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2018年11月16日
文/叶健民
陈明銶老师走了。走得很匆忙，没有跟任何人说再见。
我不是陈老师的学生，但他偶尔会对人说我是他的弟子。这大概因为他与我的硕士论文老师卜约翰教授（John Burns）相熟，所以也爱屋及乌勉为其难算我是半个学生。当年香港大学的教席被英联邦国家的大学训练出来的教授垄断，他们两人出身美国名牌大学，一个哥伦比亚，一个史丹福，绝对是稀有品种，所以也特别投契。我也因此偶尔有机会在饭局陪吃陪喝，与陈老师开始拉上半点关系。
但有机会认真认识这位前辈，还是因为在学生会工作的缘故。1985年我在港大学生会担任外务副会长一职，那也是王赓武教授来港大出任校长的时候。王校长在星、马工作的一段时间，曾有整顿当地大学学生会的往绩，所以对他，我们起初还是有点戒心，一直盘算如何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学生会不是好欺负的。我们原本的构想，应只是一些儿儿嬉嬉的意见书，又或者行礼如仪的例牌示威动作。
但陈老师的参与，却令整件事情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文灼非和袁耀清都是文学院学生，所以不时有机会求教陈老师如何部署去应付快将上任的校长。那段日子，时时刻刻可以在学生会总部见到陈老师身影。
他当年身形庞大声如洪钟，总是人未到声先到，在办公室门外已会大叫「阿清响边？非哥做乜仲唔出来？」场面很有电影感，人人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气场。老师的建议，却把整个计划提升为一个校务发展的重要讨论过程。在他的指导下，文、袁两人写出了厚厚的《新校长报告书》，详细提出学生会对校政参与、学生权益以至大学未来的种种期盼和要求。而这份文件，也成为了我们日后与王校长理性讨论的重要基础。
但陈老师绝对不是那种和颜悦色循循善诱的教授。在他旁边经常有一班慕名而来的学生，个个都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但每一个都有曾经被他骂个狗血淋头面无人色的痛苦时刻。这些同学后来不少到海外深造，在申请学位、奖学金以至毕业后找寻教席碰上困难时，陈老师又总是愿意四出奔走尽力帮忙。这种种恶形恶相的背后，就是恨铁不成钢的咬牙切齿全情投入，说到底还是一份关心和重视。
勿被个人得失盖过对群体的关爱
这种心情，同样也见于他对港大的爱惜。他确实对自己的际遇感到愤愤不平，也总爱在大庭广众高声讥讽奚落大学高层。他最爱的一招，是在午饭时间挤得满满的升降机内发表伟论，指名道姓说这个那个要员与自己这个「低级讲师」开战。但在学生会的日子中，我从侧面看出他对大学始终爱护有加，还是努力透过我们这帮学生苦口婆心地去对校方提出大学改革之道。不要被个人得失感受盖过了对自己所珍惜的群体的关爱，是陈老师给我上的重要一课。
但陈老师也是一个很孩子气的人，有时候也确实令人有点烦。2005年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城市大学工作。当年我组织了一个关于六七暴动的小型研讨会，但由于经费有限，只能邀请对这方面曾发表过文章的专家学者出席。但陈老师不知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开始不断从美国打长途电话给我，质问为何还未收到邀请。当时我心中有鬼，因为由始至终没有打算请他回来，自然不敢回电。
过了几天，我到澳门参加一场学术活动时，有一位刚相识的朋友煞有介事地走过来跟我说：「你就是叶健民？陈明銶教授说你竟然斗胆没有邀请他到你的研讨会……」我惊魂未定，自然更不想给陈老师找到。有趣的是，他最后给了我一段电话留言，说他刚接受了加拿大政府要员邀请，要到多伦多作访问，所以没有时间应酬我，叫我不要再找他……自此以后，我一直「畏罪潜逃」，一段时间努力回避陈老师的视线。但孩子性格的好处，就是容易生气但又不太「记仇」。年多以后，陈老师又回到香港主动再找我谈合作事宜。
以知识为信念开山辟石
陈老师就是这种大情大性的老顽童，永远信心满满口若悬河，对看不过眼的场面绝不留情左右开弓，但对关心的人和事又会全程投入倾力支持。他为人棱角显现，忠于自己却又关心社会，一生以知识为信念开山辟石，义无反顾。
大学教授，本来就应是这模样。陈老师身处的年代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岁月，那时候教授们不需要如今天学院中人般整天要盲目追求「影响因子」竞逐排名，可以有很多空间去追求学问贡献社会。但当年很多老师只会尽情享乐但求快活，整天在高级教职员休息室流连，打打桌球喝喝红酒，东拉西扯侃侃而谈便过一天。
这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老师，比比皆是。但陈老师由始至终对自己、对学术、对身边的人有所要求，从不松懈。就是后来回到美国过着半退休生活，他还是愿意为自己关心的香港研究四出奔走马不停蹄。直到最后一刻……
老师教诲终生受用
陈老师性格急躁，时间永不够用，走路总是连走带跑，说话也是连珠炮发，绝无冷场。他以这种匆忙方式离世，对他来说大概就是最恰当的离场办法。陈老师或许会认为自己壮志未酬，还有很多工作未有完成。但他也许不知道他一生对历史研究的执着和对学术的投入，早已影响了不少后学。他坚持以知识介入社会的步伐，也成就了不少公共知识分子。我无缘成为他的弟子，但老师这些教诲，终生受用。