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月》2015年8月

文/严家炎

　　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大前提下才来争取个人事业的发展。金庸先生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

　　一九九一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见过面。

　　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一九九二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他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先生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他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以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的辞职……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并将它们送给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让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

　　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北大法律系教授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萧蔚云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的冯其庸，都出席了这次隆重的仪式。我在仪式上为金庸小说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这篇贺辞稍后发表在《明报月刊》上。金庸先生对此特意表示了感谢。

　　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

　　这之后，我们又在北大、大理、海宁、台北、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华山论剑的活动中多次见面。还一起畅游了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我每次去香港，大概也会与金庸先生见面，地点或是在他家中，或是在嘉华国际中心他的办公室，或是直接在太古广场的夏宫餐馆。在我记忆中，嘉华国际中心办公室曾去过多次，连他陈列在那里的书籍也都相当熟悉。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庸先生办公桌上有一副非常特别的木质斜面写字枱板。我曾向他请教，这副写字枱板有何用处？金庸先生相当得意地让我猜。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写字枱板有个可调节的斜面，就能让写字者保持脊椎骨挺直，不致书写时弓腰曲背。我坐到椅子上用斜面枱板试写了几下，果然感到身姿轻松、舒服多了。于是，金庸先生就提议要把这副写字枱板送给我。我当然表示不能接受，因为他确实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使用不多，而且让人再做一副也很容易。这样，我只能向他致以诚挚感谢并接受他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和情意。

　　金庸先生办《明报》是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为方针。他写新武侠小说塑造的是郭靖和乔峰一类“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金庸先生一向非常关心香港的前途，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大前提下才来争取个人事业的发展。金庸先生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