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

文/邵燕祥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或最美的”，文学批评也“哇哇”声地附和，其代价顶多是青少年不知诗为何物，好诗为何物、评诗为何物，也不知毛泽东诗词中那些上品到底好在哪里而已。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一旦认为自己的主张无一不是正确的……

　　归根到底只有个权力标准

　　“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同，《毛泽东选集》页八二五），这是个普遍性的命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中国，有所谓“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在俄罗斯，普希金难免对自己刚脱稿的作品赞道：“普希金，这个狗娘养的……”，熟悉世界文坛掌故的朋友一定还能讲出许多这样的例子。

　　据说中国人性格比较内向，尽管沾沾自喜，但公开自卖自夸的较少，但是从文学史上看，对于同时代人或朋辈的溢美之辞，站出来谢绝的倒也不多。人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文学批评，我不同意；批评是有的，但准确的中肯的批评则往往要索之于后世，也就是同被批评的作家没有血统与门墙瓜葛的批评家们。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科学要求客观，排除感情的和其他社会功利因素的干扰。巴基斯坦的习俗，不为健在的人立传，大概也是有鉴于此的聪明。

　　“文学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可以理解，是一种常态；然而如果一个批评家认为一个作家的一切作品都是美的，字字珠玑，就不正常，也不可信了。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诗词，未见公开表示过自我评价。但是我们看过的几乎所有评论都以为毛泽东诗词是美的，美得不得了，却未必都是由衷之言。《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采桑子·重阳》、《忆秦娥·娄山关》，无疑是上乘之作，即使只有这么几首，毛泽东在当代诗史上也自有其地位。但是，什么“分田分地真忙”，什么“到处莺歌燕舞”，更不用说什么“不许放屁”，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一律加以揄扬，反使人怀疑对优秀篇什的肯定并也并不那么真诚了。因为是毛泽东的作品，就“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过份”，这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却不是文学批评。

　　毛泽东日理万机，对于文学大概除了抓反倾斗争以外无暇顾及具体的作品和批评，但时有关他的诗词的评论，不会全都不曾过目。有明察秋毫之誉的毛泽东对于其中某些过火的吹捧，不说“甘之如饴”，也是默认心许，这是种一个特殊的角度印证了“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之论。

　　文艺家如此，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说“政治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呢？只要看看过去若干年多少人曾因“反毛泽东思想”蒙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对毛泽东的著作有任何实质性的批评，这不过是一种防范性的措施——可见除了随声说好以外的确很难多说什么话。

　　回到文艺批评上来，“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归根到底就只有一个权力标准。”

　　文学与政治相比，政治才是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于国计民生的。曹丕谓文学是“经国至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是随口说说，不必当真。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德或最美的”文学批评也“哇哇”声地附和，其代价顶多是青少年不知诗为何物，好诗为何物、诗评为何物，也不知毛泽东诗词中那些上品到底好在哪里而已。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一旦以为自己的主张无一不是正确的，并且以打击“反毛泽东思想”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实行专政的措施，灾难性的后果就是严重的了。

　　战国邹忌的妻妾和门客人，都说他比城北徐公漂亮，他见到徐公本人，“熟视之，自以为不如”，于是觉悟：“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文学批评方面也是一样，要同邹忌的妻妾门客“划清界限”，无所私，无所畏，无所求于人，才能真正科学的、客观的、公正的批评，这是远远不限于有关毛泽东诗词的评论的。

　　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

　　“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毛泽东选集》，页八二九）

　　这句话，已经烂熟于胸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斗争的发动者们运用这句话，是出于“斗争的需要”；像我这样经常处于被斗争地位者，不得不常常学习、领会、引用这句话，则是出于“被斗争的需要”，因为它可以论证你属于“站在敌人的立场上”的敌我矛盾的性质，便于“认罪”也。

　　这句话是在批判“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一段话里说的。总之，在“对于人民的缺点”进行“批评”时，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杂文的写法”没做到“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以至没有“废除讽刺的乱用”等等，都属于“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换言之，即成了敌人。许多杂文作者，从徐懋庸到邓拓，就是这样陷于万劫不复之地的。 

　　大抵在文革之前，我读这句话，只要是联檕批评性、讽刺性的文章和文学作品的实际的，并且主要是为了坐实我“有罪”，也只是为了做实我“有罪”罢了。至于“罪”，在“讽刺的乱用”，而运用讽刺之乱与不乱的界限在哪里；“罪”在“杂文的写法”没有做到“和对待敌人的完全两样”，而所谓批评人民的缺点的杂文和对于敌人的杂文在“写法”上究竟怎样区别，对不起，没有功夫也没有精力深究了。

　　等到文革深入以后，眼界和思路渐开，在重温“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这句名言时，不免就想，刘少奇不是同志吗？彭德怀不是同志吗？贺龙不是同志吗？……把他们当作敌人来对待，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去了呢？

　　久久地苦思不得其解，有一天，不知怎地豁然开朗，有了结果，很简单：只要把想要打倒的人（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也能，别的什么人也能）先“搞”成敌人，那么，把他们“当作敌人来对待”，自然百分之百地顺理成章地是站在唯一正确的革命立场上了。

　　在当时，这似乎是易如反掌的事，一呼百应，手到擒来。

　　但这确实杂文和杂文作者办不到的。这里面没有杂文的功劳。

　　（作者是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