级告状，诬蔑他为文革造反派，力求从政治上将他斗垮弄臭，那么在《人民的名义》中，权贵贪腐势力对付反贪局长侯亮平已不再是设局陷害，而是高价聘请狙击手对他实施肉体消灭，使出的手段比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更果断、更凶残。侯的同窗、前任反贪局长陈海就被他们制造车祸残害为植物人。陈海与侯亮平等正义人物与贪腐权贵的较量究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

　　在两部剧集中，侯亮平和李向南都是“阳光男儿”，但远非借风得风、求雨有雨、万事顺遂的幸运儿。尤其是李向南，在八十年代初的时代氛围里干部子弟并不“得宠”，即使官拜县委书记，也饱受各种攻击。而他们只不过不甘平庸，更有性格与担当而已。在有些人眼中，他们不可饶赦的唯一“罪错”就是所谓的嚣张跋扈，其实是极其可贵的嫉恶如仇与洁身自爱。

　　但相比李向南，侯亮平的内心世界尚嫌单薄，或者说少了一个“精神导师”。李向南的“精神导师”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小辈、女知青林虹。早年，高一学生李向南当过初一学生林虹的少先队辅导员，李对林更曾有过蒙眬的初恋幻想，但文革令他们中断联系。二人重逢时，李向南已是新任县委书记，而农村教师林虹因离婚等挫折而陷入绝望，意志消沉。好以人为师的性格使然，李向南勉励林虹振作精神，不要因文革浩劫的蹂躏而消沉。流行政治套话中的“蹂躏”二字本无深意，但勾起林虹于内蒙军垦农场曾遭强暴的惨痛回忆，“你知道吗？蹂躏，狭义的蹂躏，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具有什么含义吗”？而早年曾对她疼惜有加、一往情深的李向南，在最需要的时候又在哪儿？一时间，李向南痛苦耻辱得无言以对。

　　至于侯亮平形象的深得人心，很大程度得益于《人》剧开场的“抄家戏”。侯亮平带领属下捉拿贪腐处长赵德汉，从其秘密住处搜出二亿多人民币（折合约两千九百万美元）。对于从贪污犯家中搜出数亿元赃款、烧毁多台点钞机，观众已不好奇，媒体早已有此类报道，但新闻由剧情与画面呈现，还是大大震撼了观众神经。人们难忘文革后落网的贪污犯王守信，因小金库存有五十万元人民币而被判处死刑。从五十万到二亿余，这是什么样的泥云之别！在《人民的名义》接下来的剧情中，权贵集团涉及的贪腐数额更是达到了天文数字！

　　面对天文数字般的贪腐数额，观众的瞬时心情不是愤慨也不是震惊，而是沮丧，继而深思：这种令人恐怖的贪腐飞跃是何时发生与完成的？过去对于不肖子弟不听劝导、胡作非为或投奔黑道，北京老一辈人会发出短叹“贼养大了”，以示无奈。其实，中国学者也早已发出过警示，而且就在《新星》剧集仍受热议的一九八八年。这一年，由中国双重体制、双重价格产生的差额高达三千五百九十六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全都通过权钱交易转入了寻租者的腰包。“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九十年代制度性腐败的主要根源”（详见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九八八年尚且如此，在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三大、转眼又成第二大经济体的年代，达到天文数字的人民财富悄悄进入权贵者及利益集团的腰包，又有什么可讶异的呢？

　　《人民的名义》分明比《新星》“幸运”，因为观众在追看同时还可以“说三道四”发表观感，参与网上、微信和微博上的讨论。在纷至沓来的“歧见”中，剧中人的精神世界与性格内涵继续得到深化与升华。

　　有观众表示不喜欢侯亮平“风风火火”的鲁莽，就像当年有人不欣赏李向南“冲锋陷阵”的勇猛。有观众声称作恶多端、吞枪自杀的涉黑公安厅长祁同伟也值得同情，因为他被命运残酷捉弄在先，但也有人认为，他多年践踏价值与人性的底线，落得可悲下场应属咎由自取。山水集团的知性女老总高小琴则令更多观众和网友感到困惑，她拥有令人倾倒的美貌、谈吐和才艺，也具有催人泪下、凄凉悲惨的身世，但她又被权贵贪腐势力培养成枢纽人物和女主人。

　　大量学童热衷观剧

　　目不转睛追看《人民的名义》的观众中还有大量学童，这现象也值得一说。文艺是时代与社会的镜子，如果说成年人热衷观剧，是因为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像，那么学童又何尝不是这样？该剧中有关学童生活的戏份恰恰也不少。比如，剧中男童参加足球队须经现金贿赂，而同学之间抄作业、教功课也成了有偿服务，俨然生意往来。教导主任当着淘气孩子的面，训斥孙子般地严厉指责家长管教不力，而一旦得知对方是反贪局首长，立即胁肩谄笑展露媚眼。在场的学童受到怎样的震撼教育，可想而知！

　　播映《人民的名义》，在不少观众看来，还彰显了一种别有深意的蹉跎教训。中国审查政治或反贪题材的影视作品向来严苛，此前同类剧集在影视巿场上已沉寂十年，距《新星》的时间跨度也达三十多年，众多编剧与投资者已养成了谨慎与自律，其实是一种中国式集体郁闷。好在《人民的名义》制作方得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指示”后才开始行动，但即使如此也胆颤心惊，唯恐前功尽弃，没想到审查仅十天就获通过，被删减也不多。可以说，《人民的名义》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是遵命之作和圆满交货，而不是意外惊喜，更不是漏网之鱼，但不是创作人员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