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冯志弘

转载自2013.8.21《香港文汇报》

　　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的“不求甚解”，指的是读书旨在明了大意，不需要咬文嚼字、尤其不可过度诠释。

　　五柳先生的话当然不错。问题是：哪些情况属于“甚解”，哪些情况属“不可不解”呢？最简单的说法是：倘若一个问题解答不了，会直接影响对事情的通盘认识──这样，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是“甚解”，而是“不可不解”了。

　　《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正是一个“不可不解”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学术界对《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有两种看法：一是写于义熙元年(405)十一月，支持这个说法的代表学者有周振甫、钱钟书、袁行霈等；二是写于义熙二年(406)春天或稍后，代表学者有逯钦立、朱东润等。

　　慢着！上述人物每一位都是文学研究的泰山北斗，该相信谁？《归去来兮辞》写作时间又何关宏旨？一年的差异，真的这么重要吗？

　　是的，十分重要。原因是陶渊明在义熙元年十一月“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而《归去来兮辞》中又有“农人告余以春及”、“木欣欣而向荣”等春夏景象。那么，如果这篇文章写于义熙元年冬天，则通篇辞赋的“田园描写”只可能是想象之辞，这正是钱锺书先生的看法。钱老认为这篇作品“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其实都是作者“心先历历想”，不过写出来彷佛“身正一一经”（《管锥篇》）罢了。

　　如果文章写于义熙二年，陶渊明既已归园田居，那么文章中包括归园途中“舟遥遥以轻扬”，以及文中的田园故事，都可能是陶潜的亲身经历了。就如逯钦立先生说：“辞涉春耕，全文写成在次年。”（《陶渊明集》）

　　《归去来兮辞》写作时间的判断，事关文章“虚实”，问题不可谓不关键，因此，“不可不解”。

　　对这个问题讨论得较详尽的，有三篇文章，不敢掠美，必须交待清楚。一是欧阳楠、肖春华：〈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创作时间问题〉（《云梦学刊》增刊．1986年1期），一是张学成、李桂奎：〈《归去来兮辞》创作地考辨〉（《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一是李金坤：〈〈《归去来兮辞》创作地考辨〉补证〉，（《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三篇文章均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义熙元年。笔者也认同这个判断，判断的根据如下：

　　一．〈归去来兮辞序〉表明“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乙巳岁就是义熙元年。梁朝．沈约《宋书》记陶潜“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梁朝．萧统〈陶渊明传〉的记载与《宋书》完全相同，都指出《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在陶渊明辞官的同一天，或至少在辞官后的较短时间（义熙元年十一月）内完成。到了唐代．房玄龄等编辑的《晋书》，才出现“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之说。后来若干《归去来兮辞》的版本因为受《晋书》影响，有时候更删去了“乙巳岁十一月也”这一句。

　　就文献出现的先后而言：“义熙元年”的说法最早，“义熙二年”之说是后来才有的。那么，除非有证据证明《归去来兮辞》的早期版本、《宋书》和萧统〈陶渊明传〉这一条目的记载或流传都出了谬误，因此《晋书》予以拨乱反正；否则，当以前者的记述更可靠。

　　二．关于“乙巳岁十一月”一句，有些意见认为这是指陶渊明“奔程氏妹丧”的时间，不一定指写作时间。这个解释不合语法。除非在“乙巳岁十一月”之前加上另一个主语，才能够讲得过去。

　　三．“归去来”的意思是“回去吧”，文中又有“胡不归”一语，即“为甚么不回去呢”？如果陶渊明写作《归去来兮辞》的当时已经归田，赋文更写于归田后数月；那么，作者不断叫自己“归去来”，又不断反问自己“胡不归”、“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就显得矫揉造作，多此一举，而且于常情不合。

　　四．文中的“实迷途其未远”、“请息交以绝游”等句，表达的都是作者的自我劝告，以及他对“归园田居”的盼愿；不完全是既成之事。如果作者已经归田，这些文句就显得十分多余了。

　　五．陶渊明由“彭泽”归“柴桑”，船程须沿长江逆流而上，行舟艰难，风势猛烈，况且其时正直隆冬，实在不可能“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这两句应当视为“为情造景”的手法，而不是实写。

　　六．古代行舟缺乏强烈照明，大雾一般都不得开船，何况天还没亮？因此“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一句也不合常情。当然，就文学创造来说：这些情事则准确反映了作者雀跃、愉快的心情。

　　七．陶渊明有〈自祭文〉，也是想象后来之事。《归去来兮辞》的联想笔法在陶渊明诗文并非绝无仅有。

　　八．《诗经》已有想象归来之辞的例子。例如〈东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窒”等情状，都是征人尚未抵家的联想，其笔法正是《归去来兮辞》的滥觞。 　上述八点，特别是前两点都是很硬的证据，后六点属内证和左证。

　　自然，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作者归田后，回忆归田之前的内心感受；因此就出现了设问和盼愿了。”这种理解，又有何不可呢？

　　是的，不少文学作品都采用这种笔法。而且，这个假设也许能够疏解诸如上面第三、第四点的问题。但是，这种解读仍然处理不了最重要的第一、二点──为甚么不依据作者自己的说法呢？

　　再者，合理的“假设”不一定是事实。就解释一篇文章而言，可以有许多符合常理的“假设”；问题是，要判断哪一种解释才正确，最关键最可靠的，仍然得看：“证据指向甚么？”

　　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义熙二年的最主要文献根据，只有《晋书》。如上面讲，《晋书》的记载不是关于《归去来兮辞》写作时间的最早文献。过去许多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义熙二年的著述，其实都未能好好说明根据《晋书》而不依据《宋书》的道理。相反，《归去来兮辞》为数不少的内证和外证，都指向这篇文章写于义熙元年。在权衡双方论据后，笔者认为，《归去来兮辞》写于陶潜将归未归之际，文中田园物事乃想象之辞，才是最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这个解释，也渐渐为近年研究陶渊明的代表著作，例如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集笺注》所采纳了。 

（本文及图片由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