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12月

文/赵丽宏

　　巴金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强调要说真话。“说真话”应当是做人的底线，但是对中国作家来说，在那个时代要说真话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写书的人。

　　小时候读过很多书，有些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童年刚开始看书时，不注意也不留心作者，只有喜欢的书才会回过头来看这本书是谁写的或者是谁翻译的。大概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读到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深深地被吸引，被感动，故事传达的是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高贵的感情，用如此优美的文字和奇特的方式表达出来。《快乐王子》也许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那种高贵的爱，有永恒的生命力，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再大，《快乐王子》传达的同情和博爱，不会随之改变。我记住了这本书，也记住了这个作家，以后便想方设法找王尔德的书来读。而且当时一个孩子要找王尔德的书，有点困难，一直到上了中学，才找到了一部分，有小说，也有戏剧。但是读这本书我还认识了另外一个作家，这本书的翻译者——巴金。巴金年轻的时候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文字非常优美。我第一次认识巴金不是读他的《家》、《春》、《秋》，而是读他翻译的《快乐王子》。我小时候读书的习惯，看到好的文章、好的书就记住作家的名字，然后去找他的书，这是我拓宽阅读面非常重要得的一个渠道，而且这个渠道是不会把人引入歧途的。我陆续找到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憩园》、《寒夜》，还有他二三十年代写的散文，解放以后写的散文，我小时候都读过。说心里话，幼时读巴金的书觉得很有点压抑，他的小说，大多是写知识分子在黑暗的时代追求理想，追求幸福，最后却都是头破血流的失败结局。这对一个在新中国出生的孩子来说太沉重、太压抑了。但我读巴金的书，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他的故事、他的叙述中，我感觉到他对人世充满了善意，尽管他常常是在苦恼之中。

        我第一次看到了巴金

　　我第一次看到巴金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上海开一场批判大会，批判上海文艺界所有的“黑线人物”，被批判者中，巴金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没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批判会，但是我看到了这场批判会的电视实况转播。那时候电视是不普及的，一般人家里没有，看电视都是要到父母的单位里去看，我是在隔壁一家单位看的。这场批判会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上海文艺界最有名的大家，巴金、贺绿汀、黄佐临、袁雪芬等等，一大批，站在那里低着头，胸前挂着画了红叉的牌子。批判者们用人间最刻毒的话来谩骂他们。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那个巴金，头发是灰白的，他在批判会上没说一句话，只是站在那里，默默看着眼前的景象，脸上是无奈的、愁苦的表情。这场批判会之后，巴金仿佛从人间蒸发，整个文革期间，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而他的书则是不让看的禁书。十年文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漫长而苦痛的。

　　文革结束后，巴金才重返人间。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海开第一次文艺座谈会，我是被邀请的最年轻的几个业余作者之一。去开会的时候，在门口遇到徐开垒先生，徐先生是《文汇报》的老编辑，和巴金熟悉，后来写了很多有影响的《巴金传》。他激励地告诉我：今天巴金也来了！这天，我第一次看到了巴金。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巴金，已是满头白发。那天，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巴金在文革结束以后第一篇公诸于世的文字《一封信》，徐先生是这篇文章的编辑。巴金在《一封信》中写了他在文革十年的遭遇，他对“四人帮”的控诉，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当时，《一封信》曾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巴金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此后，我就注意巴金新发表的文章。巴金开始写《随想录》，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篇一篇地写，起先还不太为广大读者注意，他的文章是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然后再回转到国内的报刊而被读者关注，越来越受到欢迎。

         收到巴金的亲笔回信

　　《随想录》是巴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回顾、反思，尤其是对文革十年的历史。我读巴金的书，觉得灵魂受到震撼。为什么？因为他的真实。巴金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强调要说真话。“说真话”应当是做人的底线，但是对中国作家来说，在那个时代要说真话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写书的人。你可以在生活中说真话，但当你要写作，要白纸黑字地落下来，就会言不由衷，“说假话”就成为一种习惯。巴金用他的《随想录》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文章是真话。他在反思历史的时候，也剖析自己的灵魂，正是他剖析自己灵魂时的那种无情、严厉和真挚，让我的灵魂震撼。当代的作家中，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我也看到很多老作家说要讲真话，但是他们那种真诚的程度和巴金是不能比的。巴金在《随想录》中回顾自己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所作所为，他说的言不由衷的话，他对人有意无意的伤害，一件一件都真实地写出来，表达他的后悔和愧疚。这样的真诚和真实，撼动人心。这种震撼我只有在读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时有过。我忍不住给巴金写了一封信。那时候我刚刚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我寄了一本给巴金，信里谈了对《随想录》的看法，并且希望巴金能送一本他最近出版的书给我，希望他能在扉页上给我写一句话。信寄出去以后，我觉得巴金不会理我，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没多少名气，巴金这么忙，他会理会一个陌生的年轻作家的来信吗？没想到，就在四五天以后我就得到了回音，那是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寄件人的签名是巴金。巴金寄来了他刚刚在广东出版的一本新书《巴金序跋集》。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巴金为我题了两行字：“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赠丽宏同志，巴金”。这两句话很朴素，但这就是巴金一生的写作经验。他也有过教训，写过自己不熟悉的、没有感受而硬写的文章，在《随想录》里有很多这样的回顾和反思。收到巴金赠书时的激动心情难以形容。我没有想到，后来我和巴金有了很多交往接触的机会，我可以坐在他身边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未竟愿望：文革博物馆

　　巴金的《随想录》问世后，影响非常大，它是我们这个时代良心和智慧的结晶，一个知识分子如此真诚地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自己，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什么？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把自己灵魂亮给别人看。”巴金的《随想录》，就是“把自己的灵魂亮给别人看”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巴金年轻的时候写过很多书，很多人是看了他的《家》、《春》、《秋》以后才离开家庭，去追求理想，投身革命的。这些小说当然是经典的，成为我们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是我认为巴金作品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最有价值、最深刻的，是他晚年所写的那部《随想录》。

　　巴金晚年有两个愿望：其一，在中国建立现代文学馆。其二，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在《随想录》中，巴金清晰地表达了这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在他生前已经实现，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规模的现代文学馆，现代文学馆的大门把手上，鐫印着巴金的手模，每一个走进文学馆大门的人，都可以和这位善良正直的文学巨匠握手。而巴金的第二个愿望，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尽管在民间得到极大的响应，却至今仍未有下文。巴金提议建文革博物馆，并非要展示黑暗和痛苦，而是是要真实地保留那段历史，让大家记住这“十年浩劫”中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它的惨重损失是哪些，沉痛教训又是什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是，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牢牢记住文革的历史，不要让它再重演。一九八八年，我在参加全国政协大会前，曾作过一次社会调查，发现青少年对过去不久的文革竟然已经非常陌生，这段历史，在他们的心灵中一片空白。那年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写了一个书面发言，呼应巴金的建议，呼吁国人不忘历史，记取文革教训，不能让惨痛的历史重演，发言中第一条建议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那年会后回上海，我去巴金家看望他，把我的发言和想法告诉他，巴金很高兴。他说这是对国家有好处的事，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记住历史，不要再让文革这样荒唐可怕的历史再发生。他说：“大家说真话，中国就有希望。”巴金老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对历史的责任感，在这件事上体现得很充分。巴金的倡议，尽管未能落实，但全国各地有很多人在用实际行动来响应他，有的地方，已经有了民间的文革博物馆。那时，我也曾收到无数各地民众的来信，有的人还把他们收集多年的文革资料寄给我，希望能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做一点贡献。巴金还曾对我说：“你们年轻人，也应该多写写文革，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告诉后人。”却是如巴金所言，对一个文人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以我们的生活积累和社会观察，以我们的思索和良知，写一点反映文革，思考文革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一点检索历史的形象资料。这也可以成为“文革博物馆”的一部分。一九九〇年，我写了描述文革世态的散文《岛人笔记》，冰心为这本书题了书名，她在给我的信中这样说：“文革是大家的灾难，我们都有同感，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使我大彻大悟，知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古训，个人崇拜是最误人的东西。”我也和冰心谈起过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事，她对巴金的建议非常赞成，她说：“巴金的想法很好，文革这段历史怎么能忘记呢？”我还写了另一本纪实的散文《在岁月的荒滩上》，写我文革期间下乡插队的真实经历。但我觉得只是用这种纪实文体写是不够的，文革这段历史是中国文学家的富矿，它可以写出非常深刻的作品，这段历史不仅对中国人，对整个人类都提供了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么荒唐的事情，为什么人性被如此扭曲，为什么文化被如此践踏？我一直想写一部小说来反思文革，在心里酝酿了很多年。最近我完成了这部小说，就是今年出版的儿童长篇小说《渔童》，小说先在《收获》发表，再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这是以一个男孩子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我写了文革的黑暗，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文革对文化的摧残，但我不是为了展现黑暗和丑陋，而是要传达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人间的美好感情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文化和文明的意志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这种传承也是不会中断的。写这部小说，也是我对巴金的纪念，是向这位伟大的说真话的作家致敬。

（作者是内地作家、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巴金简介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和字源于《诗经·国风》中《召南·甘棠》的首句“蔽芾甘棠”。“巴金”这笔名的“巴”字，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金”字则是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

1921年4月，以芾甘为笔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1928年10月，以巴金为笔名发表译著《托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为此笔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1936年8月，在上海应约与通信半年的15岁小读者萧珊（原名陈蕴珍）见面，两人开始了8年之恋，1944年5月1日二人结婚，从此相濡以沫28年，从未吵过一次架。1945年12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出生于重庆。

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主办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并担任主编。1966年8月，受上海作家协会“造反派”批判，开始强迫劳动的生活，关进“牛棚”；被《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点名批评。1972年8月13日，妻子萧珊罹患直肠癌过世。1977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直至逝世达28年之久。

1983年起连续五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任职达22年之久。

1985年3月26日，主持北京西郊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典礼。1999年2月8日，因呼吸道感染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2005年10月17日19时6分，巴金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代表作包括：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散文集《随想录》，短篇小说集《憩园》、《寒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