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9年2月
文/舒晋瑜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传来白桦逝世的消息。翌日，总编辑潘耀明拿着一叠稿子，说：“这是二〇一六年我探访白桦时他交给我的，希望我们在他身后才发表。”我们都检查过，这稿子小部分内容曾在香港媒体刊登，但完整版的内容从未曝光。我们找到当年访问的记者，充实了内容，为我们展现白桦苦恋文学人生的崎岖道路，令人唏嘘不已！——编者
这是那个风度翩翩、潇洒优雅的白桦吗？
那位卓越的诗人，因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长诗《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横溢，《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作品。
然而，当文学被时代的浪尖裹挟，白桦经历了超出常规的灾难和荣耀。《苦恋》和《吴王金戈越王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禁演，以及后来所经历的种种运动，使白桦成为知识分子「苦难一代」的代表。
我曾经问白桦：「《苦恋》带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他缓缓笑道：「继续『苦恋』！」
「《苦恋》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作品。」在《苦恋》中，白桦最想表达的核心是人性释放，人的尊严，正如其主题曲中的一句：「把人字写在天上。」在特殊的时代，他为此遭受了太多的磨难。二○一三年，《十月》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辑、网络和专家等诸多环节，评选了一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名单中就有白桦的《苦恋》。白桦觉得很欣慰。颁奖的时候，他却因为生病住院没能去北京。
我问他：「经历那么多磨难，您没有试图稍微做些改变吗？」
他缓慢而清晰地回答：「改变就不是作家了。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认为我这样活，是尽责。」
但是，白桦为了这样「活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后悔过吗？
「不后悔。」白桦的声音很轻，但是无比坚定。他说，如果生命重新来过，他还会选择这么做，但是会审慎一些，思考周到一些。
二〇一六年八月，我专程赴沪拜访白桦。在他略显局促的家中，满头银发的白桦坐在轮椅上，目光沉静平和，我却莫名地从中读出一丝悲凉。因为腰椎受损，他已经两年不能站立，《回忆录》的写作被迫中断，书桌上的计算机也已经两年时间未曾打开。尽管只能在轮椅上行动，白桦仍然堪称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他是最早一批开始使用计算机的，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开通了博客，两年前又开始使用微信，还有朋友为他建了一个叫「白桦村」的公众号。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
然而，这棵昂然静立的白桦，倒下了。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白桦在上海华山医院走完了他八十九年的人生旅途。
「本来我就已经很衰老了，已经到了俗话说的风烛残年。请透过我的创口看看我的年轮吧！每一个冬天的后面都有一个春天……」二〇一五年，「越冬的白桦─白桦诗歌朗诵会」尾声时，八十五岁的白桦登台朗诵自己晚年的作品《一棵枯树的快乐》。我想，他选择自严冬离开，大概是期待并不遥远的春天……
士兵情结伴一生
白桦，原名陈佑华，一九三〇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白桦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抗战末期的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白桦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用木机梭织，织各种各样的毛巾。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年，白桦十五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一九四七年，白桦肄业于信阳师范学校艺术科，同年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另外，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家好像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又进入了三年内战，还是让人十分失望。」白桦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最早是写快板。宣传用的快板，都离文学比较远。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很多士兵是为了小米饭才参军。打洛阳的时候桥断掉了，后续部队没有桥，就从前边倒下的士兵身上踏过去，他们中有的人手还在动……淮海战役中，战壕都被士兵的尸体垫平。「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建国初期，他随军驻守云南边境；一九五二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那时候国家刚刚解放，文学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对容易。一九五三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云南拍摄，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执导。此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题材的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长城电影著名导演林农改编，并与朱文顺联合导演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当时，白桦年仅二十四岁，他通过自己在边疆的实地生活，细心观察苗族边寨的生活习俗，写出了这两部反特和惊险、爱情与抒情于一体的电影文学剧本，又在王为一、林农、朱文顺的精心执导下，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与浓郁的民俗风情融会在一起。影片情节曲折惊险，风格清新，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也就是在一九五三年五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他被安排和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一起出访。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肃反运动」中，交代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一九五五年，白桦调到北京，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疆声音》、《猎人的姑娘》，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和长诗《鹰群》、《孔雀》等作品，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白桦认为，自己那个时期写的多数算不得真正的文学，那时他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一九五六年的长诗《孔雀》。《孔雀》写得很唯美，主要写了爱情，写了欺骗，写了阴谋。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说，《孔雀》是那个时代非常少的，偶然留下来的一类作品。
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
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剧本。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而挨批最甚的是为电影导演郑君里撰写的剧本《李白和杜甫》。「为了这个没有发表、没有拍摄的剧本，大会小会批斗了上百次，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文革以后我才领悟到，它所以挨批的最多，是因为它最接受历史的真实，最接近美，最接近作家的独立思考。这种接近是无意的，并不是像批判者说的那样，是我蓄意的借古讽今。那时他们太抬举我了，在此之前，我并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说实话，我是被真实历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诗歌魅力所吸引。经过批判，反而使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远古的文人非常相似。屈原是最早被误解的爱国知识分子，「长太息以掩涕兮，虽九死尤未悔!」白桦认为《离骚》开创了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泄。
一九五七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一九五七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身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
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文革结束的第二天，他想到中共高级将领贺龙早年对他讲述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洪湖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极为相似的历史事实。白桦试图用事实来探究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当年，在中共红军内任党代表的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肃清反革命，杀掉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骨干，特别是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著名将领段德昌，黄埔军校四期的高材生，他曾经是洪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面临枪毙之前他说了三个愿望，一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二是不要把我开除出党，三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白桦就是因为他这三句话才创作《曙光》的。这是一位忠诚到了极点的理想主义者，这些话使白桦震撼，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沉思。白桦为了这部作品上演，奔走了一年，不断争取各级领导人的理解，向许多人朗诵剧本。一直到一九七七年秋天，在北京内部上演了两个多月，才得以正式公演。
他本来想，可以沿着《今夜星光灿烂》、《曙光》的路子写下去，但是未能
如愿。
白桦觉得，此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 的翻版和继续。「文革」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 「反右派一脉相承。「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 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白桦说，他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 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 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
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书
一九八〇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里讲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当然，《苦恋》最终拍成的电影，已经不是黄永玉的记录片，是反映了一个群体，表达了「文革」后，艺术节的共同心声。里边的很多细节，也是白桦自己生活的经历。反胡风运动中他被批斗，曾经都想过自杀。「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旁边，有一个莲花池，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我就想跑进苇荡中去，然后就在里边自杀，可是一直被看得很紧。《苦恋》中的主人公在『文革』时 期，逃到芦苇荡去生活，就是源自我的那个想象，实际上也确实有这样的人。」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白桦的请求。他告诉白桦：「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这对白桦来说，是无比遗憾的事情。
一九八一年全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白桦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上台表态，捶胸顿足，义愤填膺。 唯有吴祖光先生的表态和他们形成反差。吴祖光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
胡耀邦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 《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白桦理解，这是胡耀邦能够说和必须说的话。
九月二十五曰，胡耀邦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陈荒煤事后对白桦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有些人显然还不肯罢休。」十月，《文艺报》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署名的遵命批评文章。后来唐达成见到白桦拱手对他说： 「冒犯，冒犯！」白桦说：「可以理解！」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
一九八一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白桦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胡耀邦、习仲勋、胡启力等前来参加。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白桦不止一次站在众人之中和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拍过这种纪念照，他总是在最后排。甚至在贺龙身边工作那么长时间，他也没有和贺龙拍过一次合影照。这一次他却一反常 态，站在前排李准和李瑛之间，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能看见他。胡耀邦对白桦本人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文化界意味着什么，只有经历过的作家才能体会。
被批判的过程中，白桦就收到数以千计的声援信件与电报，某些刊载批判文章的报纸收到的质问信件要用麻袋来装。他们都是来自弱势群体，和白桦素不相识。一位蒙古小姑娘来信说：「我知道您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作家，如果你无处投奔，热诚地欢迎您到我们草原上来。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张毯子，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双筷子。」读到这儿，白桦泪如泉涌，他觉得这些足够补偿他经历的所有苦难。他说，《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我认为，人们肯定会像我认识到文革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那个伤害不是对个人的伤害，而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伤害。」
「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観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他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 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先生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在北京内部放映的时候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观众和学术界、艺术界的同仁都是肯定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经过特许之后，观看了《太阳和人》，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儿子的心中余悸很深。一九八四年他曾在一封信里劝道：「爸爸，您不能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吗？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学的使命呢？从您的少年时代起，您为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您应该付出 的一切。」白桦覆信说：「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 呢！……」
一生遭遇缘自性格悲剧
他的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不止一次以河流比作文学。「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白桦做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讲话。这个发言影响之大，是白桦没有预料到的。不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都给予了首肯，也受到很多大使馆的邀请。德国大使馆邀请白桦和格拉斯对谈，接受德国电视台的访问。
「我记得，在我讲到反右运动对青年作家、艺术家的戕害时，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拂袖退场。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在他的眼里，我走上讲坛发言就是「右派翻天」。胡耀邦事后曾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至今仍然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感问题，好像不够恰当，他认为「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 、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我的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
一九八二年，白桦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为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文化界思想界的巨大思考和争议。
以往人们所强调的仅仅是在身上体现出的人性光辉：「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司马迁都曾经给予勾践很高的评价。但是，历史明明还记载着在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的卑劣，却常被人们忽略。勾践复国是恢复王位，民众恢复的才是越国，才是越人的尊严。越国灭吴之后，历史给越国民众展现的画面呢？李白有诗为证：「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
三十三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八十九岁的蓝天野在等待了三十三年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俄国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曾被有些人称为是「最阴暗的作家」。他的人道主义却深深地打动了白桦。出国访问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老往「枪口」上撞？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悲剧。我是敏感的人，容易冲动，在中学的时候就搞学生运动，按当地百姓的话是「不安份」。一直到现在，也没完全改掉。」
他说，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思索也许就风平浪静了，但是，没有自己的思索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再也不会「削足适履」了！
诗歌中流淌着的两种东西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白桦：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白桦回答说：「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他的底线是，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朦骗。这一创作观点，同样体现在他后来的长诗中。
二〇〇九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诗人屠岸读后给白桦发来长信。他说：「我深切地感到，〈从 秋瑾到林昭〉将在中国新诗史——不，中国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一名读者，如果他的血还有一点热度，如果他的心还有一点红色，那么他读这首诗时，就不可能不流眼泪，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自省！」屠岸认为，〈从秋瑾到林昭> 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的最高良知，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就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从秋瑾到林昭〉是当前诗坛上出现的一首闪耀着炫目的思想光辉和艺术特色的难得杰作，是中国新诗脊梁之作。
〈从秋瑾到林昭〉獾得 <诗歌月刊〉年度诗人奖，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流泪了.他在发言时说过：「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时时还会长歌当哭，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以为这是幸运的，因为流淌了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他觉得，自己作为诗是幸运的。
二〇一一年，适逢「《苦恋》风波」三十周年，白桦获得由「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承办的第十九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授奖辞说：白桦先生穷其一生的写作和一生的抗争所完成的，不只是浪漫的传奇，而是命定的悲剧。一个失败的英雄枯坐在历史的边际，眼在睁睁看着衰老、看着「鬼魅的狰狞」继绩迫近，而他仍旧像「冰山那样沉重和冷峻」。白桦先生曾经说过，他「相信历史蟪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但这一天是否会到来？那诉说苍凉之美的「唯一的希冀」是否能实现？白桦先生与他的写作、他的跌宕起伏的历史遭际一道，把自己深深置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凉群像中，他们的共同来路和共同的归途，也许就是最后的答案。
「中国历史上优秀的长诗留下的很少。老百姓中流传的多，上升到文学水平的，也就是白居易。我觉得自己七十岁以后的作品，在文字等各方面才成熟。」白桦说。
何谓「成熟一些」？白桦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可以给后人留下二十年的作品。他写悲剧，是希望警戒后人，可惜作品后些米改得比温和，拍成电影后更温和了。
白桦说：「有些作家，认为写作是个人的行为，不需要责任感。我的写作是有责任感的。」
在白桦的诗歌中流淌着两种东西，一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般的思想，一是对唯美的追求。他觉得诗歌一定要用美的东西打动人心，一定要用思想的力量影响人。我觉得诗歌一定要有思想，一定要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一定要体现时代精神，一定要贴近生活，唯此，诗歌才能给我们希望，给中国希望。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礼堂召开颁奖典礼，向白桦先生颁发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授奖辞写道：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剧作家。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诗化电影的倡导者和追求者。他的电影创作中，参透着漾浓的诗意；他的人生履历中，流淌着光影的故事。他坚持原创，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即便为此曾遭受不公，也从未改变立场。他拥有卓越才华，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他曾历经磨难，目光却总是望向高处。他的《苦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大阳和人》，形象地寓意了他的人生。他跟电影是一场苦恋，他的创作，是太阳与人的关系。《山间钤响马帮来》、《曙光》、 《今夜星光灿烂》，他的这些电影作品，回响着美丽的声音，绽放着灿烂的形象，在银幕上留下了永恒的光影。二〇〇五年，他出版了《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这是他的生动写照，也是他的不懈追求。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特向白桦先生颁发编剧终身成就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白桦的《苦恋》遭到批判时，作家叶永烈虽然还没有结识白桦。但是叶永烈关注着白桦的消息，因为那时候他的长篇小说《黑影》被称为「《苦恋》式的作品」而遭到挞伐。同为上海作家，后来他们得以深交。在叶永烈看来，白桦写过许多小说，是当然的小说家；写过许多电影、电视剧本，是剧作家.，还写过不少散文、诗，是散文作家、诗人。但是白桦的本质是诗人。白桦不论写什么，都充满诗意，而诗意正是他内心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
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都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
白桦去世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凌晨发出了第一条微信：多年的老友，一代才子，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白桦，今日凌晨二点十五分驾鹤西去。永远记得他当年的风流倜傥。一路走好，时代疾风中的一株白桦。
在毛时安的印象中，白桦永远是英俊 潇洒的，永远像一个想象中的真正的诗人 那样，带着深沉的大地天空一般的情怀：「在我心中，他就是青春的代名词，哪怕青春已然远去。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愣了很长时间，久久不愿相信。黑色的死神怎么能战胜蓬勃的青春！是的，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疾风中坚守着诗人情怀的那棵挺拔的白桦树。」
白桦生平
1930年出生，河南信阳人。原名陈佑华，四十年代时取笔名白桦。
1942至1945年间远走他乡，半工半读。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中原野战军宣传员。五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小说、电影剧本，发表了著名长诗〈鹰群〉、〈孔雀〉等。1952年调任昆明军区创作组长。1953年创作电影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 1955年任总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和开除军籍。1961年调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1964年再次入伍，任武汉军区话剧团编剧。
文革期间曾在新疆生活。1977年发表反映文革苦难的小说《苦恋》，曾在文埴引起强烈争议和批评。1979年创作了著名电影剧本《李白与杜甫》、《今夜星光灿烂》和话剧《红杜鹃、紫杜鹃》。
1980年《苦恋》被翻拍为电影《太阳和人》。1982年创作了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以其审视吴越争霸历史角度之新引发了巨大的思考和争议。1985年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1990年代退休，2009年发表了长诗〈从秋瑾到林昭〉。2019年1月15日凌晨2时15分 于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寿89岁。
代表作品有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白桦的诗》、《情思》、《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 等；小说有《远方有个女儿国》等；电影剧本《苦恋》、《今夜星光灿烂》等；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等。
凭〈春潮在望〉获1979至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话剧《曙光》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电视剧本创作方面，作品包括《宰相刘罗锅》、《滇池上的月亮》。2011年，获得由「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承办的第十九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2017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向白桦先生颁发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有关《苦恋》
1979年，白桦和彭宁创作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在文艺月刊《十月》上发表。翌年，彭宁将其拍成电影，易名为《太 阳和人》。
《太阳和人》，描写了一位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他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和照顾。青年时期，凌晨光被国民党抓壮丁，被渔家姑娘绿娘所救，两人因此而相爱。后来凌晨光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辗转躲进轮船上，逃到国外，并在当地事业有成。在举办个人画展时，再遇绿娘，两人结为伉俪，诞下一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凌晨光和绿娘毅然回国。原本幸福快乐的生活，却因为「文革」而 毁了一切，一家三口被迫住进一间没有窗户、没有阳光的破屋，凌晨光甚至在他生日时被人打至遍体鳞伤。后来，女儿决定跟男友出国，但遭凌晨光反对，这时候女儿反问：「您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言以对。
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凌晨光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屈原问天》的画；人们一直寻找这位作者，他却以为是便衣警察跟踪，一路逃出首都，藏身芦董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最终冻死在荒原之上。临死前，凌晨光用最后的力童在洁白的雪地上画了一个问号，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的身体。
从剧本改编到电影拍摄，围绕着这部电影文学作品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更引起了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的注意。1980年5月21日，中央书记处成员看了样片，反对电影拍摄。但王任重下达的指示留有余地：「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白桦和彭宁将样片拿到中国电影家协会放映，寻求支持；看过影片的七百多人都说好，感觉是在替知识分子说话。
1981年1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任林杉召集电影评论家、导演和编剧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几乎一片颂扬。然而，样片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党校放映时反响不尽相同：党校有说好的，但批评的意见占上风。有人说，白桦是右派，搞文学工作的人太危险了。在1月14日至2月1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则是一片反对之声。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公开对作家、作品点名并批判。随后电台广播、全国十多家报纸、杂志，如《红旗》、《时代的报吿》、《文学报》、《北京日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媒体转载或配合发表了批判文章。此文提到：『尽管作者曾说作品意在,表现中华民族的凝聚性和向心力』，然而，人们在作品里看到的恰恰是这种『凝聚性和向心力』如何遭到摧残。•作品通过画家女儿之口提出的『您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爱您吗？』逭句尖锐的问话，才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主题……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对于袓国的控诉和诅咒，是散布一种对祖国怀疑和怨恨的情绪。」
文艺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以及在媒体上对垒的阵势，引起了党内高层的注意。胡耀邦和邓小平等人，则从大局出发，寻求的是另一种解决途径。二人都曾就《苦恋》发表讲话，胡耀邦说：「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妥当。」邓小平则说：「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髙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邓小平的谈话传达后，《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判基本上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 神，畅谈对文艺界形势的认识和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
后来，白桦还是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写信的方式，进行检讨。这封信在《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后，《人民日报》又予以转载。
至此，《苦恋》风波归于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