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前哨月刊》2015年2月

文/周义澄

1997年，左起俞吾金、周义澄、吴晓明在纽约合影

　　出身新闻系的我，现在常常对重大新闻表现迟钝。俞吾金去世的消息，还是友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急忙上网寻找消息，不胜唏嘘。复旦大学官方网站的正式讣告提到俞吾金有十个头衔：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哲学家、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主要媒体及其网站都报道了俞吾金去世的消息，不过大都注目于他是1993年轰动全国的“狮城舌战”复旦大学辩论队总教头，特别提到当时辩论队的顾问，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其实这不过是俞吾金一生中让他出名的一朵小浪花，幷非其学术生涯的主题。《文汇报》和《新民晚报》，倒是大幅报道了这位著名哲学家的学业造就。想当初我们在复旦一起度过十年光景，曾经互相视为兄弟。后来他功成名就，我来到国外，慢慢疏远，失却联系。这几天密集地阅读了关于吾金的各种报道，介绍，生前的访谈，以及他六十岁时候写的自传。连串的往事，不禁从记忆中汹涌翻滚而来。

　　十年友情

　　一九七八年作为文革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重返复旦大学，不过没有回新闻系娘家，而是来到了哲学系。由于参与民办《大学生》杂志事务，担任编委，于是结识了作为主编的哲学系本科生、四五运动英雄景晓东；又因为那时我每周两节旁听系里樊莘森老师给本科生上的颇为精彩的美学课，在课堂上遇到了1977年入学的俞吾金，还有吴晓明、安延明等小朋友。研究生与本科生虽然属于两个层面，但是也常有交流，且吾金仅小我两岁，大家谈得拢，合得来，日而久之，称兄道弟。

　　一开始我连得吾金是姓“余”还是姓“俞”都没有搞清，曾经开玩笑问过他同余立金是什么关系（文革中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构成了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第一次读到吾金的文章是处理《大学生》的稿件时，杂志第二期刊有他的一篇短文，题目是“牡丹夜话”。说的是某主人窗台上有两盆牡丹，一盆是来自山东菏泽的真花，一盆是塑料厂出品的假花。夜深人静之际两盆牡丹发生争执，互不服气。真花批评假花没有香味，没有灵魂，没有性格；塑料花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要水分、不要肥料、不要空气，更加受人欢迎。就在两花争论不休的时候，一阵狂风大作，花盆都被刮倒掉在地，此时主人闻声而出，一看真花花瓣散落，奄奄一息，塑料花毫无损伤，依然挺立，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还是假的好”。短文透露出的正气与灵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吾金家在上海市区，是一所弄堂房子。有一次我去他家拜访，正好遇见俞吾金在测验年幼女儿的英文：爸爸问：“大象”，女儿迅速回答：“elephant ”。他对女儿教育之抓紧，可见一斑。

　　“六君子”与“三人行”

　　一九八三年六月, 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其他几个单位在广西桂林举办了“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讨论会。复旦哲学系的六名博士、硕士研究生(硕士生是安延民、吴晓明和俞吾金、博士生是谢遐龄、陈奎德和我)在会上作了“关于认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联合发言，提出要重视现代认知科学的新成就，包括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要重视当代自然科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以及真理的多元性等等。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学校之后不久，党委就要我们谈认识，作检讨。此年10月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校内风声鹤唳，传言桂林会议事件已被列为上海清除污染的重点。还说这些研究生可能无法毕业；而我当时已经是教师身份（同时是在职博士研究生），处分时一般会罪加一等。检讨会上我的发言大约有一个小时，同去桂林的李河兄弟讽刺我说，老周是在作赫鲁晓夫的报告。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盛善珠见面对我说，周义澄同志（盛老师历来这样一本正经地称呼我），你这个哪像是检讨啊！后来全国“清污”形势大逆转，对我们的处理不了了之。

　　桂林会议事件的起因据说是与会的北京某教授向邓办（究竟是邓力群办公室还是邓小平办公室一直没搞清楚）密报了复旦大学几位研究生的出格言论。吾金在有些访谈中点了这位教授的名字，实际上此教授是否密报查无实据，也无从查起。在1984年8月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龚育之专门向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桂林会议的筹备者李继宗老师详细了解了会议的整个过程。1986年12月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上，许良英先生重提往事，向我询问有关细节，他对“老师出卖学生”特别气愤。

　　这就是“桂林会议事件”，我不知道后来怎么被称为“六君子事件”的。也许中国历史上“六君子”的说法比较有名吧。从九百多年前北宋年间的“矫矫六君子”开始，“六君子”几乎成了反对权贵，遭受迫害的正义之士的代名词（当然也有另类的“筹安会六君子”）。这几天的阅读使我刚刚发现，将桂林会议事件说成“六君子事件”的是俞吾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和自传中都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时隔多年，俞吾金之所以将“六君子事件”置于台面，幷非为自己脸上贴金，而是为了给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以公正的说法，这一点是做得很对的。同时我又感到，“六君子事件”的说法不太确切。因为第一，这样的说法漏掉了造成这一事件的重要推手人物，就是上面提到的时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兼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的李继宗老师。桂林会议本来是自然辩证法学术界的一个会议，复旦哲学系是主要发起、筹备单位，李继宗老师是主其事者。没有李老师的张罗，复旦哲学系不可能去那么一批人，俞吾金、吴晓明、安延明与自然辩证法专业也本无关系；没有李老师从中组织调度，让我们六个人分头合作起草，这个发言提纲也不可能产生。李继宗老师学养深厚，敢于创新，又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对我们这几个研究生的成长影响深远。不过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估计李老师很可能会被视为幕后“黑手”，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模式，“黑手”必定是主要打击对象。所以在最困难时期，大家心照不宣，尽量淡化李老师的作用，把这一事件描绘成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的自说自话。第二，桂林会议的与会者还有前面提及的同为复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的李河以及女生杨晓梅，严格说来是“七君子”加上“一淑女”。他们两人当然完全赞同我们“提纲”的基本观点，只是后来事情闹大了，我们榜上有名的六个人就尽量不把他们俩牵扯进来，以保住这两位小朋友的清白之身。

　　关于“六君子事件”，吾金还有一说也有误。他说“按照当时的舆论，我们六个人毕业后都不可能留在复旦了”，后来又说“学校领导对我们的看法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认为这些人人才难得，只要我们愿意，全部都可以留在复旦做教师，当时我们都很兴奋”。其实我在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已经留校担任教师了，哲学系首届硕士研究生总共有十名，不知什么原因，毕业留校任教的仅我一人，那时我也幷没有很兴奋。在同去桂林的列车上，小兄弟们坐的都是靠背座位，我买的则是卧铺票——这是规定的大学教师得以报销的出差待遇。当然，我的卧铺主要是给同行的小女生用的。桂林会议事件即“六君子事件”发生之后，我的朋友和家人曾经有过额外的担忧——因为对教师的处分比起对学生的处分通常会更加严重。

　　好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原复旦党委书记夏征农历来开明，主管此事的党委办公室主任盛善珠女士菩萨心肠，哲学系领导也息事宁人，当然主要是后来全国政治大天气多云转晴，“六君子”才逃过一劫。值得一提的是，一天深夜，我的好朋友新闻系学长(1967届)阿毛——刚刚开完市委会议的时任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委员的龚学平（龚学平后来官至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人大主任，我与他再无往来——那是后话）讲义气，深夜来我家通风报信，告知我不会有什么大事情了，让我放心；我迅速通报兄弟们，让大家吃了定心丸。阿毛告诉我，夏老在市委会议上说桂林会议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学术探讨的问题，是认识问题，还特别指出，我们这六个人中有的还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很好的共产党员。具体指谁阿毛也不清楚，我猜想肯定是指俞吾金，他当时好像还是党支部书记。平心而论，俞吾金的存在，为我们六人度过难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没有这个因素，事情的结局是否会那么平稳也就很难说了。

　　此后我们六人乘势在《文汇报》发表了以桂林会议的提纲为基础的鼓吹哲学改革的联名文章（文章的署名方式由本人设计，与报社的联络也由我负责），1985年第2期《复旦学报》发表了六人署名的《略论哲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期间一个比较大的团体活动就是俞吾金在接受采访和自传中多次提到的，1984年底由哲学系十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起的轰动校园的关于“哲学研究改革”的系列讲座。我演讲的题目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苏联当代哲学对人的研究”。“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是当时内部放映的一个苏联电影的名称。我熟识的《文汇报》名记者郑重几乎每会必到，还在报上发表了关于系列讲座的长篇报道。俞吾金提到，这一段时间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由三个人（周义澄、吴晓明和俞吾金）发表的文章。这是因为大约1984年底至1985年初，小安毕业后去了北京，吾金、晓明留校任教，我们三人成了同事，形成了更小的圈子，经常聚在一起激扬文字，每每确定主题和提纲之后，由一人执笔，最后以三人联合署名的方式发表文章，一般是执笔者名字列在首位。当时《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金维新鼎力支持，我们在《解放日报》理论版上连续发表了多篇“三人行”文章。不久前我在网上还看到了1985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的《解放日报》发表的由我执笔的三人文章《学术论战应当遵守对等规则》。文章提出要让“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口号变为学术界的事实,就要遵守学术论战的“对等规则”,包括论战双方在地位、手段上的对等。没有一种学说或学派享有先定的优越地位，只能从理论本身的真理性、逻辑的完美性同其他学说比较竞争,不能借助非学术的力量来建立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在非马克思主义面前也要用平等的讨论来发展自己，不能允许某些人以真理“裁决者”自居；论战双方都应当被允许采用同样方式批判与反批判,不能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可惜的是，现在很难找到当时发表的全部文稿了。

　　“破格晋升副教授”

　　俞吾金的自传和接受采访时还专门提到了“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事情。事情发生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俞吾金说那时除了到北京去的安延明外，“我们五个人都符合从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申请资格”；又说“我们五个人中至少有三个可以同时获得破格晋升的机会”。说实话，我们几个当时心中曾经狂妄地认为，就纯学术水平而言，当教授都有资格，不用说副教授了。就本人而言，论教学，我从1981年留校任教以来已有五年教龄，为理科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两门课：“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论文写作”，每周上课四至六节，在我们这批候选者中，没有人的教龄比我长，教学时间比我多，开设的课比我多，有些人连得一门课都没有开过；论研究，除了发表一批论文外，我已经出版了一部译着《创造心理学概论》（198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专著《科学创造与直觉》（硕士论文的延伸，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部专著，即我的博士论文《自然理论与现时代》也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确定出版，出版社还为此出具了证明函件（此书在1988年出版）。况且这些都不是一般的哲学散论随笔文集。加上我在1986年4月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后来才开始读博士；再有，我在1986年3月就被聘为讲师，升副教授顺理成章，根本不存在“破格”一说（俞吾金说我们这批人都是“破格”有误）。当然我也清楚，谢遐龄、陈奎德两人虽然留校时间太短，但比我早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尤其是谢遐龄，1962年入学清华大学电机系，比我这个1963年入学复旦新闻系的要早一年，虽然大学毕业实际上都在1968年，他还是高我一届。如果谢遐龄占先，从论资排辈的角度我也没有话说。当然我知道人际关系是自己的弱项，尤其是跟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基本没有交集。后来的结果是我们三个博士一个都没有轮上，仅仅俞吾金一个人“破格晋升”。俞吾金说他“在系学术委员会中的得票数最高”，为了保他晋升，哲学系的全系正、副教授向校长谢希德“公车上书”——对这些生动故事，我当时一无所知，只觉心中有些纳闷，但碍于自家兄弟的面子，大家把意见放在肚里，没有任何公开争执。不过从此以后，“六君子”，“三人行”都不复存在，这可能也正是某些校系领导所期待的场景。我深爱生活了十多年的，度过了大学、研究生、教师生涯的复旦校园，但是对这个学校官僚系统的离心力也从此开始出现。

　　废弃精神高压锅

　　俞吾金治学，可以说是“因循而不守旧，离经决非叛道”，这可能是比较适合在中国土地上发展的学术风格。在这里，保守者没有出息，出格者没有出路。性格温和顺从但思想聪敏创新者，常常会使得领导满意，群众欢迎。

　　一九九七年夏天，俞吾金、吴晓明同时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晓明为期一年，吾金半年，在纽约我家小住，那时我已经基本上离开学术圈子，看到兄弟们努力长进，学业有成，也心生宽慰。一天我开车送他们到市区，一起游览中央公园，漫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感慨系之。

　　二〇一三年秋天回上海探望老母亲期间，新闻系大学同窗李良荣、施天权夫妇在复旦大学复宣楼宴请，晓明也来了，饭后天权陪同参观校园，路经光华楼哲学学院，看到挂有“俞吾金“牌子的大办公室，询问多人，可惜没有见到吾金。

　　没有料想到， 噩耗总是比好消息来得快，吾金英年早逝。我托晓明兄弟送上一个花圈。

　　我不知道吾金的病状历史，只是似乎看见在一长串耀眼头衔背后的无形的精神高压。

　　一篇记者采访这样说：“俞吾金坦承，他晋升为教授后，给自己下了一个‘绝对命令’：每当你提起笔来想写什么时，都必须先问问自己，你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提供了前人和同时代人没有提供过的新东西了吗？如果没有，那就把笔放下来，否则，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甚至是文字垃圾。”

　　新闻记者的本意是试图给人们描绘出一个大学者的严谨风貌，可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不难知道，俞吾金给自己提出的“绝对命令”是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阅尽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全部著述是提笔写作的前提——这是一个全称命题。就“前人”而言，在几千年有文字的历史里有多少“前人”就某一学科（且不说学科分类上的变化）以不同文字写作的文献？就“同时代人”而言，地球上一百多个国家，几十亿人口，在某一学科中有多少数量使用不同语言的论著？假设大师懂得20语言，会使用30种文字，也不可能穷尽全部语种；再假设大师会熟练使用世界上全部语言文字种类，也不可能即时（不同国度之间还有长短不一的时差）获得全部文献；再假设大师可以即时地获得全部文献，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全部阅读。既然这个前提不可能达到，后面对自己的要求也就不可能做到；硬要去做，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把自己置于一个精神的高压锅内时刻煎熬。吾金不会自欺，也不欺人，他是自压。设想一下，俞吾金当上教授以后发表了多少文章，每次在书桌上都要重复一遍实际上做不到的“绝对命令”，会多累多累呀！

　　如果我早几年知道吾金的“绝对命令”，我一定会对他提出劝告。现在为时已晚。可惜。

　　农夫靠着锄头在田野上观看高粱玉米之美多好，实在不一定要去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群山小”的宏伟。还望母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们在一个大气压的正常环境下生活。

　　吾金安息！

　　关于“俞吾金最后政治遗言”

　　此文写成后几天，看到了被称为“加拿大华裔‘第一名嘴’、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人”丁果的文章“哲学家俞吾金最后遗言”。文章一开始的提要称：“俞吾金说，由于中国的传统和国情，西方的民主未必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必由之路，但必须建立现代制度；贪婪和私欲消磨西方的文化和精神遗产。”细看文章内被丁果视为俞吾金的政治遗言，原话如此：“西方社会也出现了很大的疾病，贪婪和私欲也在消磨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证；尽管民主制度是人类相对比较好的社会制度，但是，因着中国的传统和国情特色，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未必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但是，中国必须要建立现代制度，不能再幻想出现好皇帝的人治时代，只有把握今天，才能理解历史。”这段话拐了好几个弯，不太容易读懂。但是几个要点还算清楚。

　　第一，“西方社会也出现了很大的疾病，贪婪和私欲也在消磨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逻辑上应该是说非西方社会（包括东方社会）先出现很大疾病，然后西方社会“也”出现了很大的疾病；贪婪和私欲先消磨了非西方社会（包括东方社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现时“也在”消磨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第二，“民主制度是人类相对比较好的社会制度”，这句话说得比较明确；第三，“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未必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未必是必——这句话语义重复，似乎不像出自用词严谨的俞吾金之口；更使人纳闷的是，在现代中国民主运动中，究竟谁主张过“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实在不得而知。第四，中国必须要建立现代制度——现代制度是否就是前面被吾金称之为“人类相对比较好的社会制度”民主制度？人们看得出丁果先生的文章提要对俞吾金的原话有带侧重的取舍，但是没有依据怀疑其独家纪录。只是斯人刚逝，却已经难以辨认其政治遗言之真意，岂不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