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回，作者继续追念与季羡林的情谊，思考世人对季羡林的想法。她对晚年的季羡林感到痛心，认为他“被使用”得太过份了。“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也许是作者想大家反思的地方。

寒不改叶  温不增华

—— 季羡林：追念与思考

张曼菱

　　待到一九九一年，季老和我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季羡林欣慰地说：“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就更对了。”

　　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坚信不能离开祖国。

　　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

　　一九九二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

　　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零站在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

　　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个。”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知道我惦念着他。

　　每至中秋前，我从云南寄上火腿月饼。一直到他逝世的当年，季晟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咀嚼。

　　我等待和害怕的，停止的一天，终于来了。

　　写文革，看透人性

　　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一九九九年，我专程从云南赴北大。一进校门，迎面摆开的纪念品摊上，几无例外，皆是季羡林题辞与签名。虽然惊喜意外，欲也暗自在思量：既为百年庆，而北大百年之名师，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当？别人又会怎么看先生？此必伏下隐患。

　　而即到朗润园，还想敲门就进屋，却见李玉洁出来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电视台，才赢出时间见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还有某家报纸……”

　　将久盼的兴致勃勃的叙晤，顿时强加上一点“朝圣”的味道。从此，我要见到季羡林，不再是随意的事情，有了压力。每经过秘书的许可和限制时，仿佛有点“被赏面子”似的。

　　那天他在一本笔记上为我题字：“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与曼菱共勉。”见到先生诚挚依然，想我来去一瞬，遥遥万里，也无须去计较秘书“故设门槛”之举了。

　　季后来门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学界人士渐寂然无踪。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这种“自设门槛”。就这样他的生态环境改变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羡林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世注目的场所和时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看透，对自己的看透，却力透纸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厕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不已。

　　知耻近乎勇。还没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剖析达到季羡林这样真挚与痛心的程度。令人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季其实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翻译巨著”，给自己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的鞭挞相衔接；这或许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季羡林从一个孤儿自由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备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可是那连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唐的沦落。

　　季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他继承了鲁迅自我剖析精神，通过对自己萎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贫弱，是由于体制的精神剥夺。《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文革史），‘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羡林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俱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知代表。

　　中国需要有担当的人

　　在国内对文革回忆停止出版的形势下，季羡林李利用他的名人造势之高台，用北大百年校庆的劲风，大声呐喊与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别人不能出文革书的时候，季羡林《牛棚杂忆》以轰动式的效应大批推出。

　　古云“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季羡林此举居高而藉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

　　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看他的书中讲到：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国无。就已经证明他打破禁锢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保有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说自己“是一个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个朴素行文的学者，的确并非文采飞扬之人。而这风格恰恰适合“文革回忆”这一严肃沉痛的话题。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媚上，还自鸣得意。这是新的犯罪。

　　中国需要有担当的人。

　　人总得扛起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记》，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母亲说，她喜欢季的清淡文字，如同与朋友面谈。同为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时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书中。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羡林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每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荷花。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

　　通过《牛棚杂记》，父亲已经把季羡林惦记心头，置若亲友。

　　次年来京，我直奔朗润园，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的哀痛。他为我写下了“曼菱无名有品，无位有尊”。这赠辞收入了我记述父亲的作品《中国布衣》一书中。

　　送书时，李玉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古人云“人生代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站在胡适墓前》宣泄感情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着于记忆中的每一椿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轻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陪季老去台湾的事。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身后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得等他行礼退下，我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写了《站在胡适墓前》的文章。

　　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大陆多少年来对胡适的谩骂，季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当年陈寅恪。季才答应了。他着重地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他们是唯一的三代人进入《辞海》的世家。

　　我由此想到，自司马迁以来就以“世家”来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泯灭与取代的。当代将家族的传统几乎取缔，其实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盘散沙”。

　　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慎，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他说，读书需要静，可西南联大在战争中，读书有成就，民主运动也有成就，值得研究。我想，他大概是想说，一所学校能够容纳异端，所以学术也有发展。至于战争只是外围的因素。他在思索校园民主的今昔。

　　我曾经专程请教过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联大这件事？”他凝视我片刻，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在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

　　《一代宗师》之名听不入耳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益。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俱寂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在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名不副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做“国学大师”。

　　在他半卧休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分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季羡林被“绑架”了

　　以后在三〇一医院见面，谈话时旁边都有人，季羡林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人到晚年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总是不会自在的。他的内心再没有了随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骇然的是，在这位暮年学者身上，那种由清华的严谨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来的校园风格，竟荡然无存。报上出现了一些题辞，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话。季羡林被一些有术无学的人包围着。

　　有一次我从云南来，也被拒之门外了。李玉洁要我到路旁的快餐店见面，递给我一本季的书。其实这书以前已经给过我了。

　　我不以为是他不想见我。我有一种季羡林被“绑架”的感觉。

　　放不下校园

　　季羡林已经不属于校园，他远离了校园的人群。季羡林被炒作成了“一个巨大财富的拥有者”，他作为学者的面目模糊与失落了。人民已经分不清，那些是先生的意思，那些是代言人杜撰。甚至李玉洁可以代笔模拟季羡林的签字。这种事情，是在先生逝世后，我专程到三〇一医院探望过李，她对我哭诉受骗的经过，自己坦承的。

　　乱象滋生，决定了季羡林的身后事必然出现一个无奈的乱局。

　　在季逝世前后，我在北大校园看见有大字报。学生们抗议“对一个老人的不人道”。孩子们的直觉是对的。由于财产纠葛，校方表示难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亲人，和自己的老境。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老人？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担当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当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与外界交流上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趋从心理，一种恐惧感。也有相反倾向。

　　老年心理的蜕变，就是伟人也难以避免。

　　老年人是需要监护的，公平正义与仁爱的监护。如何维护老人的独立与尊严、安宁与健康？这是一个伦理与人性关怀问题。

　　无论出于公益还是私利，季羡林这位孤独老迈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过分。

　　先是作为一个学者被使用得过分，后又作为一个老人被使用得过分。

　　季羡林现象，是一次新的“造神”运动。然而造神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奔溃来得很快。

　　其结果是“寿则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羡林的头上。

　　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二〇〇九年四月。

　　我告诉他，我将去台湾。我要去寻访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的踪迹，为他们扫墓。季对我说，梅校长当年在清华的口头禅：“大概”、“如果”、“也许是”。他重复讲，神态茫然。突然间他提出：“还有傅斯年。”他的这位山东老乡，是以风骨耿直和保护青年闻名的。

　　季羡林最后的最深厚的感情联系依然放不下校园，清华和北大。

　　在季羡林逝世一月后，我来到台湾，将他交代于我的祭献辞，一一敬献于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先生的墓前。

　　有的东西，看似柔弱，却“心事浩荡连广宇”，是为民族的文化血脉。

　　昔季羡林米寿，父亲曾为我书写贺幅为：“寒不改叶，温不增华。”

　　先生一走两年了。请受曼菱一炷心香吧。

　　（二之二，续完。作者是大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