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19年5月5日
杨宪益与戴乃迭
杨宪益、戴乃迭复杂悲欢的一生，正像夫妇二人的代表作《红楼梦》，极致浪漫成就传奇。——度公子
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早年不学无术，吸食鸦片。
后来浪子回头，东渡日本留学，摇身一变成与袁世凯交好的金融巨子，叱咤风云。
杨毓璋唯一的遗憾是而立之年，膝下无子。
一天，他正在外谈事，忽闻妻子要生产，撂下生意，急跑回家。
正赶上婴儿第一声啼哭，有力而嘹亮，是个男丁。
这年杨毓璋35岁，1915年1月12日，是他与儿子杨宪益的第一次谋面。
屈原在《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杨毓璋喜出望外，儿子与屈原同在在庚寅日出生。
“好啊，将来恐怕也像屈原一样会是位文人学土吧!”
伴随这句预言，杨宪益日渐长大，这个富家少年不同于一般的商贾，他生而尊贵。
自会走路起，就穿上了袁世凯赠送的清廷黄马褂，在大公馆里过得是正统贵族生活。
5年后，杨毓璋突发恶疾去世，杨宪益被迫与童年一刀两断。
大家族的财产纷争将他搅了进去，穿着正式地替父出席董事会，叔叔们道貌岸然地在他面前瓜分遗产。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家底殷实的杨家走向败落，却一直到他大学毕业那年，才画上句点。
十二三岁时，杨宪益离开私塾学堂，进入法租界英国教会学校。
在这里，他真正接触了文学，如饥似渴，平均一天读完一部西方文学。
1931年，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群情激愤。
杨宪益怒不可遏，放下手中书本，自费请来军官，组建一支学生队伍，每日在校操练。
16岁的少年，心怀祖国，热血浪漫。
1934 年，杨家沿袭留洋传统，将杨宪益送至伦敦求学。
“想去牛津还是剑桥读书？”
“哪一个更好？”
“牛津，更难进。”
“那我就去牛津。”
当时的留学生分三类：
一是自费生，多半是浪荡贵公子，挥霍无度，学习荒废；
二是庚款生，一心读书，不问国事；
三是国民党派来的“蓝衣党”，边读书，边监视其他中国留学生。
而杨宪益是自费生中，少有的佼佼者。
他在伦敦研读了五个月，就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顺利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的专业笔试。
面试考官虽认定他是侥幸考过，却在面试中找不到任何破绽。
奈何，杨宪益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因名额有限，他被延期一年入学。
牛津要求大一学生必须住校，这位贵公子深夜常徘徊在酒馆。为了躲避门禁，就常从人行道下的煤道溜进宿舍。
头两年，他通过希腊文、拉丁文专业考试，后两年在宣传抗战之余，攻读英国文学。
杨宪益虽然还是一副公子做派，但家道中落，排场远不如前。
大三时，家里已经很少寄钱来了，大四最后时期，彻底断炊，他只能卖书度日，熬到了毕业。
比学业更重要的是，他以学生身份，在异国他乡，身体力行地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杨宪益在牛津当选中国学会主席，宣传抗日，彼时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也参与其中。
与他针锋相对的正是日本学会主席板垣征四郎，该生的父亲正是策划九一八的核心人物。
多年前，他为反抗九一八暴行，在天津组织同学操练；多年后，他直面敌人的后代，只有愤恨。
为了让更多人认清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杨宪益四处演讲，反将日本学会的成员吸纳进来，声势浩大。
原本100多人的组织，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后来发展为上千人。
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牛津发放的毕业证，他的名字登上了《泰晤士报》。
哈佛也递来一份聘书，国内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吴宓，大力推荐他到西南联大担任古希腊和拉丁文老师。
一面是世界名校，一面是风雨飘摇的祖国。
几乎毫不犹豫，杨宪益选择了西南联大。
彼时，昆明刚被敌机轰炸，一片焦土，仿佛随时都会再来一场空袭。
母亲担忧他的安危，数次交涉无果，杨宪益只好折中去了重庆中央大学。
后来惊闻诗人闻一多在联大被杀，他还讽刺当局，幸而我没去联大，不然长得这么像，倘若杀错了，也不是没可能。
他在重庆的确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安稳日子，还和妻子戴乃迭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戴乃迭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孩，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一见钟情。
杨宪益特地根据她的英文名，音译了“戴乃迭”这个美丽的中文名。
见惯了虚荣势利的英国贵族女孩，戴乃迭的真挚大方令他见之不忘。
同样的，风度翩翩的杨宪益让戴乃迭痴狂，为此，她忽略了一众王公贵族的示爱。
大学期间，杨宪益翻译的第一篇中国古典作品就是《离骚》，不为了纪念父亲的期望，只是想跟英国老师显摆一下中华文化的底蕴之深。
这篇优雅繁复的译文却将戴乃迭迷住了，她索性放弃在学的法国文学，攻读中国文学。
毕业时，戴乃迭成为牛津史上第一位中国文学毕业生。
1940年，她跟随杨宪益回国时，两人的结合，遭到传教士母亲极力反对。
这桩婚事甚至没有得到祝福，戴乃迭母亲只留下一句诅咒般的预言。
“你们的婚姻不会超过四年。”
戴乃迭享受在中国的生活，还为杨家诞下长子杨烨。
杨烨的混血长相，给他带来了诸多烦恼。他自知和其他同学不一样，良好的家庭教育却未让他对父母产生任何埋怨。
甚至，他常托腮望着母亲表白，“妈妈，你真漂亮。”
那种毫不吝惜地直白赞美，其实很英式。
同龄人的嘲弄伴随着杨烨成长，但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慧基因，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
这个时期，戴乃迭与杨宪益的翻译工作也风生水起。
他们接手了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儒林外史》《白毛女》到《鲁迅全集》，广受国内外好评。
夫妇二人同心协力，举案齐眉，完成的高质量译作甚至被国外高校当作教学研究的蓝本。
这天，杨宪益接到外文出版社一项艰巨的任务，“翻译曹雪芹的全本《红楼梦》。”
这部无数学者竞折腰的文学巨著，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里面的谐音、暗示、隐喻更是不胜枚举，若要翻译出来，难度不可小觑。
两人都对此压力深重，却又隐隐透着一股喜悦。这份前无来者的工作，意义非同一般。
在真正开始翻译后，但凡遇到文化隔阂、难以读懂的地方，两人便不胜其烦地写下注解。
力求让英语国家看懂这部百年贾府兴衰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隐秘的一部分。
最终，杨宪益、戴乃迭版《红楼梦》是西方最认可的英译本。
平静之下，暗潮涌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66年，风波到来，北京首当其冲。
杨宪益单位的两位领导率先“落马”，平日里儒雅持重的人，实在无可批驳。
罪名只好安上：好吃东西。
贴了满墙的“控诉状”，更像是一份美食地图，何时在何地吃了何物，连篇累牍地报道。
两位领导在敲锣打鼓中，转圈游街。
很快，杨宪益就由旁观者转换成了“当事人”。
他被揪到台上，和其他专家、知识分子站成一排，头埋得很低，胳膊反向背在后面，高高举起，接受质询。
杨宪益身体很灵活，别人做出这个动作往往扭曲痛苦，他几乎不费力。
后期，这种形式主义的审讯结束了，他被分配去扫厕所。
这位自小养尊处优的贵公子、驰名中外的大翻译家将公厕打扫得纤尘不染，甚至便池上的陈年积垢都无影无踪。
似乎，杨宪益很好地承受了一切莫须有的罪责，可他还是换上了轻微精神分裂症。
幻听、被害妄想，让他时时刻刻都觉得耳边有人要索他性命。
金发的戴乃迭比杨宪益更难生活，她从备受尊敬的翻译学者沦为了过街老鼠，走到路上都有人啐一口，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儿子杨烨也并不好过，他以优异的成绩先后报考北大物理系、清华数学系，直到放榜那天也没等到录取通知。
最好只收到新建校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万念俱灰下，才知道“政审不过”。
为了显得与周围人一致，他主动抄家，掰坏了母亲戴乃迭的古典唱片，打碎了家里的古董花瓶。
他的里子是中国人，可那张混血的脸依旧让所有人自动对他，退避三舍。
毕业后，杨烨被分配到鄂城农机厂当一名普通技工，在这个闭塞的小城，他遭遇的厄运比以往更多。
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他写信让妹妹给他寄书。
悲剧就发生在这件事上，书籍中有一本摩斯密码手册，这成为举证杨家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罪证。
一家子不堪重负，但这远远未到靴子落下的时刻。
1968年4月，预感到结局的杨宪益、戴乃迭在家开了瓶酒，把酒寻欢。
几个小时后，他和妻子戴乃迭分别被送往男子、女子监狱。
在监狱了，戴乃迭依旧保持优雅整洁，每天狱警送牢饭时，她都堂堂正正地喊一声：“谢谢。”
她在狱中最担忧的是三个孩子，被抓入狱时，他们夫妇甚至来不及给孩子安排一个妥当去处。
后来听说，孩子们都有人收留，吃住不愁，她才稍稍安心。
大儿子杨烨的确被收留了，在父母入狱后，他也被捕。
余下两个孩子，身无分文，流落农村。
1972年，杨宪益被叫出来拍照，狱友说：“你要被枪毙了。”
但是第二天，在一位领导跟他谈完话后，他被释放了。
“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
所以，狱中的伙食费以后慢慢从他工资扣除。
不久后，夫人戴乃迭也被释放，回到家后，当年二人对饮剩下的半瓶酒，还在桌上。
物是人非，一家团聚却发现长子杨烨精神异常，他开始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并不同父亲说话，在家只讲英文。
甚至“三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英国，最终又被捕。
释放回家后，杨烨更加自闭，戴乃迭无奈只得将他送往英国，寄住姨妈家。
1975年11月，在那里，杨烨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只是依旧少言寡语。
在和表兄妹打了一轮扑克后，杨烨独自上楼，几分钟后，他的房间传出一声巨响。
火光冲天，杨烨自焚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时年36岁。
在他的房间里，找到残存的手稿，上面写满了推演的数学公式，他本应该成为一位优秀的数学家。
而另一个88页笔记本上，是近乎印刷体的诗歌抄写，工整娟秀。
这里藏着杨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柔软敏感，才华横溢。
丧子后，戴乃迭精神崩溃，长期酗酒。
据说，杨宪益怒其不争，甚至打了爱妻一巴掌，只是仍未打醒借酒浇愁的悲伤母亲。
她和杨宪益的事业再度起步，他们做出了一套“熊猫丛书”，翻译了《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也收录了《芙蓉镇》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的文学作品。
只是杨烨像一道疤，永远刻在了她的心上。任何都不能在她面前提起杨烨。
一次，她和杨宪益前往英国做演讲，事故后，再度见到了妹妹。
当对方试图请她回家看看杨烨曾经自焚的房间时，戴乃迭冷酷地终止了谈话。
又一次，夫妇二人温情对饮，兴之所至，还欢快地唱起歌来。唱道《丹尼男孩》时，杨宪益掩面哭泣，“我真想我们儿子……”
戴乃迭拿起酒杯，也不接话，“喝酒，喝酒。”
她把悲伤埋在最深处，一旦撕裂，就是无法遏制的痛苦。
所以，晚年戴乃迭患了老年痴呆，她才一遍遍说出最心底的思念：“我的儿子呢？杨烨呢？”
患病后，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她的头发都白了，容颜也苍老了，在他心里，依旧是无暇的乃迭。
郁风去看望他们时，还为她画了一幅肖像画，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与世长辞。
此后，这幅肖像画就挂在杨宪益书桌旁，他不再外出，宁愿在家与亡妻对坐。
杨家客厅有一面大书柜，到了晚年几乎送空了。
每次有客人来，他就指着书柜，告诉人家，有什么喜欢的，都可以拿走。
大批古董藏书，尽数被拿走。甚至翻遍家里，都找不到一本他和妻子的译作。
出版社特意送他几本，留下珍藏，可他转头又大方送人了。
“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无比孤独，他不再接翻译工作，也关上了对外界敞开的大门。
他们这段原本被预言，不超过四年的婚姻，在经过如此跌宕起伏发一生后，相濡以沫到了最后。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恨不能与爱人同往，这是一位耄耋老人能说的最好情话。
杨宪益出生那天，母亲梦到一只白虎，跃入怀中。
算命先生解释：既凶又吉。男婴将是家中唯一子嗣，克父伤子；历尽磨难后，也会成就一番大事业，荣耀门楣。
后来，纵观杨宪益的一生，5岁丧父，64岁丧子，入狱4年又被释放。
一生翻译过上百部中国文学，累计1000多万字，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这样看来，“那位算命先生的推算，大致不差。”
所以笃信命理的香港，给他的自传取名《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缩影，他少年时荒唐的激昂浪漫，中年后的坎坷勤恳，都浓缩在自传里那句“我今年85岁。”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杨宪益、戴乃迭复杂悲欢的一生，正像夫妇二人的代表作《红楼梦》，极致浪漫成就传奇。
2009年11月23日，在度过了没有戴乃迭的十年岁月后，杨宪益辞世。
翻译界的一颗明星陨落了，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在天上又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