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赢家》2018年10月号
文/周小娟
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明君之一，仁宗朝，北宋的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史家将其称为「仁宗盛治」。可惜他推行的「庆历新政」因遭皇亲国戚和权贵大臣反对而作罢，令北宋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从此走向衰败。但在那个封建年代，宋仁宗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算是很难得，被誉为「守成贤主」确当之无愧。
从贫民到敌人赢得不舍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大宋传到辽国，剽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你说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塚，寄託哀思。」
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势。直到700年后，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出生日，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一一在他之前，所有皇子都天折了。于是他被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
7岁时举行隆重加冠礼
赵祯降生以后，举宫欢庆。真宗更是喜悦非常，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因为其前五子相继天折。在受益不满5岁的时候，真宗就采纳朝中大臣的建议，对他封爵建号，以系人望。授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封庆国公，并规定了月给俸钱200贯。受益7岁时，真宗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再授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进封寿春郡王。制命一下，宋朝各州郡都纷纷上表庆贺。
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真宗命令在皇城内元符观以南，专为受益建造了一座读书学习的学宫，名为「资善堂」。任命宦官入内押班，周怀政为学宫都监，宦官杨怀玉为伴读，任命河北转运使张士逊、左司谏崔遵度被任命为受益的启蒙教师。从此，受益开始接受正规而严格的儒学教育。天喜二年（1018）二月，真宗再次采纳了宰辅向敏中、王钦若等人的谏言，以升州为江宁府，设建康军，作为受益的封地。同时授受益为建康军节度使，并加官太保，封为升王。直昭文馆张士逊、直史馆崔遵度被命为升王府谘议参军，直史馆晏殊为记室参军。天禧二年八月，真宗在崇政殿召见了宰相向敏中等人，出示陈执中的《演要》，决定立皇太子。八月十五日，真宗下诏，升王受益被立为皇太子，并赐名祯，增月俸为2000贯。同时张士逊、崔遵度等被任命为东宫官吏。九月，又举行了非常隆重的皇太子册封礼，赵祯就这样被正式确立为帝位的继承人。这年，他才9岁。
13岁登基为皇帝
乾兴元年（1022）三月，真宗在延庆殿因病逝世，赵祯奉遗诏登基为皇帝，年仅13岁。
赵祯即位之后，奉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事实上，军政大权已经完全被刘太后掌控着。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宰臣们草拟了太后听政的诏制时，初拟「军国大事兼权皇太后处分」，丁谓主 张提出去掉「权」字，副相王曾却力争不可。王曾还援引旧制，主张皇帝和皇太后每隔五日一起御承明殿，皇帝位在左，太后位在右，垂帘听政。丁谓却提岀，赵祯每逢初一、十五接见大臣，凡军国大事由太后与赵祯一起召见大臣决断，非军政大事则由内侍雷允恭传达内外（即由太后来决定）。最后，还是丁谓的意见被采纳。
第二年正月改元，丁谓为取悦刘太后，议改「天圣」（取「天」字析为二人，二圣人同执政之意），得太后赞同。丁谓既得太后欢心，在朝中也更飞扬跋扈。
与太后一起听政
丁谓的所作所为很快激起了朝野的愤慨。当时京城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谓）；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此话传到了刘太后的耳朵，开始对丁谓有些不满意。不久，王曾借雷允恭擅移真宗陵穴一事，奏明刘太后，说是丁谓和雷允恭互相勾结，包藏祸心，欲为不轨。太后听后大怒，杖杀雷允恭，贬丁谓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又贬崖州（今海南崖县）。丁谓的亲信参知政事任中正、刑部尚书林特等人，也先后被贬。王曾被擢与冯拯为相，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鲁宗道被擢为参知政事，任副相。赵祯也改为每逢三、五天与太后一起御承明殿听政。
对当时朝廷中发生的变动，年幼的赵祯既不过问，也无兴趣，除了陪太后例定的坐朝听政外，仍专心于练他的书法，致使他后来的飞白书，体势遒劲，颇有功力，在宋代皇帝中，堪称首属。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宋仁宗也是逐渐成熟起来，处事方面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与思想。慢慢地他开始练习处理政事，开始逐渐摆脱太后的约束与管制。15岁时，由太后做主，为他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他十分不满，因为他此时正热恋着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才人。他以疏远郭氏，进张氏为才人，又进为美人的办法，来表示对太后专擅的不平。尤其是刘太后掌权既久，百官群臣慑于太后的独断，多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闭塞。赵祯借唐代设轨函的故事，与参知政事共商，禀明太后，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政得失的上书。明道元年（1032），又诏设置谏院，知院官规定由皇帝亲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阙失、大臣及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等，都可以上书谏正。
范仲淹得罪太后被贬
天圣七年（1029），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书，请刘太后撤帘归政，触及太后忌讳，被出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次年，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建议除军国大事外，余皆由赵祯独自处理，又忤太后意，被贬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接着再有林献可、刘涣等人先后上书，力请太后还政，引动刘太后肝火把他们远贬岭南。对发生的这一切赵祯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不满。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卒，遗诰赵祯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听政如旧，军国大政同杨太后一起裁处。最后在宣布刘太后遗诰时，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语，只存后语。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至此，赵祯结束了他的儿童皇帝生活，开始独立主政。
赵祯亲政以后，首先大规模地进行人事调整，首先罢黜内侍罗崇勋等人，接着把被刘太后所亲信的人如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和范雍、参知政事陈尧佐和晏殊等人，全都贬为外官。宰相吕夷简虽力助赵祯，也因被怀疑曾依附太后，被罢相，贬出判陈州。赵祯重新用张士逊、李迪为相，任用翰林侍读学士王随、权三司使李谘共参国政。因劝太后撤帘归政而被贬的宋绶、孙祖德等人，也先后被擢重用。
「内忧」刚平「外患」接踵至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因是岁旱蝗，有人提出应改元以应天变，导迎和气。还有人提出，明道之前建元天圣，是当时丁谓为取悦太后所为。后改明道，「明」字日、月并列义与天圣相同，也应改元。赵祯于是下诏，明年改元「景祐」。赵祯对刘太后为他立郭皇后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故以郭后无子为借口，废郭氏为尼，幽居长宁宫。范仲淹也因谏被贬为外官。
郭后既废，赵祯专宠尚氏、杨氏等人，酒色度日，弦乐之声，昼夜不断，闻于宫外，政事渐疏。尚氏等人竟在后宫以「教旨」发号施令，赵祯本人也因酒色无度而病。一时宫廷传言，流布道路，朝议大哗。百官群臣以国为忧，纷纷上书，要求整肃后宫，杨太后也亲劝赵祯。景祐元年（1034）九月，诏立刚刚入宫的前勋臣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皇后之争暂时平息。
不断「内忧」刚平，「外患」也接踵而至。这时，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迅速发展起来。景祐五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制文字，礼仪制度，完成了建立西夏王国的巨大事业，成为宋朝西边的强大竞争对手。
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打探宋朝动静。大臣久议不决，直到这年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司爵，欲对西夏进行征讨。十一月，元昊却先发制人率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分兵3万围攻承平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并声言攻宋朝西部的边防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
打西夏起用韩琦为统帅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赵祯忧心忡忡，召诸臣商议对策。不得已，赵祯起用主战的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复失地。
宋军稍获胜利，赵祯以为元昊惧宋，又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元昊恼怒非常，于庆历二年（1042）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赵祯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军围攻，部伍相失，阵乱溃败，死伤兵士9400余人，损失战马600余匹。夏军乘胜直驱渭州（今甘肃平凉），幅员数百里，庐舍焚荡，居民遭掳。
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赵祯不得不谋求与之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1044），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亘额「岁赐」。赵祯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13万疋，银5万两，茶2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北方契丹虎视眈眈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赵祯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沾边延长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祐元年（1034），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做出侵宋的准备。赵祯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1042）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赵祯，质问宋朝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割让于契丹。赵祯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赵祯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20万两疋。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又是次「澶渊之盟」。
景祐二年（1035）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核，赵祯命李迪、吕夷简处理此案，吕夷简暗奏赵祯，李迪党庇范讽。赵祯不分青红皂白，即将李迪罢相，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相，实际上是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迎合赵祯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承，使宋王朝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效法唐太宗腐开仕路
赵祯亲政后，效法太宗「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作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人取额多达干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起，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上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吏局面日趋严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虽屡屡战败，所任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断扩充军队，使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猛增了一倍多。
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着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赵祯亲政后，擢范仲淹任谏职。当时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赵祯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严酷的现实使赵祯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后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他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诏，让他们倏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谘访奏闻。他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座和笔箚，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提出十项改革主张
范仲淹随即上了《答手诏保陈十事》的奏疏，提岀了十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略去、减徭役覃恩信、重信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粥、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施行，号称「新政」。
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皆是，可小范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了吗？也不尽然。学几笔小范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宗不会看不出。
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苦一家人。」
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苦那就害了一路百姓苦。」
文彦博接任宰相职位
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繁华。
在处理国事方面，宋仁宗也处处体现宽大为怀的精神。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回来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因此建议出兵讨伐。宋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高丽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最终对出兵高丽事置之不理。
包拯和宋仁宗在朝堂上事吵
正因为宋仁宗具有这种仁德和气量，所以在他统治时期，才会出现包拯这样的直臣。包公不仅敢和宋仁宗在朝堂上事吵，而且唾沫飞到宋仁宗的脸上，他也不管不顾；也正因为宋仁宗具有这种开明和民主的作风，所以在他统治时期，才会出现杜衍这种不给皇帝留情面的宰相。
庆历四年（1044年）9月，杜衍担任幸相后曾向宋仁宗提出，一律免除武将兼任的地方职务，理由是武将兼任地方职务，是一种权宜做法，一是为了解决战争年代武将待遇较低的问题，二是出于边防事权统一的需要。如今是和平年代，武将兼任地方职务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说，现在能够兼任地方职务的武将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纨给子弟，而那些没有背景 和门路的人，则享受不到这种优惠待遇，因此是不公平的。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为了做到一视同仁，所以必须免除他们所兼任的地方职务。宋仁宗全同意杜衍的意见，当即指示：就把这一建议作为正式规定下发执行，并通告全国。
然而，这一文件刚刚颁发3天，就被宋仁宗自己给破坏了。这天，一位担任重要军职并与宋仁宗关系极为亲近的外戚来到宫中，像牛皮糖一样缠住宋仁宗，硬要他答应让自己兼任某一地方的行政职务。宋仁宗天性仁慈，就点头同意了。很快，一张由宋仁宗亲笔书写的关于「任命某某某为防御使、四厢都虞侯、知南京」的「内批」就送到了宰相杜衍的面前。为了表明此次破例确实情况特殊，宋仁宗还特意在「内批」上注明：「任何人不得以此为例，跟着起哄。」
杜衍对仁宗「内批」也敢拒绝
看到这张「内批」保子，杜衍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第二天，他就把「内批」当面送还给了宋仁宗，并说：「皇上刚刚降下圣旨，一律免除武将兼任的地方职务，现在怎么又从宫中批了这么一张条子下来？」宋仁宗感到很难为情，他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事情确实出于无可奈何。」一边又用讨好的口气对杜衍说：「爱卿就看在朕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勉强办理这一次吧。」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杜衍应该不好再驳皇上的面子，赶快回去起草文件，按宋仁宗的意思任命该官员。然而，只见杜衍正起脸色拒绝道：「您就说杜衍不肯。」由于有杜衍的严格把关，这位外戚想兼任地方职务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皇帝「内批」用人，其做法多半是为了酬谢私情，也为宵小之徒打开了跑官要官之门，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宋朝官吏任免程序，事先都得通过中书、门下的考察推荐，也就是必须经过正常的铨选途径确定任免名单，然后报请皇帝批淮，这才算正当和合法。但话又说回来，在皇权大于法权的古代，官帽都装在皇帝的口袋里，他要任命谁担任什么职务，只要皇帝一意孤行，坚持己见，谁又能阻挡得了？宋仁宗能尊重宰相的意见，已称得上是明理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