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礼平   出自：苹果树下周刊 2012.1.15

　　京华前辈中，能以粤语交流无间，首数黄苗子先生。我份属晚辈，不敢随人作声声唤：「苗子、苗子」，而我是习惯尊称之为「公」，称「苗公」。

　　苗公待晚辈也毫无架子，非常诚恳、和蔼，遇事谆谆善诱，令人相处舒服，如沐春风。

　　苗公广东香山人，其尊人黄冷观与孙中山有同志同乡之雅。祖父黄绍昌系广东名儒。苗公小时随父移居香港，住中环砵甸乍街近海傍的一幢唐楼，据其忆述当时儿时玩耍，是常到附近码头梯级近海面处看鸡泡鱼（河豚）。家居对面有家域多利戏院，苗公时常帮衬，于其印象最深的是一出《龙爪大盗》，主角戴黑眼罩，披斗篷，锄强扶弱，威风凛凛，令他非常佩服，彷佛长大要做这样神气的侠客。

　　苗公父亲黄冷观主编《大光报》，经常让苗公送稿，所以早岁已与许多文化人接触，如黎工佽、黄天石、劳纬孟、岑维休等。家中书刊甚多，苗公就专挑左翼的来读，父亲看在眼里，尝慨言，此子一出鲤鱼门，定变共产党。

　　不过，苗公出了鲤鱼门，却没有变成共产党，反而成了地地道道的国府官员，并且在领导核心参与机要。事情的缘由是：一九三一年，一二八日寇侵沪。苗公离家出走，要奔向上海参加抗日。先躲在老友黄般若家，由般若代购去上海的船票。「猫仔」（苗公乳名）失踪，老父无从追寻，大哥祖芬虽然略知一二，却不拆穿，只待船开出后才报告，那黄冷观老太爷只得拍电报至上海，把淘气的「猫仔」交给时任上海市长的老友记吴铁城，请代为看管照顾。吴铁城于是将苗公收编为契仔兼机要秘书，如此这般的苗公出了鲤鱼门，没有变成共产党，反成了国府官员。

　　「身在曹营心在汉」，苗公满脑子左翼思想，怎么会安心做官呢。很快就与一班左翼文化人如张光宇、叶浅予、丁聪、华君武等厮混一气。苗公在官场用名是黄祖耀，而在文化圈中，则用那小名「猫仔」去左翼而存右边的「苗子」二字为名。（后来五七年真的归队「右边」划为右派，真是一名成谶）。很快，黄苗子的大名盖过了黄祖耀本名。 

　　曾问过苗公为甚么向往共产党。他说不懂得甚么大道理，但自小有锄强扶弱的思想，三十年代共产党弱，被排斥，被取缔，被围剿，被追杀。苗公就觉得应该为他们出力，所以处处帮共产党，这叫匡扶正义。下面举几个例子： 

　　《鲁迅全集》出版，特种豪华本定价很高，是用来补贴普通本。这方法是好，但销售极难。苗子慨然帮忙推销，策动了吴铁城，用国民党海工会的经费，订购两套，一套存香港中华中学图书馆。这套特种本很珍贵，五十年代再转回内地。 

　　赖少其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站吊笼，危在旦夕，通过关系送铅笔写的小纸条向苗公求救。苗公二话没说，以明码电报发去安徽省税务局，请托友好营救。后来赖少其得脱，用毛笔去函苗公致谢。

　　皖南事变时，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苗公得知消息，及早通知周恩来，周让毛泽东在延安发声，公开披露，迫使国民党终止计划。当时邓颖超感激地握着苗公的手道谢：「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后来果然没有忘记，五七年礼送苗公到北大荒效力，文革时敦请莅秦城修行。亦算是知恩图报。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周恩来约苗公雅聚。苗公为避特工耳目，坐国府派的汽车，到宋（子文）公馆，由宋公馆后门，进入周（恩来）公馆，等了许久，毛才下来聊天、用餐，席间，毛公对着苗公，恍然失声道，「原来黄祖耀就是黄苗子」。可见，这两个名字都很响亮。在太祖高皇帝的脑海里，一个是活跃于左翼文化圈的黄苗子，一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国府官员黄祖耀。这正符合「一分为二」而又「合二为一」。 

　　说到苗公，可不能忽略郁风。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台北晤苗公旧友张佛千，张大声说，「苗子不坏郁风坏，郁风是共产党，带坏苗子」。郁风体型修长，风姿绰约，追求者众，更自以为很革命，怎么会看得上一个又瘦又矮，兼且是为左翼文人所鄙视的「国府官员」？在人生关键时刻，共产党真的没有忘记苗公，共产党文化界的领导夏衍极力举荐，郁风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就嫁给苗公了，倒也从一而终，厮守六十多年，而且育有三子，大雷、大威、大刚，各有成就，郁风该感谢党，感谢夏公，事实再一次证明党是正确的，党没有荐错人。

　　顺带一提，苗子跟郁风结婚时，徐悲鸿画了一张《双骏图》祝贺，虽然一尺斗方，但画得极精，也易于保存。十多年后苗公要去北大荒效力，有个干部请苗公将此画割爱，「多难方知狱吏尊」，从此《双骏图》离开苗公。若干年后，此画归徐悲鸿纪念馆收藏。我曾把它收入拙编杂志《徐悲鸿专号》中。二○○七年，苗公与郁风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览会，苗公来电嘱将此画件放大彩照速寄与他，只可惜冲晒需时，郁风过世后才寄到，只赶得及在展览中陈列，藉资纪念。 

　　苗公处世，洒脱大方。当他知道翁万戈（翁同龢五代孙）研究陈老莲，要编辑陈老莲书画集，苗公就把旧日摘录的陈老莲数据卡片，悉数相赠。五、六十年代张葱玉（珩）赠送苗公《朝元仙杖图卷》长跋晒蓝本一份，八十年代苗公与王季迁交往，知《朝元仙杖图卷》系王所藏，而原件旧跋早被裁去（我存有一段），便将这份长跋晒蓝本寄去纽约相赠，也不留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简又文旧藏广东书画，其中有许多苏仁山作品，苗公知道后，将其所藏的苏仁山等一大批广东书画、拓片、著录书等，一并捐赠中文大学文物馆，前年在该馆展览出来，甚获好评。苗公又将历年所藏及自己与郁风的作品一批，交由北京嘉德拍卖，得款数千万元，成立助学基金，回馈社会。这种种无私的捐献，高风亮节，令人敬重。而其三个儿子支持乃父献宝，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里，更显得老人家教子有方，难能可贵。 

　　數十年來，苗公也偶爾惠賜書畫給我。包括其祖父黃屺薌墨跡、其老師鄧爾雅楷書扇面、齊白石墨跡「保家衞國」及親筆題贈苗公的詩集、《傳神小品》（寫真粉本）冊等等，最有意思的是葉恭綽刪改苗公手稿《安儀周》。 

　　五十年代，苗公寫了《〈墨緣彙觀〉著者安儀周（歧）》一文，請葉譽老（恭綽）改定，葉公大筆一揮，改得體無完膚，幾乎重寫，等於葉、黃二人合作。可見上一代學人治學之認真和對晚輩的照拂。苗公與葉公交往頻繁，藏其手跡也多，但劫後蕩然，僅存此一刪改稿。二００七年郁風駕鶴後不久，苗公把這珍貴墨跡加題八行相贈，讓我高興了好一陣子。

　　我在一月九日晨早得大威電郵，驚悉苗公在八日以期頤高齡往生，聞報黯然良久。夜檢此兩開葉黃手稿，披閱再三，感慨之餘，即電傳與董橋共賞。蒙董公索稿，雖義不容辭，唯窘於卒迫，草草拉雜，急就交卷。

　　二０一二年一月十一日凌晨一點鐘 

　　標題為集句：「多少江山歸筆底」乃元代戴良《題顧氏長江圖》句；「萬重恩怨屬名流」係清代龔定庵《詠史》句。

　　附录1：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王容芬

　　附录2：苗子印象——张昌华

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出自：香港苹果日报 作者：王容芬 

　　1月8日正午，黄苗子潇洒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四年前夫人郁风仙逝，先生参透生死，知来日无多，避开一切纷扰，紧赶着做事。对先生最大的骚扰，是三年前那场大劫。前法官子虚先生副业创作，写了篇报告文学，却起了个专业题目---《聂绀弩刑事档案》，里面有口供、判决书，也有告密信。没提告密信的作者，但暗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才思敏捷的乌有女士配合破案，发了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诠释聂档，判定是黄苗子一笔一划把聂绀弩写进了监狱。一夜之间，黄先生成了“线人”。顿时喊杀声起，讨伐“文坛犹大”，那阵势比文革有过之。毛先生发动文革是挑着群众斗群众，乌有女士率领讨黄则是煽起一群人围殴一个风烛残年的住院病人。

　　病房里的黄苗子知道外面的讨伐，照旧做该做的事。他做的事有三种，提炼艺术、整理文化、回馈社会。其一，追求最美的色彩和线条效果，提炼字、画合一的黄体艺术，狩猎图、农耕图、祭祝图都是这一时期病榻上的作品。笔者有幸亲历了这些艺术珍品的创作过程，先生在病床画架上的笔触仍历历在目。其二，整理文革后作品，出版了《书虫小札》、《野史杂闻》、《雪泥爪印》、《世说新篇》、《人文琐屑》、《茶酒闲聊》、《漫话小丁》、《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等《苗老汉聊天》系列。其三，赞助和捐赠。郁风走后，苗子将两人部分作品和毕生收藏委托嘉德行拍卖，用拍卖所得建立了黄苗子郁风慈善基金会。除了扶助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基金会每年向中央美术学院提供赞助，用于帮助40多名贫困生解决学费，支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仅2011年，黄先生就做出三次捐赠，年初向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捐赠黄苗子郁风伉俪书画，墨拓，图籍，中文大学为此次捐赠举行了特展。9月向故宫博物院捐赠黄苗子郁风的作品，故宫为此举行了大型“艺缘——黄苗子、郁风捐赠作品展”。年终先生获得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当即把所获奖金100万元捐赠给人民美术出版社，用于支持《张光宇辑》的编辑出版。

　　新年伊始，黄先生一身轻松，高兴地对身边亲友说：“我今天100岁了！” 走完百年人生路，先生留下一句话：“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从陷入告密门到离开这个世界，不到三年，黄苗子做完了多少人一生也做不出来的件件大事，而且都是在病榻上做成的。这样的定力，太厉害了！

　　关于告密案门，子虚先生还在当年就澄清了：“网上有的文章，大概是出于读者的个人理解和感受吧，说法有不准确、或者说是误解的地方，这确实是我始料不及的。”关于那件黄苗子告密的铁证，子虚先生特别声明：“我在‘祸端酿成从头说’那一章节中，写到‘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说他一个晚上‘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有的文章在引述这事的时候，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误解。”

　　戴错帽子的乌有女士却不说话了。黄先生去世后，有记者想给乌有女士一个机会，她表示，知道黃苗子去世的消息，但她個人不想就黃的去世作任何發言。“不说，怎么說都不好。我對這件事情沉默。”

　　对于乌有女士的告密项目，黄先生曾经回应过：“不理她！”丢下这仨字儿，就去忙他的艺术、文化、社会大事去了。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先生又嘱咐儿子们别开什么追悼会，也别留骨灰，看看没什么遗憾了，便飘然而去。

苗子印象

作者：张昌华

　　1992年，我应某出版社之约，选编一本《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出版者要求有若干比例当代名家的新作，苗子便成了追索的对象。当时，我们还不相识，他又远在澳洲，我鞭长莫及，遂请吴祖光先生出面为我搭桥。苗子是尊有名的笑口常开、有求必应的佛。马到成功。不久，苗子寄来他的书法佳作。先生书的是「墨池飞出北溟鱼」七个大字，亦隶亦篆，似文似图，古色古香，一种典型的苗子风格。题字的内容与书名又雅贴。十分遗憾，上款没按我的要求行事，写的是「应某某出版社之命而作」，将书名易为社名，我不知是他年迈健忘还是忙中出错。在拆读他附信时始知，苗子是有意而为之：「承嘱落上款贵书《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因涉及个人标榜（冒充名人），所以写了社名作上款，请谅。」苗子，这个瘦小的广东小老头形象，剎那间在我眼前变得高大起来。令我尴尬的是这部书稿在出版社折腾了四年，社方怕赔本，以流产告终。 1997年我拜谒苗子先生时，首先说及此事，他笑了笑，说他已记不得这件事了，那是让我下台阶哩。苗子是大家，却自谦「只是艺术门边的小票友」。他谦和、厚道，这是苗子给我的第一印象。 

　　1994年我策划编辑一套「双叶丛书」（夫妇作家散文合集），邀苗子夫妇加盟，与他的好友萧干、吴祖光、冯亦代伉俪组成一辑，他欣然首肯。苗子十分推崇苏东坡，他在序内引苏词「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句，并为散文合集冠名《陌上花》。集内，设若干栏目，有「蚁堂清梦」一栏，收游记及有关人物札记。当初，我不知「蚁堂」典出何处，又乏不耻下问精神请教，照抄了事。后来我读先生的《苗子说林》一书的序言时顿有所悟，臆测「蚁堂」是苗子的书斋名，但我又无从知苗子以此为斋名的典故，是堂如蚁穴之窄小，还是人如蚁蝼之卑微？或是先生自谦之词，也许兼而有之，我想。细品他的序，耐人寻味，大写特写「斗蚁」，精彩之至。十年浩劫时，苗子被人「幽」于一隅，他没有负隅顽抗，在每日一小时「放风」时间内尽情找乐。他发现潮湿的围墙内常有蚂蚁出没，便「阴谋阳谋尽出」，先置一小块窝窝头于甲蚁穴侧，等它们倾巢领受恩惠时，经他大手一拨弄，又把这块窝窝头连同蚂蚁挪到乙蚁穴……蚁们即文攻武卫「万马战犹酣」。苗子蹲下欣赏，陶醉于「其乐无穷」中。画家的丰富想象的天性，令他由彼及此而及己，想到自己与蚁竟属同类，想到足下的土地就如大罗马的斗兽场…… 

　　苗子苦中作乐、达观，此为印象二也。

　　苗子给我的第三印象是哲思和幽默。

　　「墨池飞出北溟鱼」，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是咏怀素和尚草书的。我要说的是苗子爱博览群书，书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鉴此，苗子的墨池，才「养」出了一个书家、画家、作家和美术理论家的苗子。他也许称不上北溟鱼，但确是一条非同凡响的鱼。苗子曾赐我一画册，他的有些作品最初我读不懂。后来读了他的有关自述性文字，洞天豁开：他的某幅别致的画作、字或是他某段人生特定时期心路历程的写照。

　　 苗子是画漫画出身的，幽默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一些画作有「横看成岭侧成峯」之妙，他的文章有「无机性自闲」的幽境。《陌上花》是他与郁风的散文合集，他在文末写道：「从前有人说过『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他将其点化为「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除了吵架的时候」，故潇洒地一挥手说，读者「还是先看郁风的文章吧」，一派绅士风度。平时在家，他与儿孙讲民主、平等，一次在布里斯班寓所厨房里，他头扎大花巾，鼻孔下黏着假胡子，扮着意大利厨师，让小孙女妍妍装作顾客，出演一出含饴弄孙的喜剧。他的散文名篇〈遗嘱〉令读者捧腹、喷饭。他与生前友好相约，趁活着的时候，约定某日，各人带上为朋友做的挽联或漫画，大家掏出来，互相欣赏一番，以此为乐。大概活着时被住房困扰过，〈遗嘱〉中令家人「用空玻璃瓶作『寐宫』」，又突发奇想，说告别仪式是「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马桶边，默哀毕，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此〈遗嘱〉已成绝唱。他似言犹未尽，又立〈后遗嘱〉，嘱「六不」：不发讣闻，不念悼词，不买灰盒，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在家里挂遗像，并警告后人，如不认真执行「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他还自幽一默：说他生前个子矮，死后只挂半身像，「让人看不出他是个矮子！」或许这不只是幽默。

　　苗子重情义，哪怕是像我这样的晚辈去拜访，他都热情接待。他们夫妇致我函札十数通，我闲来无事，将其用毛笔抄在宣纸本上。2000年夏我进京拜访苗子、郁风，复制了一个副本送他。他很高兴，信手在我的原件的扉页上还题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张昌华兄手抄愚夫妇自九三年至二千年函札若干成轶编者作者之间充满情谊文字了不足存然昌华兄之敬业精神为可贵也 二千年八月二十八 苗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